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新生的革命政权全面模仿苏联体制，实行统包分配的就业制度。不过，统包分配面对的是大中专院校和技校的毕业生，小学与初高中毕业生则不在其内。于是如何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就成了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1954年，苏联开展了以城市青年为主体的垦荒运动。他们在短短两年里就动员数十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并认为此举有两大功效：一是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二是解决了城市的就业困难。

中国共青团中央代表团在1955年访问苏联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回来后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报告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这种以功利目为出发点的作法，后来被悄悄淡化。代之而来的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等“高大上”的说法。

在这方面，有毛的一条语录为证。他说：“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1955年年底的事，从此以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令。

在此之前，已经有60多名北京青年远赴北大荒去垦荒。为此，共青团中央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胡耀邦还在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他们。

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陆续到达黑龙江垦区。与此同时，上海青年去了淮北、浙江青年去了新疆、广州青年去了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了青海，从而拉开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除此之外，当局还以河北省回乡青年、小学毕业生吕玉兰为榜样，号召知识青年回农村去参加劳动。因为当时还没有下乡插队的说法，所以上山下乡运动只是局限在农垦和返乡两个方面。直到有了插队的说法以后，才有大量城市知青被送到农村，演绎出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