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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研究脑控多年 民众或成实验对象


发表时间: 09/14/2020  


 

一探中共“脑控”计划

21世纪以来,全球许多国家将脑科学研究作为重要发展领域,相继制定脑科学计划,并将其融入纳米、生物、信息、认识等科技领域。与此同时,高效的交互技术——包括脑机、脑脑交互,脑对机、脑对脑信号的传播与控制技术产生,传统战争战斗力的构成方式被改变。

对于这一学科在军事上的应用,中共解放军官方新闻门户“中国军网”在2017年2月发表“制脑权:战争制权的‘皇冠’”一文,称“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控制了人的‘脑’,夺取制脑权,那么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必须建立基于脑这一核心要素的军事战略和国家安全体系,防患于未然。”

2019年1月15日,中共喉舌“新华社”转载《中国国防报》的文章“脑控武器的制胜之道”,声称“脑科学技术潜藏着巨大的军事价值”,“脑控武器的目地不是消灭敌人肉体,而是征服敌人的意志,这意味着战争的制胜之道从‘毁伤’走向‘操控’”,且新的控脑技术无需在人脑中植入芯片,电磁波、光线、声波、气味等都可以成为媒介。

那么,中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力发展“脑控”技术呢?

据官方公开资料及报导显示,中国科学家于2001年10月赴瑞典参加人类脑计划第四次工作会议,成为该计划第20个成员国。当时,解放军301医院、大连理工大学、浙江大学、中科院等单位都已参与中华人类脑计划和神经信息学工作,并在基础和临床研究方面取得不少科研成果,在某些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012年,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发表题为“意识控制武器与行为学图像数据库的建立”的论文。

文中介绍意识控制武器(又称思想控制武器)的实施对象是人,可以从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情绪、潜意识、梦境等方面对人进行控制,使人产生愤怒、恐惧、羞耻、悔恨等情绪,最终使受害者整日处于不良的精神状态,甚至引导人自杀行为。意识控制武器可通过物理、化学以及时空方式实施,其中时空方式直接作用于人的意识。

文中还称,意识控制首先要选定特定人群进行意识控制,然后通过行为学分析,建立起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行为数据库,再按照意识控制武器数据库分为攻击性和防御性数据库,以开展武器伤害和医学防护研究。

2015年,“中国脑计划”获国务院批示,被列为“事关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科技项目”之一;2016年,“脑科学与类脑研究”被“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为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和工程之一;2017年初,“脑科学与类脑研究”被作为“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已启动的试点之一,进入编制项目实施方案阶段。

2018年6月,“中国军网”再发“未来战争或将从‘脑皮层’打响 脑控武器你了解吗”一文。文章称,每个人的脑电波“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利用其特征的唯一性,先采集人脑电波的特征码存入电脑,再通过专门的“翻译”软件解读视觉、听觉、语言、情感等神经活动信号,事实上就完成了“读心术”。

文章表示,研制脑控武器还需要数据库中成千上万个脑电波样本的大数据分析,来得到心理特征与脑电波形状的对应关系。之后,专业技术人员利用电磁波等媒介向人体发射特定信号,脑控武器就可以悄无声息的改变人类的情绪状态,最终达到特定的军事目的。

 

人脑信息数据从何而来?

那么,中共科研部门从何取得庞大的脑电波样本,以建立大数据库?

中科院官网信息显示,2002年9月,中国40多位相关专家在香山研讨国内外脑研究状况、如何应对国际形势等问题,提出要凭“中国特色”加入国际人类脑计划,“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列举的第一个“长处”就是“我们人类脑资源丰富”。

中共科学技术部的官方报纸《科技日报》在2017年3月发文“等你上线,中国‘脑计划’”,文章采访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马兰介绍,中国开展脑科学研究有很多优势,其中提到“中国人口众多,脑疾病患者数量较大,为开展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但是,就医的脑疾病患者能否满足研究中所要搜集的愤怒、恐惧、羞耻、悔恨等各种负面情绪,并足以建立大数据库,外界目前不得而知。

此外,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发表的论文中提到,意识控制首先要选定特定人群进行控制,不知哪些个体成为实验对象,他们是否知情并同意参与。

 

脑控受害者反抗迫害

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大量自称是脑控受害者的民众,其中不少人是从“颅内传音”中被告知已被脑控。

据受害人姚多杰统计,他的“难友”最起码来自19个省和3个直辖市,受害起始时间从2000年到近年不一,年龄从小孩到老人不等,从事不同行业。这些人所描述的受害情况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且符合被脑控后产生的状态。

第一,他们的脑中能接受到语音,24小时对他们进行羞辱、谩骂,或发送自残等指令;

第二,被强制输入悲伤、恐惧、绝望等情绪;

第三,会莫名的反复回忆自己所做过的错事,丑事,艳事;

第四,被迫陷入负面的“人工梦境”,且能明确区分其与普通梦境不同;

