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世代生活在北京朝阳区洼里乡洼边村，衣食无忧，但并不是很富裕。父亲侯荣14岁那年离家外出学手艺，解放后成了北京五建公司的一名工人。大伯则凭借着自己经营，在农村买了几十亩地，靠地租生活，土改时被划为地主。1959年，爸爸把妈妈、我、弟弟妹妹接到城里，住在朝阳门外南下坡爸爸单位的房子里。

文革开始时，当时我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突然有一天，老家村里来人，给厂里递了材料，随后就把我这个三年级的孩子五花大绑，戴着近一尺半的高帽子，上书“地主分子侯德喜”，押送回老家洼边村。和我一起被押送回村的还有我的母亲李淑兰，我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但是爸爸没有被带走。父亲不明白，自己是工人，妈妈娘家是清河的贫农，妈妈和我们这5个孩子怎么就突然成了地主呢？后来村里的人告诉父亲，由于大伯是地主，爸爸外出学艺成了工人，脱离了关系，可妈妈和我们5个孩子却没有和大伯分家，吃的是家族饭，自然就是地主。

我家没有一亩地，没有一个雇工，也没有剥削过任何人，仅仅是因为与大伯没有“分家”，就也成了地主。实际上大伯在我四岁时就去世了，我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村里还健在的许多村民称，当时评地主、富农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一些人因为学了手艺，多赚了点钱，也被划为富农。那段时间，我们一家，天一亮就参加生产队劳动，一直干到天黑，做最苦最累的活，得到的工分却比贫下中农少。晚上我们还要接受劳动改造。记得天上的“三星”连成八字的一撇状时，我们就出发去地里接受劳动改造，直到凌晨两三点，“三星”变成一捺，才回去休息。有时候活多，要改造到天亮，经常是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除了劳动，我们还经常被绑去参加批斗大会。我母亲经常一绑就是一天，然后是街头游行。看到母亲被批斗，我和弟弟总是偷偷地哭。有时想给母亲送点吃的，但最终还是不敢。到年底，我家分了粮食，往往只能吃三个月。三个月以后，我们吃白薯。白薯吃完了，只好找些野菜、树皮充饥。

弟弟侯德富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时他什么也不想，唯一想的是什么时候能够吃饱饭。有一次村里组织去一个工地挖沙，三两的馒头随便吃，他一口气吃下了13个。弟弟想找一个能吃饱饭的工作，但是没有地方肯招他。一听说他家成分高，就挥手让他走开。

戴着地主的高帽子，我们一家吃尽了苦头，一晃就是13年。1979年，听说中央要给地主和富农摘帽了。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们却没有等来摘帽通知书，我和弟弟于是去乡里的街道办询问。第一、第二次，街道都告诉我们，没有我们的摘帽通知书。第三次去的时候，我们在乡街道的档案室找到了我家的摘帽通知书。我和弟弟把这个通知书拿在手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摘帽之前，我们家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甚至不被允许参加公社组织的大部分活动。我们没有见过选民证，但是我知道这张选民证关乎我们一家人的待遇。我和母亲、弟弟、妹妹拿到选民证的时候，流下了眼泪，心情很激动，一夜没睡着。第一次参加选举之后，弟弟德富说他觉得像是完成了一个家族历史的转折，浑身飘起来了。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四期，2010-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