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对比前一段时间，去武汉病毒所、官位连王所长尾巴都探不到的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教授的学术成果。

2020年1月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官网显示，管轶发表同行评审论文300余篇，论文引用次数超过36,000次。10篇science，9篇nature，3篇NEJM，10篇柳叶刀，7篇nature子刊，14篇PNAS，h因子96，连续五年高引学者，微生物领域排名世界第十一。

针对武汉肺炎，管轶曾讲出一个令人惊悚、但他自己认为是“保守估计”的数字：“这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

“仝麟阁”说：“以我对中国医学界的浅薄了解，比王所长更有资历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大有人在。”

什么是P4实验室？

P是英文protection防卫和防护的意思。根据传染病原的传染性和危害性，国际上将生物安全实验室分为P1、P2、P3和P4四个生物安全等级，第四级即P4实验室是生物安全最高等级，研究的也是具有更大传染性和危害性的病原。

武汉病毒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为正厅级单位，是专业从事病毒学基础研究，以及相关技术创新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研究所主要负责针对人口健康，国家与公共安全的战略需求，依托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团簇平台，重点开展病毒学，环境生物学及新型生物技术等方面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而武汉病毒研究所又拥有中国唯一一个P4级病毒实验室。专门研究SARS、埃博拉、H7N9⋯⋯等等烈性病毒的实验室，有人将P4实验室称为“魔鬼实验室”。全世界目前只有9个这种重要的实验室。

按正常逻辑来讲，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病毒实验室，正厅级的病毒研究所，掌舵者至少也应该是一个在科研界有所成就，或是位高权重的精英。

王所长如何坐上“直升飞机”？

那么，王延轶这样一位80后是如何上位的？

此时，王延轶的丈夫舒红兵已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百度百科显示，舒红兵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其中丑闻也不少，包括臭名远扬的——北京大学“假引进”事件。

2000-2004年，王延轶曾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读取学士学位。而舒红兵正是该学院的特聘教授。

大学一毕业，舒红兵和王延轶就结婚了。舒红兵生于1967年。网上有信息披露，舒一共结婚四次，比1981年出生的王延轶大了一轮还要多，并且还是师生恋。

2005年，舒红兵被一纸调令，到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做院长。

2005年，武汉大学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舒红兵参与竞聘，成为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随后不久，舒红兵动员在美国读博士的妻子提前回国。

2006年，王延轶留学归来，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读博士学位。

2010年11月，刚刚拿到博士学位5个月的王延轶，直接成为武汉大学生命医学院副教授。这时，该院院长是她的丈夫舒红兵。

2012年，王延轶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分子免疫学学科组、研究员/学科组长，这时，舒红兵是中科院院士。

2014年11月，王延轶被评为国家杰出青年（博士毕业四年被评杰青），这时舒红兵是武汉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

2018年12月，王延轶在升为武汉病毒所所长后，又被录用为武汉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会委员。此时，舒红兵为全国政协常委（副部级）。

以上信息，或许只是个道德风化现象，普通老百姓关心的是武汉的疫情，是全中国最顶尖的P4实验室，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能不能发挥作用。

微信公众号“吴秀才”以“从武H美女病毒所长，说一说‘裙带关系’”一文质疑，国家投注那么多资源，金钱，为什么现在武汉仍然一团糟，还搞出什么“双黄连口服液”的乌龙事件来，是实验室不管用，是病毒所不管用，还是这个靠裙带关系上位的人不管用？此文目前也遭大陆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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