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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中的高层政治斗争真相


1980年,吴法宪在公审大会现场

庐山会议与批判彭德怀

吴将军的回忆录下卷开头是“文革的前奏”,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说起。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毛泽东在党内发起的一次维护个人权威、打击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运动,它以打倒所谓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为代价,成功地阻止了党内对毛泽东自发动大跃进运动以来种种严重错误和倒行逆施的批评、批判,也正是由于这次党内斗争,毛泽东和中共的左倾政策和路线更加变本加厉,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庐山会议进行之时吴法宪并未与会,而是和空军副司令王秉璋赴大连疗养,但是吴随后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有些内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思考。

据吴的回忆,庐山会议还未结束时,空军司令刘亚楼给吴打了电话,异常兴奋地告诉了吴会议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决定由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刘亚楼为何对此如此高兴?吴认为这主要与彭德怀和刘亚楼之间关系紧张有关,彭主持军委工作时对刘亚楼和空军系统有看法,并常持批评态度。吴举例说,空军内部丢失了一个笔记本,记载了空军后勤部门一部分的“五年计划”,彭德怀大为不满,多次指责批评空军领导,一次还骂到吴的头上,彭不仅指责空军,连负责公安的罗瑞卿也一起骂了,甚至将状一直告到毛泽东处。如果仅仅丢失了一个笔记本何至于彭德怀如此兴师动众地抓住不放呢?吴认为,这是由于历史上彭领导的红三军团与林彪领导的红一军团曾经发生矛盾所致,特别是对当时罗瑞卿、刘亚楼这几个红一军团的主要骨干和代表人物不满,以致日后彭德怀借题发挥,在彭主持军委工作时对罗刘等人常持批评态度。

罗刘对彭之态度与对林的态度则决然相反,罗刘在历史上都是林彪的老部下,都是红一军团的主要干部,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就形成了坚定的友谊,林对罗刘二人都大胆使用,充分信任,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共建政之后,林罗刘三人虽不在一起工作了,但还是经常见面,关系如故。这种在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友情与关系自然异常稳固。林彪上台主持军委工作,提议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成为军队的关键重要实权人物,实乃顺理成章也,罗刘对林的上台当然高兴。

据吴的回忆,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黄,也是采取人人发言,个个揭发的方式,刘少奇、陈毅、林彪等相继发表讲话,刘少奇给彭定调为“右倾机会主义”,彭有野心要夺权。然后分组批判彭黄二人。吴对黄克诚的揭发,只有一条对黄颇有伤害。吴认为黄有本位主义,原来黄在新四军三师工作时,曾有一些剩余的黄金,后来黄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从东北到天津,后又带到湖南。吴的本意是,黄应将这些黄金上交给上级部门,而不应一直带到湖南。然而,这一“揭发”日后却成了黄贪污的证据,令黄痛苦不已,实也违背了吴的本意。吴在回忆录中再次表示了自己的歉意。

会议开了几天后,罗瑞卿来到黄克诚组,厉声责问黄为何造谣说长征途中罗杀了红三军团的人,黄说是钟伟所言,钟伟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为黄作证的确是罗下令将红军中掉队走不动的人打死。吴法宪自己也知道此事,但是当时只有钟伟一人不避个人前途之安危出面为黄克诚作证。在这种形势下,吴也不得不“揭发”黄的问题,此后吴还参加了军委批斗邓华、洪学智的会议,吴本人却没有再揭发此二人的问题。显而易见,罗瑞卿在这场批判彭黄的斗争中是多么积极、卖力。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从中共党内军内斗争的情景来看,所谓揭发的问题大多是牵强附会,欲加之罪,只要“上面”将某人划为“反党集团”,别人就不得不群起而攻之,墙倒众人推,人们只有揭发批判得越狠,越能表现出对党和对毛的忠诚。吴法宪自己感叹说:“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来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人,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真是妙哉斯言,善哉斯言。

七千人大会与林彪的讲话

1962年初中共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来自中央中央、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委、县委等负责干部,达七千人之多,故称之为“七千人大会”,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超大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针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加以总结,以便清理左的错误,统一全党认识,进一步落实“巩固、充实、调整、提高”的政策。显然,这次会议即使不是明确针对毛泽东而来,至少也要针对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和政策,扭转这些人为造成的极左局面。显然这次大会的主基调就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而刘少奇带领一班人搞出来的报告更让毛泽东如坐针毡,由此,毛泽东开始表态反击,不仅认为该报告只看到现象,没有分析,更要重新起草报告,当场给刘少奇等人一个难堪。

