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2019年4月15日是曾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逝世30周年，胡耀邦逝世当时震动了中国民众，引发大学生的自发悼念活动，也成为之后“六四”天安门惨案的导火索。

以邓小平为幕后指挥的“六四”镇压，彻底断送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社会氛围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初尝试，并以非正常方式将反对暴力镇压的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排除出局，逮捕了学生民主运动领袖。

从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到“六四”开枪，50天中发生了什么？谁是“六四”镇压的决策人？学生运动是否过激而遭致镇压？这些都是每年“六四”纪念中的讨论话题。

在今天的纪念节目中，我们采访了在“六四”后入狱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鲍彤先生，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主任。他为我们复盘30年前这段历史的起点，即胡耀邦逝世后，学生为什么两次上街？谁是“六四”镇压的策划组织者？以下是鲍彤先生的谈话内容：

很多人把学生上街说成是一次上街，不对的，其实是两次上街。第一次是为了追悼胡耀邦，为什么要追悼胡耀邦？因为胡耀邦是好人，这是一个理由，但是追悼好人不一定要上街啊？还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就是因为胡耀邦是被邓小平搞下去的。这么两个理由使得学生上街的，这是第一次学生上街。

第一次学生上街，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吗？没有人领导，没有人组织，自发的。为了悼念一个好人胡耀邦，为了这个好人无端地被废黜了，大家更加沉痛，因此出来表示哀悼。就是为了表示“我认为：邓小平是错的，胡耀邦是对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学生表达之后就满足了，因此在胡耀邦追悼会后，学生们就陆陆续续回到学校里去了。当然也有一些学生还没有回去，主要是外地的，他们可能要在北京探亲访友再看看。

第二次学生上街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第二次学生不仅出来上街了，而且人数更多了呢？因为是邓小平要他们出来。我这个话，大概很多人不同意。邓小平不是说不喜欢学生出来吗？不对的，邓小平要学生出来。邓小平怎么要学生出来上街的？就是通过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这是“动乱”，把悼念耀邦的学生说成是“动乱”。这是给学生戴上一个政治帽子，而且是一个可以镇压的政治帽子。

学生已经开始回到学校，而且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到学校，本来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如果按照当时（中共）常委的决定，（学生上街）这个事情就没了。

当时的常委决定是三条，是赵紫阳提出来的，他说：第一条，追悼会已经结束，我们要劝学生回校继续上课。实际上这也是多数学生的要求和行动，他们正在回学校。

第二，赵紫阳说：千万不要动用警察，除非发生打砸抢烧这类事情需要警察维持秩序，不能动用武力。动用军队？更是连想都没想，没有人想过要动用军队。

第三条，赵紫阳说，学生实际上是有些要求的，有很多要求。这些诉求怎么解决呢？我们用开展“社会协商对话”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

紫阳说的“社会协商对话”，既是紫阳提出来的，也不仅仅是紫阳提出来的，而是中共13大决议的内容。

1949年以来毛泽东的体制是什么呢？就是发生了社会矛盾，要在党的领导下解决。紫阳则提出：应当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什么意思呢？即：不是在党的领导下解决，而应该由社会各个群体间互相协商，根据大家可以达成的共识来解决。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社会协商的制度来解决社会矛盾。这确实是赵紫阳提出来的，但也不是赵紫阳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13大决定里面的话。

二

赵紫阳当时讲这个话，是根据13大决定。紫阳的以上三条，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但常委是知道的，邓小平是知道的。谁透露出来的呢？有一个人叫李鹏，是他后来透露出来的。

李鹏有个日记，叫“六四日记”，他是这样记得：“4月23日下午，我去送紫阳（访问朝鲜），我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说没有什么别的，就是我在常委会上提出的三条，就坚持这三条。”原来，当其他常委同意这三条的时候，李鹏也是同意的。

李鹏不仅同意，而且在日记中记下以下内容：“我送了紫阳上火车，就把乔石同志找到一起，两人起草一个文件贯彻赵紫阳的提议”，也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决议。

