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中国观察 -> 秘闻 -> 内容


高产量是假的,多征粮是真的


发表时间: 11/26/2018  

高产量是假的,多征粮是真的

 
 

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就是一个虚假的国度,一个上上下下都在吹牛的国度,报纸上高产的报道接二连三,今天亩产万斤,明天亩产五万斤,后天就吹嘘到亩产十万斤之上,在党的机关报这样一种具有诱导性的宣传报道之下,在人造的各种虚假跃进数字的刺激之下,各级政府也强行提高各种指标,来迎合日益高涨的跃进形势。有关各地不顾实际情况来提高指标的情况,在许多大跃进运动研究的文章中都有提到,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虽然如此,笔者还是不厌其烦再提供一个这样的案例,这个案例是一位县委副书记在以后的交待检查中讲到的。

这个案例的材料来自于大跃进时期任云南省建水县县委副书记谢方良写于文革中的一份名为《关于我对孙喜魁同志进行政治迫害的检查交待》,孙喜魁是当时建水县利民公社的书记,谢方良是孙喜魁的上级,因为孙喜魁不执行县委制订的高指标计划,而受到了迫害。在检查中写到:

【58年秋收前曲溪和建水两个县合并,当时孙喜魁同志任利民公社党委书记,在并县后的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农业生产进行估产,由于我当时一心要骗取一等红旗县的荣誉,提的口号是每亩产粮一千斤,即所谓的千斤县,各公社负责人都在我的压力下承认了每亩产量一千斤,唯有孙喜魁同志说利民公社只能达到亩产400斤(因为利民公社是个山区公社,山田多,水田少,各方面的条件也都很差,能达到亩产400斤,已经是很好的收成了),但由于我一心要骗取一等红旗县的荣誉,怕孙喜魁同志的亩产400斤的产量会影响全县的千斤县的水平,所以对他很不满意,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孙喜魁同志进行了批判。(最后全县只达到亩产300斤的产量)。】

可以看到,建水县委为争取红旗县而制订了亩产千斤的高指标,利民公社书记孙喜魁从本公社实际出发提出了水分较少的亩产计划,明显地让县委感到不满,进而受到批判,批判之后的孙喜魁是否不得不改动了计划不得而知,但1958年建水县确实获得了红旗县,《建水文史资料选辑》第七期《敢于直言的县委书记王安广》一文中提到:“1959年2月,曾在‘大跃进’中使建水名列全州13个县(市)中唯一的‘红旗县’的县委书记林建中调省委机关工作……”笔者不知道“红旗县”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但从上述谢方良的材料中提到的内容,以及建水县本身就是以农业为主的县来看,亩产的多少应该是评定“红旗县”最为重要的标准之一,如果是这样,一个实际上只有亩产300斤的产量被虚夸了至少三倍以上。

县委书记凭此高升了,但虚夸的产量的窟窿却需要农民来填补,在谢方良的检查材料中提到了此后的征收公余粮的情况:

【58年利民公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公社的群众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在农业上获得了丰收,59年在58年跃进的基础上又获得了增产,但我在公余粮任务上就给利民公社增加一倍,由原来的70多万斤,增加到140万斤,并要求在15天内完成任务,由于我违反公余粮政策,公粮应是以率计征,以(依)法减免,余粮应是多余多卖,少余少卖,不余不卖。而我是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去代替党的政策,去强迫别人接受。当时孙喜魁同志就不接受这个任务,他不接受任务,我就不让他回去,把他留在县上,把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明科派回去完成任务。而且把公余粮任务不经过公社直接分配到管理区,这是我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瞎指挥,要求各管理区在15天内完成任务。同时平调了利民公社的25万斤粮食,这样一来群众的口粮就减少,造成利民公社部分生产队缺粮,同时发生了一些浮肿,也出现了死人。】

按照上述材料的数字计算,1959年利民公社比往年多交公余粮95万斤。利民公社是个山区公社,人口并不是很多,1981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全公社的人口为11991人,扣除二十多年的人口增长的因素,1959年利民公社人口估计也就是一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利民公社在1959年人均多上缴95斤的粮食,对于一个偏远山区的公社来说,这个数字是巨大而带有灾难性的,饿死人的情况也随之出现。高产量是假的,多征粮是真的。

利民公社情况只是全县灾荒的一个缩影,据谢方良检查中讲:

【由于我在58年弄虚作假,虚报粮食产量,又多拿了公余粮,加上一平二调瞎指挥,造成全县粮食的普遍紧张,农村食堂的吃粮标准一直压到七钱米,而以我为首的县委还到处召开七钱米吃饱饭的现场会,不但农村食堂没有粮食,我又把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都降低了,机关干部由27斤降到21斤,城市居民由25斤降到18斤,因此不但农村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就是机关干部中也有大量的肿病发生……】

《敢于直言的县委书记王安广》一文中提到,“当时全县936个农村公共食堂中,平均口粮不足2两的就有255个”,由此看来谢方良所提到的“七钱米”的情况属实,一餐七钱米,已经少的可怜,但官方却恬不知耻地还要到处召开“七钱米吃饱饭”的现场会,实在不知道他们用何种办法让七钱米填饱农民的肚子的?无耻到如此地步,古今少见!

