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节之盛，扫地尽矣。”此乃士人龚自珍在嘉庆年间对清廷之批评，同时力指时下政风、社会恶习及贫富悬殊等问题。中国近日外忧有贸易战、内患有假疫苗，几年以来习近平倡议“中国梦”时的豪气一下烟消云散，叫人忆起乾隆晚年的满清如何迅速走下坡。

自欺欺人的中国管治特色

乾隆五十五年（1790），发生了一件“趣事”。当时已得龙心的和坤向乾隆提倡议罪银制度。简而言之，犯错的官员能以银两免除刑罚，而有关罚款能绕过吏部和户部，直接落到物欲日盛的皇帝之私人金库中。此际，“不识时务”的内阁学士尹壮图竟上书直谏，并痛斥官场腐败、各地亏空，希冀圣上下旨派大臣往各省察查。乾隆顿感颜面难存，于是决定派尹壮图造访各地，却不许暗查。除了在查访前向全国发通诣，又谕旨户部一侍郎“陪同”，并要求他每到一处前的五百里就须通知地方官。结果不难想象，尹壮图回报天下太平，是自己老糊涂误信流言，向乾隆请罪。

但，这不也是当下北京政府面对国情的态度？中国假疫苗风波一发不可收拾，细节随着时日陆续遭揭发。由过往假疫苗受害者被打压，到今次假疫苗公司高层如何透过贪污得到政客的包庇，再到连补种的疫苗都来自问题企业，甚至有民间医生因为代购外国疫苗而被法庭重判等等，皆令人与李克强说的“‘突破’（语病）人的道德底线”产生共鸣。可是，在悲愤的同时，又不令人意外。以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为例，距今10年，当时中南海领导人要求严惩，最后只想讨回公道的维权律师和家长通通受压，反之大部分相关奶粉企业易名后继续经营，理应负责的高官亦升官发财。正如丁学良写道：“‘人民’一旦成为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存在时，就会导致很多的政治社会恶果。”一幕又一幕的惨剧在新中国不断上演，结局却殊途同归——维稳体制胜过人民福祉，社会只容得下对党国的歌功颂德。

不思进取是衰败的土壤

中国摒弃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后，常强调政制有自己的特色，外国不应对之说三道四。固然，概括的西方民主体制毫不完美，英国传奇首相邱吉尔也评之为差劲的制度（terrible form），认为反对的原因只需与一般选民闲谈五分钟（a five-minute conversation with the average voter）就会明悟。然而，他亦承认民主较人类已试验过的制度都好（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按此思维，既然民主问题多多，只要中国有能力发展一个人类史上更妙的政制，国际社会理当学习。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政制较它口中的“西方帝国”更差，国内的人民彷佛只记得钱钟书《围城》那半句名言：“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刘霞女士在德国展现从心而发的笑容，为千方百计移居海外和走资的中国人之心境下了一个讽刺的注脚。问题不在中国特色，只是纯粹的优胜劣败：普遍中国人民较西方民主体制下的国民活得苦。

中国经常宣称自己国家有五千年历史，先不理个中逻辑之可笑，专制带来的窘局历历在目。革命派在清末志在推反满清，虽然当时的理论有诸多肤浅之处，但关键是摆脱一治一乱循环（梁漱溟语）的决心，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诚然无法根治数千年都存在的问题。外人很难知道在专制金字塔顶端的习近平对假疫苗之真实想法，但几近肯定的是，他难以如实掌握假疫苗风波的内容和官僚的处理手法。在中国大陆颇有名声的政经杂志《南风窗》，于2003年评论海珊倒台时为专制执政者下了有力的诠释：

“（长期执政的人）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资讯，负面的资讯都作为错误的资讯被清洗掉了……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的世界。”

一个不容真实民意存在的社会；一个不能了解现况的山洞人，如此劣势之下，冀望一个人口逾13亿的国家走上太平正途，难度未免太高。如是者，今日仍在酵发的假疫苗风波，肯定不会是新中国历史中最后一件令人诟病的悲剧。

乾隆在位期间，满清的GDP曾高居国际，但崩塌的前奏，已在不知不觉间响起。乾隆死后，嘉庆不消十数日就赐和坤一条白练自尽，但腐败已深入满清的骨髓。龚自珍和有心的后来者，已救不了这个不愿痛定思痛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