林彪在1月29日发表了一个讲话,对毛泽东大肆吹捧,林彪的讲话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林彪这个讲话长期以来被人们所诟病,指其为无原则的替毛解围,实乃为虎作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此事,林彪的讲话当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正确所为。可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背景,即林彪为什么会在这种场合发表这样一通讲话,林彪的真实想法又是什么?吴法宪的回忆给了我们一个可信的答案。

军队作为一个整体虽然有相当一批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但是军队代表们的看法与地方干部就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有明显的区别。一来军队讲究纪律,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没有上级领导的指示,军队代表通常是不会主动发言的。其次,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林彪和几个老帅们以及罗瑞卿、萧华、谭政、刘亚楼等人都对军队的干部们打了招呼,要求大家不要乱发言。军队并未卷进地方的工作,大跃进、大炼钢铁都没有军方的事,所以也不存在“出气”的问题。再次,军队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希望林彪出面讲讲话,其中不仅有老帅们还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人。吴回忆说:“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都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林彪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理由是:从历史关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所以,不论是地位,还是威望,或是时机,只有林彪这时候出来讲话最适合。否则就难以缓和形势,维护局面。这一说,就把林彪鼓动出来了。”这些情况都是空军司令刘亚楼告诉吴的,而当时刘亚楼与林彪的关系非常密切。林彪同意出面讲话后,刘亚楼高兴地对吴说:“林总愿意出来讲话了,我们都认为只有他出来讲话最好。”

林彪讲话的大致内容,现今大家都已知悉,此处就不赘述了。林彪的讲话和后来毛泽东的讲话成功地扭转了会议的气氛,毛泽东虽然作了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是极左思想的根子并未触动,当然更谈不上从体制的角度予以制约、预防。刘少奇后来重新搞出来的报告实际上已大大后退,但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也由此肇始。林彪自己是怎样看待此事的呢?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讲话后,军队的干部们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讲话讲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为然,他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这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由此可见,林彪并非没有自己的见解,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完全清楚党内矛盾的存在,他也意识到毛泽东的失误所在,但在毛刘关系紧张和中央上层出现裂痕之际,林彪不得不在“忠君”和“党内大局”的面前选边站在了毛泽东的一侧。林彪的选择在关键时刻,在最大程度上支持了毛,毋庸说这就是林彪的局限性,同时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抹不去的污点。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若干活动

文革当中周恩来所起的作用,一直是个引人关注的话题。海外有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国内则有刘武生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周恩来在国内一直是个正面形象,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国内史学界大都认为周恩来以各种方式抵制了文革错误路线,与林彪和江青集团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周恩来在文革时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云云。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吴法宪以其亲身经历提供给我们许多事例,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周恩来在文革当中所起的实际作用。

(1)周恩来推荐林彪接替刘少奇在党内的职务。周恩来在1967年秋天告诉吴法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对准刘少奇。毛泽东问周恩来“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毛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1966年8月7日晚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第二天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接林彪回京。周还特别交代说“要绝对保密。这件事,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当接林彪的专机抵达机场飞机滑行到机场在跑道一头停下时,周恩来立即登机面见林彪,汪东兴代表毛泽东也赶到机场,周汪二人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旨意。(此处吴的回忆有误,据《毛泽东传》,林彪是8月6日被专机从大连接回北京的。)

(2)1966年8月8日周恩来亲自向军队主要领导人打招呼,传达毛泽东的“大字报”精神。与会者除吴法宪外,还有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肖劲光、苏振华等人。周恩来将毛的“大字报”向众人连续念了两遍,并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

(3)周恩来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1966年10月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点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与会的各地干部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对于批判刘少奇并不积极,会议开了许多天却效果不彰。经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给吴法宪下令,由空军派出专机,将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接来北京,一起参加讨伐刘少奇的大会。这些造反派头头一到北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刘斗争。吴法宪回忆说“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正林等人是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人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在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造反派的与会终于在会上掀起了批刘高潮。