林建中书记高升后,王安广继任,在李若建老师《“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一文中曾经提到了这位爱民的地方官:1959年2月县委书记王安广到云南省建水县任职后,给农民发还自留地、自留牲畜,开放集市贸易,将3个公社从大队所有制改为小队所有制,提出停止办公共食堂、分口粮到户、自愿参加食堂,结果1960年2月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虽然1959年有这样一位爱民的地方官,但灾情已经发生,而王安广的补救措施却遭到批判,1960年5月王安广被调离,贬职到一个化肥厂任车间副主任,林建中再次回到了建水任书记。

利民公社书记孙喜魁在大量粮食被征缴、调走后,积极向上级反映农民缺粮的情况,有关情况谢方良在检查中也提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孙喜魁同志先后15次要粮,我都不给他,还说他还有粮食,并且说在粮食问题上谁再张嘴就要割舌头,伸手我要剁爪子。直到后来孙喜魁同志反映到地委的王副书记后才给群众解决15万斤粮食,我不但不给孙喜魁同志解决粮食问题,反而派人到利民公社去检查粮食的去向,我曾经派保安财办副主任和粮食局长黄其昌到利民公社去检查粮食,他们回到县上向我汇报说:利民公社有粮食,但在他们去的当天晚上孙喜魁同志把粮食转移了,因此我就说孙喜魁搞黑仓库,说没有粮食是欺骗县委,其实利民公社并没有黑仓库,孙喜魁同志是为了有计划的用粮,对全公社的粮食,进行有计划的管理,这样做完全是正确的。他没有欺骗县委,也没有黑仓库,我说他搞黑仓库是对他的污蔑!孙喜魁同志为了全公社群众的生活,敢于抵制以我为首的县委,也是正确的。】

单从谢方良所写材料来看,孙喜魁绝对是一个爱民的地方官,从抵制高产量到反对多征粮,再到为民要粮,他处处与“谢方良”们作对,或许要来的15万斤粮食,救了不少百姓的性命,但无奈在极左路线盛行的情况下,他被处理是自然的。据谢方良检查中提到孙喜魁被关押了两年四个月,开了大小批斗会四五十次,扣发工资、克扣口粮等等,最后把孙喜魁“排挤”出了建水县。

王安广与孙喜魁,在这一个时期都是讲求实际情况的官员,不肯弄虚作假,不追求高指标,可在全国一片跃进的形势下,他们的做法显然不能够跟上“形势”,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运动中,被戴上“右倾”的帽子,从领导岗位上调离,进而受到批判。

材料中所反映出来的建水县和利民公社在大跃进时期的情况,是大跃进时期地方官员追求高指标(高产量、多征粮),不顾百姓生死的一个案例,也是在这种体制下官场逆淘汰的一个例子。

对材料的说明:这份材料是谢方良写于1968年4月的一份材料,有明显文革时期交待材料的特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起将近十年前对孙喜魁的政治迫害?具体原因不详,也许是孙喜魁在政治上又翻了身,还或许是文革中建水的“人民群众”起来清算他在大跃进中的恶行,不管如何,这份材料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当然,作为检查材料,谢方良所提到的对孙喜魁政治迫害的具体行为,他也许会出于“求过关”的心理而把事实扩大,也或许会“避重就轻”,所以材料中的内容笔者仅仅是引用,读者需自己有自己的判断。就笔者来看,材料中谢方良对孙喜魁的迫害,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目的的迫害,不如说是组织迫害。


返回首页


请分享到:
栏目: 首页 -> 秘闻

相关文章

乌克兰大饥荒85年 苏联一直掩盖真相

文化大革命在拉萨的开始

大昭寺老僧:“可怜啊,那么多的藏人,已经有那么多年没朝拜过大昭寺了”

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文化大革命在拉萨的开始(一)

为了“大锅饭”,不交小锅不让吃饭

美空军B-52轰炸机破坏力惊人 曾是毛泽东外号

流亡富商曝王健死亡疑点 揭海航是情报渗透平台

中共是怎样成立的?这些真相鲜为人知!

冯客教授谈“中国大饥荒” 三个惊人的新发现

这就是中共搞“杀人土改”的奥秘

港媒:薄周政变想〝大干〞 培养两个“民选总统”

揭密:习邓两家积怨已久 邓小平多次打压习仲勋

饥荒时期的劳改农场

见炊烟升起,他们就一拥而入

揭密:胡耀邦葬礼现尴尬 邓小平被骂〝早晚要死〞

揭秘:邓小平参观毛故居 酒宴上突然变脸〝走!〞

毛泽东:联日打蒋可获暴利 我不怕当民族叛徒

预感大事不妙!薄熙来痛哭流涕 周永康瘫倒求饶

贤愚倒置的中共

中共,一路走来的小知党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