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艺明星们的反应，只能让世人看到中共当局治下，人们是何等的恐惧，在人人自危下，所谓的言论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把政府分为三种类型：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专制，而维持这三种体制的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或文化倾向分别是“德行”、“荣誉”和“恐怖”，也就是说，在专制独裁体制中，统治者是用人民的恐惧来统治他们。恐惧是人在生存安全受到威胁时的基本反应，对人的伤害可以是肉体的、心理的、精神的或者象征意义的。

可以说，中共施加在中国人身上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在中共的钳制下，绝大多数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至少在表面上选择了顺从而不是反抗。除了顺从外，各行各业的人们还懂得了自我审查，即不说、不写、不发表、不做容易引起当局不悦的言论、文章、行动等。如果说中国人在中共的高压下，如此选择尚可以理解，那么很多身在海外的华人、外国人也学会了自我审查，就不能不让人感到中共的恐怖已如病毒一样，在全球扩散。近年来的一些调查报告透露了不少信息。

学者、大学和华人的自我审查

比如今年9月，美国杂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发表的由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记者费什所写的长篇调查性报告显示，美国大学在中国问题上存在自我审查，其程度令人担忧，而且华人面临的挑战更大。这种“传染病”限制了校园内的辩论，并使学生和学术界人士远离那些可能触犯中共的话题。

报告对美国大学教授、学生、行政人员和校友进行了一百多次采访，报告称，对于那些触及中共敏感话题的外国专家学者来说，中共的一贯惩罚伎俩是请他们去“喝茶”，拒发去中国的签证，或者是威胁他们在国内的家人。还有一些在美国的研究生承认他们经常进行自我审查。“我已经达到了不去参与任何和中国（共）政府相关的过于政治化的事情。”美国一所顶尖大学的一位匿名白人研究生直言，自己这样做是担心触犯敏感话题后，可能影响未来获得中国签证。

一位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家表示，经常听到研究生和年轻学者被建议不要在他们的研究中探索敏感的中国话题，这样他们就可以保住他们的签证。此外，十几个与费什交谈过的人表示，他们没有进行自我审查，但他们偶尔会对要表达的事情进行不同措辞，以免“冒犯”合作伙伴。

费什还发现，海外的中国学生、中国教授和华裔美国人在美国大学面临的自我审查压力要大于美国白人，因为后者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家人，也从不持有中国公民身份。那些在中国有家人的学生学者，在美国大学里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因为他们一旦触动了中共的敏感神经，就会给中国的家人造成困难。去年发生在马里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杨舒平事件就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证。

报告还称，一些中国学生、美国教师以及人权卫士等都认为，来自中国的学生与教师有时会监视其他中国学生，甚至是美国教授。“我总是担心，教室里会有人在举报他们所听到的内容”，一所美国大学的一位政治学助理教授说，“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也在彼此举报。”

不仅是身在美国大学的教授、学生，特别是华人教授、学生或多或少进行自我审查，一些美国大学也出于资金和与中国大学合作的考虑，在学术上进行自我审查。报告举了一些例子。如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前负责人巴奈特（Robert Barnett）告诉费什，虽然该大学从不主动限制他的工作，但是大学里往往“有很强的倾向”，不分派类似做他这种研究项目的学者到中国进行学术合作，或与中国代表进行对话。而且，美国的许多著名的机构也都如此。

费什的报告还提到了与多所美国大学有合作关系的孔子学院。新泽西城市大学的孔子学院主管尹秀丽坦言说：“我们避免敏感问题，诸如台湾和法轮功。”

事实上，类似美国大学教授、学生、华人、校方自我审查的现象，遍布全球多所大学，很多外国学者、学生在确定研究方向、发表言论前，都必须考虑自己是否还想要获得前往中国的签证。笔者就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学习汉学的欧洲学生曾给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写过一封信件，后来这名法轮功学员的信箱被中共盗取，吓得这名欧洲学生不断地问：自己会不会拿不到去中国的签证？还有欧洲大学的一些教授因为批评中共人权，而长时间无法前往中国。

媒体的自我审查

除了全球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学生等进行自我审查外，世界诸多媒体为了在中国的业务，也选择在敏感问题上实行自我审查，以免触怒中共当局。最为典型的是面对中共对法轮功十几年的残酷迫害，世界绝大多数媒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沉默。

2013年11月，美国CNN有线电视报导，去年有媒体披露，中共驻美大使曾面见彭博新闻社的主编，请其勿再报导中共领导人家族的财务情况。同年五月，台湾热门的谈话性电视节目主持人郑弘仪被解职，据说是因为电视台想阻止他老是谈论涉及北京的敏感话题。

报导指，这些绝不是中共防止海外媒体传播的特例。在海外从事检察中共媒体的“国际媒体援助中心”日前发布一项报告称，通过检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主要的国际与地方媒体，结果很明显地发现，全球的媒体编辑部门发布新闻时都会考虑“中国因素”。

该报告表示，中共官员有时公然施压，以拒绝外国记者采访重大事件的方式，要求高级主管不得刊登敏感内容，或干脆拒绝发给签证来阻止媒体从事自主性的报导。而对那些对北京“友善”的媒体，北京就予以奖励，准许它们刊登广告，拥有读者群，与企业签订丰厚的契约，甚至给予政治性的约见。这也正是诸多媒体对西藏人、维吾尔族及法轮功遭到迫害的消息，都甚少涉及或小心翼翼报导的原因。

