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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千家驹:入党是我平生的最大错误



著名经济学家、民国时代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和杨梨音1936年结婚照。(网络图片)

接续〈经济学家千家驹见证中共享流氓手段消灭外资企业(组图) 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痛述追随共产党的报应(上)〉一文

 

谴责红卫兵杀人为乐,杀人比赛


文革期间,红卫兵批斗殴打老师。(网络图片)

年谱中,千家驹对文革中被卷入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案,述之甚详。他说,该案完全是“中国最大的阴谋家毛皇帝布下的陷阱”。原来是毛看了湘剧《生死牌》后,号召向海瑞学习,直言敢谏“五不怕”,而由胡乔木动员吴写出的剧本,毛完全知道吴的写作与彭德怀罢官无关,为的只是以此为文革打破缺口,进而三家村,彭罗陆杨,直到刘少奇。而株连千家驹,是因为他与吴是莫逆之交,有五同之谊(同乡、同学、同年、同盟、同为胡适高足),被揪出来则是“文革暴发户戚本禹的功劳”。

胡适一九四九年匆匆离开北平时,有许多书信日记未带走,封存近代史研究所中,戚布置打倒该所负责人后,查抄了档案,找出吴给胡适的几封信,就作为勾结“美帝走狗”的罪证公布出来,其中一封是吴介绍千去见胡适的,故千家驹便成了“黑帮份子”、“蒋匪帮走狗胡适的徒子徒孙”。

对文革初期,毛纵容红卫兵打砸抢、制造红色恐怖,“打死人的事,如家常便饭”,千家驹愤怒地写道:

不是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吗,在检阅时,毛皇帝说“文质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要武,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六个,她为了胜过别人,就打死八个。这都是真人实事,如非身历其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恐怖时代。我有几个朋友就是这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曾做过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冯国璋的儿子冯致远夫妇即为一例。其恐怖与野蛮远远超过希特勒,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如果说“史无前例”的话,那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红卫兵横行不法,演变到后来就私设公堂,滥用酷刑,以打人杀人为乐的无法无天局面。尤以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西纠(西城纠察队)之残酷野蛮、严刑拷打、残杀无辜,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许多人一听到“西纠”无不毛骨悚然、谈虎色变,他们甚至以打死人为荣,杀人为乐,几个红卫兵在一起作杀人比赛,如此无法无天,我想希特勒的法西斯治统治以及他们的残杀犹太人,中国历史上武则天之任用酷吏以及明末魏忠贤设立东西厂,残害忠良,也决没有如文革时期,红卫兵之以打人杀人为消遣乐事那么疯狂吧!

被抄家、批斗、愤而自杀的经过

千家驹详细描述了他被红卫兵抄家殴斗的经过。事情是在同院居住的江西办事处主任张克举的策划下进行的,被千称为“混账王八蛋共产党员”的张某早就想霸占千家的房子不得而挟私报复。

红卫兵把千家打得稀巴烂,而且用皮鞭抽打千家驹及其妻子与女儿,边打边喊“有毛主席撑腰,打死你白打!”最后抄出银行存折,发现只有一百元存款。完事后,竟不知道斗争对象姓甚名谁,只知道是“香港来的大资本家,黑帮份子”。

接着,一辆小汽车又把千家驹拉到民盟总部,和章伯钧、吴晗一起接受批斗。三人跪在台上,口衔一块牌子,上写着三反份子,然后反手坐“喷气式”,恭听大会声讨,群众不断地向他们吐口水,三人则汗流不止。千家驹回忆起这段奇耻大辱,用着重号沉痛地写道:

我在北洋政府时期,曾经坐过牢,戴过脚镣,但未受过酷刑。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过政治迫害,但未被捕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南京领导北大学生示威,集体被捕,隔一天便释放,想不到在解放十七年之后,竟在我终身为之奋斗的共产党统治之下,受了这变相的酷刑。我想这就是我追随共产党一辈子,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应有的报应吧!

被斗后,千家驹家被查封,只留下一间半房子一家住,还要扫地出门。在此绝望之际,千家驹说:

我实在想不通,一辈子跟共产党走,竟会落得这样的结局……我已无容身之地,这成了一个什么世界,我决心了此残生,一死了之。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家人知道自杀事件后,妻子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

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

 

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言念及此,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千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肋骨,不给医疗,第二天就拉去批斗,因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他痛感“在共产党统治下,竟连死的自由也没有。”

批斗会上,千家驹挂上五块牌子,还要自己布置会场,打扫卫生。开完会,经李先念批准,正式停职反省,成了专政对象,天天扫院子,强迫劳动。

后来抓“叛徒”盛行,千家驹又因一九二八年被捕,而定为“叛徒”。他回家对长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料竟被亲子揭发。加了一项罪名,天天劳动前,要向毛主席请罪。

经过文革这样残暴的折磨一年多后,共同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妻子杨梨音,旧病复发去世。他们于一九三六年元旦结婚,证婚人是胡适,介绍人是范文澜。当时胡适在婚礼上致词还开了一个玩笑,说“千先生是北大学生捣乱的头儿,思想一向是很前进的,但今天的婚礼古色古香,新娘子姓杨,我看千家驹从今天起变成杨家驹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千家驹以“妻亡子散、孤苦零丁”的心情,把九十五岁老母亲寄养在姐姐家,以待罪之身发落五七干校,一九七○年他在干校作了一个“自诬”的检查,给自己扣上一大堆帽子,被批判一通后,算是获得“解放”,七二年回到北京。

 

六四惨案后皈依佛门“看破红尘”

千家驹写道:

我对毛的评价,比较忠厚的说法是治国无方,功不抵过,三分是功,七分是过。但按春秋笔法,则不能不说毛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昏君、暴君。他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给知识分子的迫害,是无可比拟的,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文革后,千家驹复出,十多年间以敢言的姿态对中国经济、教育、社会等问题直陈己见。走遍了大部份省市,也出国访问,备受尊敬。

一九八九年北京六四惨案发生时,千家驹在深圳,翌日致函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表示血腥镇压,人神共愤,卑劣无以过之,奉劝广东当局对学运要克制,网开一面,为广东人民留一线生机。

同年七月飞美国讲学,定居洛杉矶。终于在十一月皈依佛门,成为佛教徒。

一名自幼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为何在八十岁高龄要遁入佛门?千家驹回答说,“一句话,看破红尘,红者共产主义也。”

他回顾中共建国以来历程,批评中共还把文革的宣导、组织者毛泽东当为偶像膜拜。他指出,苏联东欧的彻底崩溃,“百分之百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此路不通。”二十世纪整个历史都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都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千家驹坦承,“由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彻底幻灭,加以对名利观、生死观早已看破,所以我决定皈依佛门。”

千家驹先生的一生,是一位有非常强烈使命感的传统读书人的一生,从学生时代起就“误入歧途”卷入红潮,不能自拔凡数十年之久,在今日大陆统治阶级的权势和富贵中,有他一份贡献在内,然而,经过毛泽东暴政的炼狱洗礼,他终于大彻大悟,在生命的最后完成信仰的蜕变,并以“自撰年谱”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他的大智大勇超过了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左派的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令人相信,中国士人的正义之气并未断绝,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中国还有希望。

(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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