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空气污染是一种制度性“愚蠢”》，作者是一名值得尊重的公共知识分子。看见题目上有“制度”二字，就认真读下去，因为这是我对于中国生态环境灾难的核心观点。结果有些失望，只是在结尾处最后一个自然段才提及制度和权力制衡。整篇文章，基本上都在谈“愚蠢”。今朝有酒今朝醉，把自己的生存环境糟蹋到这种程度，是愚蠢；寅吃卯粮，竭泽而渔是愚蠢；千万富豪陈光标在南京街头，销售自家生产的罐装空气更是愚蠢，制造空气罐头本身就可能造成污染，因此，使用罐头空气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愚蠢。文章作者写道：“用放纵欲望的‘富起来’刺激发展是一种严重的愚蠢，每一个把追求自己物质快乐当作全部幸福目的的人，都对这个愚蠢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今不少人虽然看到无度物质追求危害到了人的基本生存安全，但却未必充分认识到它对人的心灵、精神和公民品质同样严重的损害。”——读到这里，我有点不同意见了。我不认为今日中国生态毁灭的主要原因在于“无度的物质追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心灵、精神和公民品质”的损害。我认为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制度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我还认为，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愚蠢，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人太精明。种种有悖于人类理性的看似愚蠢的自毁家园的行为，其实就是经济学上的“短期行为”，貌似一种非理性的集体疯狂，但更加深入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这一切貌似愚蠢的自杀行为，均属经过精打细算的合理选择。

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是如何计算的呢？

一位空气污染企业的经理会面临两种主要选择：达标排放或超标排放。如果打算达标排放，他就要投入资金，安装废气处理装置，并持续投入资金来维持设备运转，这样的话，他就会承担一种风险：其他污染大户不投入这笔废气处理的资金，他就可能减少利润，甚至在竞争中失败。相反，如果他超标排放，就会降低成本，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其风险是违犯了环境保护的法规。在经过权衡之后，他还是觉得超标排放也就是污染是最佳选择。因为现实情况是无官不贪，只要花钱买通环境部门、司法部门，他受到法律惩罚的可能极小，而在经济上获益较大。这样看来，一个自毁家园的看似非理性行为实际上完全是理性思维的结果。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受害者是如何计算的。

一位空气污染受害者也同样面临两种选择：采取社会行动或不采取实际的社会行动。采取社会行动，比如组织监督环境污染的社会团体，举行游行集会，向各级政府部门集体请愿，向媒体揭露不法企业主等等，如果他做出这种选择，就会承担一种风险，那就是立即招致污染企业和政府部门、司法部门的多重压力甚至迫害。相反的选择是不采取行动，除了抱怨，讲点明知不会发生作用的挖苦话，不做任何维护自己权益而使当局不高兴的事情。这样做好处是避免了政治迫害，坏处是要继续呼吸有毒空气，有损健康。经过认真权衡，他多半会认为忍受污染是最佳选择。因为空气污染对健康的损害是长期的，逐渐加重的，而抗议行动招致的迫害是立即的，难以承受的。这样的理性的选择，怎么能称之为非理性的集体疯狂和愚蠢呢？

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人性，而在于制度。合理的制度可以使行为主体的计算完全颠倒过来，使污染付出最大代价，使抵制污染获得最大利益。如果实在要讲人性，那也只能说我们中国人活得太精明，而不是太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