西方企业的自我审查

关于西方企业的自我审查，今年发生的西方企业就台湾地位认定问题，迫于压力而纷纷向中共道歉，就是一个具体例证。

2013年11月的CNN的报导中也给出了例子。“维基解密”的一份电文显示，2007年，中共国安官员曾传唤并质询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公司（NASDAQ）首席代表潘小夏（他是美国籍），原因是一名记者在纽约总部的交易所为一向反共的“新唐人电视台”报导新闻。潘小夏“为了确保脱身，可能已向中共当局保证不再允许此事发生”。因而从2007年开始，该电视台记者突然被禁止每日在纳斯达克纽约总部播报。

还有2008年“无国界记者”组织揭露一份电话录音的记录显示，法国Eutelsat卫星通讯公司的一位代表承认，该公司已切断“新唐人电视台”的信号，为的是“向中共当局表达善意”。

另据正在美国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的著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今年6月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这几年来一直在关注西方学者、学术机构和公司的自我审查，中国（中共）对国际社会的自由和民主所构成的威胁正在不断加剧，形势紧迫。

滕彪自己也亲身经历过这样的“自我审查”。2016年，美国律师协会因不愿意危及它在北京的业务而收回了为滕彪出版一本书的提议。这本书有关中国律师维权运动的历史，当时暂时定名为《黎明前的黑暗》（Dusk Before Dawn）。滕彪批评说，美国律师协会这样做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此外，美国一家科技零部件公司也迫于来自中国的压力而解雇为其工作了17年的滕彪的妻子。公司表示，因为滕彪，他们无法向中国的代理商和军队出售产品。

好莱坞的自我审查

根据Quartz网站统计，2017年中国电影院的人流量将接近20亿，超过美国的12亿。如此巨大的市场，也吸引了美国好莱坞的投资者们。由于中国每年只允许进口34部外国电影，能否在34部中抢占一席，对于好莱坞的电影来说，是赚钱的关键。而中国有着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因此，为了讨好中共政府，敏感信息免提，成了部分好莱坞商业电影新的业界规定。

如2016年年末上映的《奇异博士》，漫画中原本是藏族人的角色，在经过改编拍摄后的电影中，则替换成了白人。身为编剧之一的Robert Cargill曾表示，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共的敏感神经。

2013年，有报导指出，在中共审查人员的要求下，好莱坞对至少六部电影做出让步，并基于政治或其它因素做出修改。受影响的电影包括出现澳门色情交易情节的《007大破天幕杀机》（Skyfall），以及布拉德·皮特主演的《末日之战》（World War Z），据称片中关于源自中国的僵尸病毒情节遭到删除。还有《红色曙光》（Red Dawn），制片人将入侵美国的嗜血军人的国籍从中国改为韩国，明显是为了顾及中国的政治敏感问题。

毋庸置疑，自我审查伤害了电影的独立精神，使之成为只能用场面和演技支撑的视觉享受。有影迷表示，对比不畏封杀、用屠夫形象和菜刀来抨击邓小平六四屠城的周星驰，好莱坞的部分编剧则显得有些见利忘义而自损招牌。

西方作家的自我审查

与好莱坞的投资者们一样，一些西方世界的作家们在面对作品被推介到中国这个广大市场时，也不得不面临自我审查的选择。

2013年10月底，德国之声报导了旅美华裔作家裘小龙决定在中国出版以“陈探长”为主角之一系列侦探小说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据报，裘小龙的侦探推理小说在全球各地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百万册，但在大陆预定发行日期的前几个月，中国出版社却告诉他，“必须要大幅度删减内容，必须作出调整。”“当然我提出了抗议，但他们认为如果不配合审查机构，他们就得上交罚款，并且失去工作。这真让我很紧张。”

需要裘小龙删改的一是将其原作背景中的上海改为虚构的“H城”，这是因为有检查人员声称，说将上海和犯罪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小说，有可能会损害城市和地方当局的形象。除了城市名称外，小说还被做了多处改动。尽管如此，裘小龙还是同意出版这部作品：“虽然内容有删节和改动，不过总比一点看不到要好。”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导，裘小龙的经历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任何一位想要把作品推广到这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国家的作家，首要的考验就是要通过北京当局严厉的审查。每个和西方作者签订合同的出版商都知道，这些作者的文章要受到比中国作家更为严格的审查。

总部位于纽约的贸易杂志《出版观察》总编纳瓦特卡（Edward Nawotka）表示，尽管如此，依然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作家愿意遵守中国的“条例”，并事前作出某种程度的自我审查。

如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就接受了“删掉了所有和1989年天安门事件有关的内容”，才在中国出版了其撰写的《毛泽东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不过出版方没有改动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段落，这种妥协卡尔还勉强能够接受。

记者采访的所有作家都表示，面对审查，他们有一个容忍的底线，仍然有许多人拒绝接受任何类型的审查。而中国出版商承认在自由言论上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容忍。但是，任何涉及到中国政府、领导人和共产党史有关的出版物都要经过仔细的检查。

结语

无疑，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既可以让自己的国民无比恐惧，也可以将恐惧延伸到国境外，让不少国家的公民进行自我审查，以避免更多的麻烦。单从这一点上看，说中共如病毒一般，危害全球，并不为过。试想，如果中共拥有更强大的政治、经济地位，世界会有多少国家、政府主动或被动向其臣服？未来世界自由民主的空间被严重挤压并不是梦话。

因此，如果中国人、所有全球热爱自由的民众不想生活在中共打造的恐惧的世界中，就要大声地对中共说“不”，并集结在川普政府的号角下，全方位遏制中共的发展，最终终结魔鬼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