(4)周恩来大力支持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对付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锐利武器,毛泽东靠着这批“革命小将”的敢打敢冲,迅速击溃了党内当权派的势力。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红卫兵,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周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全部和中学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地到北京来。”吴法宪回忆说“每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要做大量的具体组织工作。据我所知,这些工作非常繁重,也可以说是中央和北京市各部门一个额外的沉重负担。接见之前,周恩来每次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国务院、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研究组织和安全工作,布置好警戒。我们这些跟着周恩来做具体工作的,也经常要忙上几天几夜。”由于运输系统的饱和和巨大困难,周曾请示毛泽东对串联人数加以限制,但是毛泽东却坚持搞大串联不变,周恩来不得不召集国务院、北京市和军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全心全意“接待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毛泽东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由于机场跑道不够长,周恩来亲自布置,军队连夜施工,临时扩展机场跑道,两侧各延伸250米,并筑路修桥,以便大队人马顺利通过。毛泽东接见完后,由于散场时过于拥挤,有几十人被挤伤,周恩来立即命令吴法宪将这些人送到空军和海军的医院,周恩来还亲率吴法宪等人前往慰问。红卫兵大串联到了井冈山,由于山上没有足够的粮食,学生出现断食现象,周恩来紧急动员武汉、南昌、广州、福州、杭州等人群众蒸馒头,做面包、饼干和点心,命吴法宪派空军飞机向井冈山空投食品,前后持续了半个多月,才使大多数学生免于饿死。

(5)周恩来对林彪的大力支持。8月31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亲自安排了检阅车辆,毛泽东与贺龙为第一车,林彪是乘第二辆车。但这次检阅的照片要登报时却出现了问题,即如何在报上予以说明,最后周恩来发明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一词,以突出林彪的地位。“亲密战友”一词也由此传开,为报刊广播广为使用。吴法宪回忆说“在当时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我听到周恩来不论是会上讲话,还是在会下打电话,对林彪都是统称‘副帅’,经常说副帅如何如何。最后,这称呼成了他的口头禅,不称‘林彪同志’,只说‘副帅’。”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是十分密切的。

以上这些内容仅仅是吴法宪回忆中的一小部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实际上还作了其他大量的工作。证诸这些史实的目的在于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绝不是“抵制”和“反对”了文革运动,相反,周恩来是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文革的,没有周恩来所起的关键作用,文革运动很难这么声势浩大、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也实在看不出周恩来是如何与“林彪、江青集团作坚持不懈的斗争”的,周恩来积极配合了中央文革小组,起了江青等人起不到的作用。周恩来也绝非“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这么简单,这一说法无非就是为周恩来的文革所为作开脱。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周恩来是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的“总参谋长”,是保障文革顺利进行的“总后勤部长”。

林彪与军队文革之关系

长期以来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丑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蓄意搞乱全国全军,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这种观点也是国内史学界最为流行的说辞。然而历史真是这样吗?吴法宪在其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信的资料,有助人们进一步厘清这段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吴法宪回忆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面对风起云涌的文革风潮,林彪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林彪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师生可以分期分批来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但检阅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第二、来京后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由领导带队;第三,来京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林彪还于1966年10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实际上也是被毛泽东和整个形势逼出来的,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要与地方一样,按照十六条规定办,但该指示还说“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尽量对军队院校师生的文革活动予以限制。

(2)林彪对文革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态度。由于军队院校的不少学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冲击国防部,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机构,号称要揪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主任萧华等请示叶剑英后,打算严肃处理,对于闹事的头头还要抓捕。但是林彪没有接受这些建议,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对这些学员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事故甚至悲剧,林彪宁可采取克制政策。

(3)利用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保护军队的干部。1967年1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林彪的本意是借开会的名义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予以保护。林彪还规定,不经过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单位,另外林彪也想让与会者集思广益商讨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每天都向林彪作汇报,周恩来也常来与会。会议首先制定的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第二个文件就是著名的“军委八条命令”,这是林彪口授,并争得其他几位老帅得同意后,报毛泽东批准执行。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个文件就是《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得几项规定》,军以上机关的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许自下而上夺权。军以下机关则坚持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此外,会议还制定了其他文件,如《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文件都是叶剑英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与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的冲击的指导思想。

正是由于林彪和军委其他老帅们的共同努力,军队的局势得到控制,稳定的军队后来通过“三支两军”稳定了全国的局势。总的说来,军队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既保护了一批老干部。也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同时也减少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稳定的局面使原本中断的工农业生产得以逐步恢复,使全国的交通、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得以正常运行。事实上军队系统正是日后粉碎“四人帮”的坚强柱石。

吴法宪总结说:“林彪倒台后,有些文章说:林彪是个反军、乱军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煽动在军队搞全面‘四大’,拼命想把军队搞乱,等等。这个说法显然极不客观,也是极不负责任的。林彪是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什么要一心把自己搞乱?这个说法于理不通,也绝不符合事实。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自始至终都在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激烈的冲突。”

仅就稳定军队这一点而言,林彪功不可没!

