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长将隐瞒疫情责任推给中央的背后

图为2020年1月24日，在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人们在排队等待就诊。(Hector RETAMAL / AFP)

武汉去年12月初爆发不明肺炎后，武汉当局不但迟迟不公布信息，而且还抓捕传播疫情讯息的网民，下令不让医护人员向外透露疫情信息，并发布官方虚假信息，导致疫情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蔓延至全国及世界。因此，武汉市当局成为外界谴责、问责的主要对象。

市长：不是隐匿疫情 是中央不授权

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中共央视采访时称，在舆情方面，各方面对武汉市信息的披露是不满意的，他承认武汉市披露信息不及时。

但他说：“前面这个披露的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所以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

周先旺称，1月20日中共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将武汉肺炎确定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后，要求属地负责，“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说到问责的问题时，周先旺表示，民众有意见，自己愿意“革职以谢天下”等。

但周先旺的“属地负责后，工作就主动多了”等言论，官方媒体再次报导该消息时删减了这些敏感内容。

外媒普遍认为，周先旺的话就是“甩锅”，把隐瞒不报疫情的责任推给中共当局，不是武汉市隐匿疫情，而是中共中央不授权。

香港公共政策专家丁学良对BBC说，周先旺的言论在纪律严密的中共官僚系统中是“不寻常的”，这意味着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半公开化”，他很可能“得到清楚的讯息，自己要对严重的疫情负主要责任”。

专家：周先旺公开推责的三大原因

大陆独立媒体评论人吴特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之前社会上普遍质疑是武汉地方政府瞒报疫情，但周先旺的话是说，不是武汉不想公布，而是国务院不给他们授权，“相当于把锅甩给了总理李克强和分管卫生的副总理孙春兰”。

吴特说，自己查了下周先旺的履历，感觉他没什么派系背景，不存在什么后台，“他这么说可能是预感到自己可能成为当局拿来祭旗的牺牲品，所以要在此之前拚命一搏”。

吴特认为，中共党内肯定是乱套了。周先旺公开说这样的话，除了可能“拚命一搏”外，还有两种可能：第一，习近平不想承担责任，让李克强当防疫领导小组组长，周先旺也是顺着这个思路把责任推给李克强下属的国务院；第二，有可能是反习势力想让周先旺把责任往高层推。

吴特表示，不论是周先旺自己决定孤注一掷推锅，还是高层有人授意放炮，这件事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共政权内部的分裂，可以说是一种体制脆弱的体现。

按照中共《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爆发时，中共国务院卫生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并可以授权省级政府卫生部门公布本地区的疫情信息。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周先旺说的事情肯定是实情，他在这件事情上不可能撒谎，隐瞒对他没有好处。2003年中共卫生部长就是因为瞒报疫情，后来丢了官。

胡平表示，武汉之所以没有及时公布疫情，是上面没有决定。地方上发现疫情向国务院报告，由国务院来安排公布信息。这个责任归属是非常明确的。

中共当局被指对瞒报疫情负主责

胡平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中共官员在他管辖之内出了大问题，不出来承担责任，还把责任推给中央，这在中共建政历史上也极其罕见。一方面周先旺觉得冤枉想澄清；另一方面他也担心，“不讲很可能被当替罪羊扔出来”，冒险说出来说不定还对自己有利。

胡平对自由亚洲电台披露，国务院是决定要公布的。可是这件事太大，要请示中共中央，但是习近平当局没有同意。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旅居美国的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韩连潮26日也发推文说，国务院1月初就建议参照SARS防治方案，提升武汉地区传染病戒备，但中共中央以怕破坏中国新年气氛为由而拒绝批准。

另外，周先旺在专访时宣称，封城是他做出的决定。但吴特和胡平都对大纪元表示， 封城肯定不是他做出的决定，而是中共高层的决定。

吴特表示，中共高层很可能看到内参，对真实的感染数字感到震惊，所以才下令封城。

胡平认为，封城可能是周先旺的建议，得到高层批准，否则一个武汉市长对这么大城市进行封城，他也做不到。各个方面也不一定听他的。应该是得到中央认可。周先旺的意思是，“他愿意为封城这件事负责任，公布信息责任不在他”。

习近平1月28日在北京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官媒报导称，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这次疫情的防控工作。

吴特表示，“我觉得这话和李克强当防疫领导小组组长是存在矛盾的，应该是他（习近平）后来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表态承担责任了。既有舆论的压力也有党内其它派系的压力。”

武汉当局对疫情扩散负直接责任

但时政评论员石实指出，在隐瞒武汉肺炎疫情方面，武汉市当局至少是帮凶。因为武汉市12月初爆发疫情后，即便武汉当局当时就向中共当局汇报了疫情，但它一直封锁消息，抓捕传播疫情的网民，下令不让医护人员透露疫情等等。

1月1日，武汉警方通报称，武汉市公安部门“依法处理”了8名“编造、传播、散布谣言”者。

1月上旬，武汉协和医院就有十多名医生感染了新型病毒肺炎，但医院下令不让员工向外透露疫情。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林羽回忆说，武汉市的策略都是“冷处理”，不仅仅是临床系统，包括院感（医院感染管理）、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那边消息管控更严重，“整个就不让说”。

林羽还披露，武汉地铁当局下令不让职工戴口罩，理由是“怕引起恐慌”。

“太寒心了！如果官方刚开始就把情况说清楚的话，百分之五六十的人会做好防护吧。”林羽说。

还有，武汉疫情已经非常严峻（仅官方统计，武汉市在1月18日、19日两天有136名确诊病例，并在此前确诊了15名医护人员被传染）的情况下，但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刚、中共国家卫健委19日仍然称，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发布虚假信息。

石实表示，武汉当局干的这些恶事，都是隐瞒疫情；但按照武汉市长的说法，如果武汉当局疫情一爆发就向中共当局汇报了情况，那么武汉当局隐瞒疫情，就应该是中共当局做出的决定，武汉地方当局只是执行，只是一个帮凶。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李克强1月20日分别做出指示后，大陆披露出来的感染武汉肺炎的病例才暴增。

大陆知名人权律师谢燕益此前对大纪元说，中共起初严密封锁消息， 直到掩盖不住事件真相后才被迫回应。为此，他已于1月20日给中共国家卫健委去信，要求其正视问题。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