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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如何失去了香港一代年轻人?


发表时间: 08/19/2019  

中共如何失去了香港一代年轻人?

 

 

研究报告说,“反送中”运动参与者大多数都在20到30岁之间(路透社)

香港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说,“反送中游行”(也称“反修例运动”)的参与者以年轻人为主,大多数都在20到30岁之间。而且,示威者的教育程度则普遍偏高。有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香港回归中国22年,中国(中共)没有赢得香港这一代年轻人的认同。那么,北京是如何一步步失去了香港年轻的一代的信任的?

香港70%的年轻人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紫塔是香港的一名高中生,她今年15岁,马上就16岁了。今年6月开始,她参加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示威游行活动。她说,她和她的同学们想告诉政府,虽然自己年轻小,但也关心社会。紫塔还将参加9月2号开始的香港学生罢课活动。

她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她是香港人。她说:“我对自己的自我身份认定是香港人。我生在香港,我爱香港。在香港,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的不好和麻烦。我们会作出一些比较,我们觉得香港要好很多。”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今年6月份的一项调查发现,在18岁至29岁的受访者中,69.7%的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是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而自称中国人的比率仅为0.3%,为1997年以来的最低。

报告说,年龄较大的居民(其中许多人出生在中国大陆,或者父母是大陆人)对中国的认同感略高一些。但在3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仍有49%的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

黄之锋(Joshua Wong)今年23岁,是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代表人物。他被中国官媒称为“港独”头目之一,是香港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的秘书长。他星期六(8月17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很多年轻人不认同中国是因为中国对人权的打压。

他说:“我们害怕北京。我们看到新疆的活动人士被关押,我们看到立法会议员被驱赶,我们也看到书商被绑架,外国记者被驱除出香港。这就是为什么经历“一国两制”的人们说,我们现在是“一国一个半”体制。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对人权的打压。我们会继续抗争的。”

北京收紧对香港的控制,“一国两制”已经没有保障

约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中国一方面努力想将香港的经济融入中国大陆,同时在政治上也进一步侵蚀香港的自治。

他说:“中国希望两头通吃,一方面希望香港是一个稳定金融中心,可以服务于大陆的财富,但是同时又希望将迫使香港融入自己的政治体系。”

《纽约时报》7月1日一篇题为“香港主权移交22年:‘一国两制’还有保障吗?”的文章说,在香港迎来主权移交22周年之际,“香港人或许依然享有让中国大陆羡慕的自由度,享有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不受干扰的司法体系。但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证据表明,这些自由正在悄悄溜走,这个地方正进一步笼罩在北京的阴影之下。”

文章指出,香港回归22年,香港的民主进程被拖延。受侵蚀最严重的是1997年后20年香港应该能够直选行政长官这一承诺。根据相当于香港宪法的《基本法》,“最终目标”是由选民选出行政长官和整个立法会。

2007年,胡锦涛任领导人期间,香港设定了投票日期,称2017年行政长官可以通过直接选举产生,随后是整个立法机构。但这并没有发生。

而引发香港这轮抗议的《引渡条例》则是对香港言论自由的侵蚀。用香港年轻的网路作家,时事评论员卢斯达(Lewis Loud)的话说,强行修订“逃犯条例”,“就是试图令香港和中国之间失去法制防火墙,令两制变一制。”

香港年轻人在政治上遭特别打压

戴安通(Antony Dapiran)是在香港执业的律师,他曾写过一本讲述香港异见史,包括2014年的雨伞运动在内的书《抗议之城》。他告诉美国之音,北京之所以没有赢得这一代年轻人的心,还因为北京和香港政府对香港年轻人的打压,让香港这一代年轻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幻灭。

他说:“我认为在雨伞运动后,(年轻人)中产生了幻灭。我们知道雨伞运动结束,政府却没有作出回应。我们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参加了这场抗议。在这之后的几年, 香港的异议人士遭到打压,特别是年轻一代,在最近的一次选举中,也就是2016年的选举中,他们选出了自己的立法会议员,特别是给年轻人希望的香港众志党,但是,这些人后来又被赶出了立法院。我想,他们普遍感觉政府没有聆听他们的声音。“

戴安通说,再加上经济机会,未来会怎样,这些原因让香港年轻一代感到幻灭。

香港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卢斯达认为,将年轻议员逐出香港立法院是针对年轻人的 “屠杀”,是中国对香港进行的一次有效率的“世代清洗。”

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香港正经历一次有效率的世代清洗”中说:“中共在2016至2017年,雷厉风行打击了一整个世代的政治权利,将他们进入体制改革香港的希望掐碎。也许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或‘中国香港人’,这些身份认同的变化,令中国十分不安。……但对于新一代的从政者,一个也不容许进入体制。“

2016年大选前,一些香港本土派乃至较中间的自决派参选人被取消参选资格,理由是他们的“政见”不符合《基本法》。大选后,一些得到选民授权的议员,也被剥夺议席,例如梁颂恒、游蕙祯、罗冠聪等等。

卢斯达说:“这些人的政见、立场、议政风格,南辕北辙,但大致上的共通点,就是年轻。年轻不是一个政见,但在中殖的香港,却是一个备受打压的政治属性。”

香港律师戴安通说,如果年轻人被允许进入体制,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

“在雨伞运动后,年轻人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组建自己的政党,积极参与选举过程。我禁不住想,如果他们的候选人没有被剥夺议席,也被获准参与选举,他们也许会觉得在城市的管理中他们可以发声,也许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幻灭,也不会有被幻灭驱使的抗议了。”

抗议是有关香港未来的

黄之锋在自己的推特中说,香港的这场抗议是有关2047年之后的香港未来的。他写道:“世界只需要知道一点。香港的事件超越了条列《反送中》、超越了林郑,甚至超越了民主。虽然这些都很重要。这是关于2047后的香港未来的,关于我们这一代的未来的。”

马嘉英是8月4日香港东部将军澳社区游行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这个游行至少有10万人参加。马嘉英自己是香港的一名销售人员。她说: “其实无论希望有多大,哪怕只有一线,我们也要去争取。 因为我们要对我们的下一代负责。我觉得这份自由难得可贵,我们不想失去。”

她说,自己平时也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但是,作为年轻人,她可能对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她担心如果“反送中”通过,她只是因为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而失去了自由。

香港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卢斯达说:“《引渡条例》除了侵害香港人不受恐惧的自由,也极可能改变国际对香港的处理,即影响香港的经济格局,这些都触发了一般阶层的年轻人的强烈焦虑,他们还要在香港渡过漫漫长夜,这是他们的切身问题。处决香港的人,都是林郑月娥那种年纪,他们享受过了,断送了香港之后,之后的年轻人靠甚么?”

认同自己是“香港人”并不意味香港从中国的独立

香港律师和作家戴安通认为,即便是很多香港青年将自己首先认定为香港人,并不认为他们一定要将香港与大陆分离。

他说:“是有一小部分杂声,但是大部分人香港年轻人还是很快乐地接受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他们只是希望保留‘一国两制’所给予他们的特殊身份认同。”

他说,北京需要做更大的努力赢得香港年轻人的心。让香港年轻人将“中国人”和“香港人”的认同融合起来,是北京面临的最大挑战。他说,这最终是文化和软实力才能解决的。

香港“雨伞运动”的代表人物黄之锋说,他并不主张香港从中国独立,但是他同时又说,香港年轻人不信任中国是因为他们是“威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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