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中共在选择可以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外国人时，也是遵循这样的标准，而且这十个外国人中五人已经去世。去世的五人是：德国人威尔纳·格里希，日本人松下幸之助、大平正芳，新加坡人李光耀和西班牙人萨马兰奇。仍在世的五人是：法国人阿兰·梅里埃，瑞士人克劳斯·施瓦布，英国人斯蒂芬·佩里，美国人莫里斯·格林伯格和罗伯特·库恩。

先说说去世的五人到底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怎样的帮助。德国人格里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位“洋厂长”，曾先后任武汉柴油机厂的技术顾问、厂长，按照中共的说法，其打造的经营管理模式对推动武汉乃至全国的国企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日本人松下幸之助则是松下公司的大老板，中共将其视为“最早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友人之一”。在邓小平的建议下，松下公司先后对中国企业提供技术合作项目一百六十余个，并为中国电子工业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而曾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在中日建交后，率先提出了通过低利息有偿贷款和无偿资金合作，以及技术提供等，给中国经济援助。40年来，日本对华援助超过2,250亿元人民币，其中，赠与成分的比例高达65%，其它贷款期限长达30年或40年。靠着这样的贷款，中共改革开放才有了大量的资金。

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特有的“如何通过一党专政、实现新加坡的经济繁荣”的“新加坡模式”也让中共最高领导人邓、江、胡、习情有独钟。李光耀还教会中共用刑事罪名法办异见人士，中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萨马兰奇则帮助中共获得了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资格。网上有曝料称，中共向其行贿的是一个由陕西出土的真实文物：兵马俑。此外，中共还把北京在奥运会前7年中要进行的大型建设项目发包给一些国际集团，而那些将要投中国票的奥委会成员与这些国际集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事后，再由这些国际集团暗中把钱送给那些投中国票的国际奥委会成员。

从上述五人的“事迹”看，确实对中共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政治上多有助力，一些其实起到了明显帮凶的作用。

再来看看健在的五人缘何得到了中共的青睐。法国梅里埃基金会主席阿兰·梅里埃直接与中国政府卫生部门合作，“在中国研发，到中国建厂”，在传染病、癌症和新发疾病等医学卫生领域对中国颇有帮助。而创建了“达沃斯年会”的瑞士人克劳斯·施瓦布，于2007年帮助北京在中国创办了“夏季达沃斯”论坛，帮助中共走向了世界经济大舞台。

此外，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佩里，主导了英国48家公司与中国开展贸易，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们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对华禁运，让中共可以获得一些所需要的商品。与中共保持六十多年友谊的佩里，也因此受到中共多名高官的接见，他还称“十九大报告彰显中共决心和自信”。

令人好笑的是，此番中共感谢的两个美国人，一个是曾任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格林伯格，一个是江泽民传记名义上的撰稿人、曾任花旗集团投资银行高级顾问的库恩（注：真实作者是叶永烈）。

就是这个被中共大赞特赞的格林伯格，在2006年3月中共官媒的《10年来美国商界最贪婪的10个CEO》一文中，被排在首位，他被描绘为“因贪婪而过度追求成功”。文章称，其集团丑闻传出后，美国商界大为震惊。用标准普尔公司在纽约的首席投资策划师萨姆·斯托瓦尔的话说：“连AIG这样世界性的保险集团都可以出现财务造假事件，美国的商界还有谁是可以相信的呢？”

如果说格林伯格由于与中共的合作，还可以被视为对改革开放有所帮助，那么替江泽民写传记的挂名作者库恩，对改革开放的唯一帮助就是将对江的肉麻的吹捧和漂白分享给了世界，如书中暗示江并未卷入“六四”血腥镇压的决策，但事实是正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下令查封整顿《导报》，而这是中共保守派“倒赵紫阳”的一个重要步骤。或者还有一些小帮助就是库恩还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吹捧现高层，他曾称“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21世纪最伟大的故事之一。同时，不可否认，库恩入选十人名单，也似乎在暗示习业已放江一马。

事实上，中共改革开放最应该感谢的是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但其却榜上无名。要知道，没有基辛格，尼克松不会有访华之举；没有基辛格，美国的诸多大公司不会到中国投资；没有基辛格的游说，西方在“六四”后的制裁不会很快取消；没有基辛格，中共对美国的政治就会一抹黑。2000年中国加入WTO，以基辛格为代表的“亲华派”的助力之功不可小觑。

然而，中共却对这样的老朋友没有表示感谢，一个原因是基辛格等“老朋友们”表示了拒绝；一个原因是包括基辛格在内的“老朋友们”已经彻底看清了中共，甚至暗示中共要抛弃旧制度，这样的“背叛”中共忍无可忍，所以干脆将其全部排除在外。也极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十个被颁授了奖章的外国人中才有五个是死者，毕竟死者不会出声表示拒绝，而剩余的五个则是几十年来一直吹捧中共、甚至为中共效力之人。可怜中共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才扒拉出这么几个中共信得过的国际友人，中共的落寞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