紫阳的三条是根据13大方针提出来的，而具体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得到常委的支持。不仅得到常委支持，也得到李鹏的支持。赵紫阳到朝鲜去的时候，常委有个决定要李鹏代理主持常委会的工作。这个时候，李鹏和紫阳有什么矛盾吗？没有什么矛盾。他和乔石起草的文件就讲了这三条，发到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再发到各个地方，成为全党统一的认识。

学生回去了，或者在连续回去的过程中，这时肯定有一个人惟恐天下不乱，他觉得如果学生回去了就没有文章好作了，他就决定要激怒学生，他就说学生是“动乱”。

学生受到这种无端指责当然气愤，不仅那些曾经到天安门悼念胡耀邦的学生气愤，而且原来没到广场来的学生也气愤了，也出来了。后来说这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动乱”，再后来是“暴乱”，其实，学生没有领导没有组织，学生就是基于义愤，不同意4月26日的社论，不同意邓小平“动乱”的提法。也就是说：本来按照赵紫阳的三条，是可以解决的问题，邓小平觉得非要把学生找出来不可。

所以26日社论一发表，27日的时候，那学生不仅去天安门了，而是整个北京。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出来，而是所有大学都有大量大批的学生出来，几乎在大街小巷都有游行。

天安门我去过两次，第一次看大家追悼耀邦，气氛平静但很沉痛坚毅，觉得耀邦这么好的人被人搞下去了，耀邦去世了是中国的一大损失。大家是爱戴耀邦，大家关心国家的前途。

4月26日社论说学生是“动乱”，这是谁的意思呢？后来有人说：“是赵紫阳泄露了这个机密。”什么时候泄露的？据说是赵紫阳在5月16日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泄露的。这完全是恍惚奇谈。

4月26日的社论是根据邓小平旨意写的，这个话是谁告诉大家的？是李鹏，他已经告诉所有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4月26日社论是根据邓小平旨意写的。但后来一些无知的人在那里胡说，目的是嫁祸于赵紫阳。还用得着赵紫阳吗？全中国的大学生都知道4月26日社论传达的是邓小平的声音，而这个话是李鹏证实的。还用得着过了20天通过和戈尔巴乔夫谈话再来说吗？根本是开玩笑，完全不尊重事实。

所以学生上街是两次，两次都是没人领导没人组织的，如果有纲领，那就是共同的意志，共同意志是有的，前一段就是当年耀邦，抗议耀邦这样好的总书记被邓小平搞下来了，这是大家的共识。

后来的共识是什么？就是抗议邓小平把学生的正义行动说成是“动乱”，谁能组织多少万甚至几十万的学生？哪一个人有这个本事？如果要说有组织者，组织者就是邓小平！他通过人民日报来激怒全北京的学生，全中国的学生，首先是大学生，也包括中学生。

现在很多人已经忘记了，好像学生一出来就怎么怎么的？没有的。学生刚出来就是追悼耀邦，是自发的，因为耀邦人格的力量跟耀邦下台的悲剧。后来第二次上街呢？是对邓小平定性的抗议，他把学生的爱国行动和对国家前途的关心说成是“动乱”。

如果当时说是“动乱”“暴乱”，我说唯恐天下不乱的组织者领导者只有一个人，就是：邓小平。连李鹏本人在23日自己日记中还写；把紫阳送走后他立即找乔石，积极地把常委决议写成文件，而且该文件确实是发了。这些都是历历在案可以复查的。在4月23日李鹏送紫阳回来，他还没有想到过要说学生是“动乱”，还没有想到过以后的事情。

问题发生在后来，现在我只能这样说：恐怕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是心里有数的。这就非常像文化大革命，文革时，谁知道文革是什么东西啊？我看没有一个人知道，林彪不知道，陈伯达不知道，要被打倒的刘少奇也不知道。全国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它的发动者领导者组织者，毛泽东，他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