第五,肌肉莫名抽动,无法集中注意力,无方向感,常感到胸部闷、胀痛,听到蝉鸣、电交流声等噪音,皮肤有火烤针刺般的灼热感、局部发麻。

此外,由于所有感受只发生在受害人身上,周围的人无法理解,甚至误认为他们精神出现问题,所以多数受害者孤立无助。

这些年,脑控受害人抱团取暖,不断向各公安部门集体报案,并向各级信访部门反映问题,要求立案破案,立法监督脑控实验,让他们早日“解控”。但从目前反馈的情况来看,维权依然困难重重。

(知情人提供)
(知情人提供)
(知情人提供)
(知情人提供)

据不完全公开资料显示,中共当局对“脑控”技术的研究起码长达二十多年,军方、科研部门和高校等单位均有参与。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实名披露自己是“脑控”实验受害人,每天24小时被“颅内传音”等手段骚扰,身心遭受极大伤害,来自浙江的杨明权就是其中一位。

(知情人提供)

杨明权是一名来自浙江省台州市的80后,他向大纪元表示,自己从2011年开始遭脑控,从此再无宁日。

和其他受害人反映的情况相同,杨明权每天都能听到脑控者发送的语音,“没有一分钟停住”。他说,“之前都是威胁、辱骂,什么都有,现在就是每天说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反正就是讲闲话了,没有一句好话。我们受害者受不了也跟他们对骂起来。”

在和记者通话期间,杨明权表示同时能听到“颅内传音”,“声音很大,句句清晰”,且他想什么、说什么脑控者都知道。

此外,夜间被迫陷入的“人工梦境”搅扰得他几乎无法休息。他说,没有亲身体会过的人很难理解这种感受,他也无法用确切的语言描述。“我们的梦本来就随着平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正常做梦。它这个做梦是,制造出来的一段梦境,强制让你(在睡眠中)跟他们对话,把你搞醒,醒过来头就很痛、很晕。”

“晚上根本不能睡觉,一睡觉他就要搞你了,把你搞得精神很累”,“现在实在没办法了,安眠药吃两颗睡觉,不然的话你就不用想睡觉,晚上顶多睡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长期这么下来我们的脑袋怎么受得了,肯定垮掉了。”

杨明权透露,在受害人中,不同年龄的人对脑控的认识也不同。年纪稍大一些的以为自己被“鬼上身”,年轻些的一般认为自己得病了或被外来因素干扰。

刚开始听到颅内声音时,杨明权怀疑自己得了精神病,于是去医院精神科检查,但结果显示一切正常。他说,“医生说我是睡觉没睡好,跟精神上是没有关系的,都没有给我开药。”

但是,他无法跟周围的人讲述自己的遭遇,因为没人相信。“怎么相信啊?假如说我是普通人,突然之间有人跟我讲这个,我也没办法听进去,也不相信。但是确实有这种设备啊!”他说,“我现在也没办法在这方面和家人沟通,他们半信半疑。”

“我们根本不敢跟朋友讲太多,跟朋友一说有这种东西,朋友就疏远我们,因为觉得,你这个人是精神病了。但不是我一个人受害,我一个人受害,你说我精神病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群里面几千人在受这个罪,去北京上访的那些难友很多。”

被脑控长达9年,杨明权的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如视力模糊、记忆力下降、没力气、一动浑身是汗、肌肉连续抽动等等。此外,他的免疫系统也变得很弱,“不能生一点小病,比如说,胃生了一点小病,药都吃不好,就一直断断续续不会好。”“碰了一点点伤口一直好不了,比普通人好得慢一点”,“很多难友都这样”。

立案困难 写遗书留下证据

从2011年起,杨明权就到当地派出所和公安局报案,并多次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写信。刚开始一个人去报案时,他被怀疑精神有问题,后来他和当地两三个受害者一起去,得到的答复是:没听说过脑控,但是会研究,会把受害材料移交给更高领导。但他们没拿到报案回执,也没等到下文。

与此同时,“颅内传音”对他进行恐吓威胁,“说要杀死我们全家,叫我们不要去报案,他说报案会用这个脑控设备把我们家里人折磨死,就是这样。”

杨明权表示,现在的受害人已经“泛滥”了, 其中有人被折磨得吐血,有人瘫倒在床上。他无法知道自己能活到哪天,已经写好了遗书。

部分“脑控”受害者名单。(受访者提供)

“这些东西真是太恐怖了。”他说,“我是没文化的,但是我写的句句属实,这是我个人的受害(经历)。我不知道我能撑多久,不知道是明天死了还是后天被弄死了。因为我没文化,只能够写这么一点。我们现在受害者都相互保留受害材料,我也放了一份在家里,还放了一份在我朋友那里。以后,万一我突然之间死掉了,就可以给大家看看受害材料。”

“我死不要紧,但是我想跟政府说,这么夸张的技术祸害百姓,你们到现在都不管,你这个国家还有用啊?你说是不是?太恐怖了,我们也不想这样无缘无故的死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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