谁应该对刘少奇等人的被打倒负责?

翻开1980年11月2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我们看到了如下的指控内容:“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该起诉书列举了受诬陷的党和国家名单: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三十余人的名单。似乎这些人的被打倒和被诬陷都仅仅是林彪、江青等人所为。然而历史真的是如此之简单吗?

夺权斗争首先是从上海开始的。1967年1月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赫市长曹荻秋被造反派打倒。吴回忆说“上海的夺权,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决策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全面夺权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毛的号召下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夺权活动。吴说“这些情况都是在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后,江青透露给我的。”

与军队干部相比较,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冲击,而这千千万万被打倒的干部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刘少奇等人。吴法宪回忆说“从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开始,刘少奇便处于了一种”等待被彻底打倒“的状态。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他还是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这种不尴不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从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江青、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开始相继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而且口径完全一致,可以断言,这绝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

关于陶铸的被打倒,吴法宪回忆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就在接见湖北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宣布,‘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还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几天之后的一月八日,毛泽东就在中央会议上认可了江青他们关于陶铸的讲话,并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批准了打倒陶铸。”

关于彭德怀文革中的被迫害一事,吴法宪回忆说“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是勾结在一起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了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就亲自布置,要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去四川把彭德怀揪回北京。周恩来闻讯后,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赶去,将彭德怀接到卫戍区监护起来。”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期间还给毛泽东写信。吴认为“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彭德怀当时对毛泽东还寄托一线希望,但毛泽东根本没有去解救他的意思。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在北京狱中含冤逝世。”

贺龙元帅是文革中军内被迫害致死最高级领导人之一。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〇一医院逝世。”

关于贺龙之死,过去官方的喉舌无不归结为林彪的迫害,可是为什么林彪要迫害贺龙官方却一直说不出个所以然,最后只好说贺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障碍。但是林彪在文革初期就是中共唯一的副主席兼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无论如何也构不成对林彪的威胁,林彪有什么理由与贺龙过不去呢?再说,涉及贺龙这一级别的干部只有毛泽东才能决定他们的命运。显然,贺龙的倒台与林彪的关系并非如官方说的这么简单。吴法宪回忆说“至于毛泽东等人为什么要打倒贺龙,我不得而知,但当时我曾听说过几件与贺龙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总参王尚荣、雷英夫反对杨成武代总长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蔡顺礼反对莫文骅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军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这几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关于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属实的。”显然,那些所谓的揭发材料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只是这些“揭发”被专案组上纲上线,扩大成了贺龙反毛的罪证。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了一番讲话,也提及了贺龙的问题,毛泽东说:“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毛泽东特别提及的揭发人不是林彪嫡系四野的人,成钧、许光达、廖汉生都是贺龙自己的亲信。毛泽东的态度最终决定了贺龙的命运,这些又岂是林彪能作的了主的?

中共后来将刘少奇等领导人被打倒被迫害的责任全都归罪到林彪头上,实乃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为毛泽东作开脱。林彪文革中并非没有错误和责任,但是将原本不该林彪负的责任加诸在林彪身上当然是极不公正的,这是我们必须予以指出的,而吴法宪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靠的资料。

“杨余傅事件”

文革史研究中有一些较为复杂的事件,不太容易解释清楚。以笔者愚见,“杨余傅事件”就是一个悬案。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官方的一家之言当然不用说了,官方只是将一切罪过往林彪和江青身上一推就行了。史学界之所以解释不清这段历史,关键还在于没有把握住该事件的本质,有些关键的史料未曾披露,而当事人在事后由于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局限性很大,往往推诿或掩饰其中的重要情节,回避了自身的问题,故无法客观地回首往事,致使此一事件越来越扑朔迷离。杨成武事后所写的《杨成武自述》就是典型一例。以笔者的看法,所谓“杨余傅事件”,其实就是“杨成武事件”,余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绑,受到杨成武的牵连。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杨成武其人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就无法解释“杨余傅事件”的原委。那么吴法宪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向世人披露了哪些有价值的资料呢?笔者在此罗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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