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报导说，一位参与交易的顾问表示，一位香港富豪已经开始从其在香港的花旗银行账户转移超过1亿美元到新加坡的花旗银行账户。该富豪担忧，自己可能成为中共的政治打击目标。

“（转移）已经开始了。我们听到其他人也在这样做，只是没有人会在离开时去参加游行。”这位顾问告诉路透社。

引发香港逾百万人上街抗议的《引渡条例》，旨在简化香港跟既有的签署引渡条约的二十多个司法管辖区的个案引渡条例，其中包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

但存在主要冲突的变更内容表现在：现行的“引渡条例”删除对中国大陆引渡的明确禁令，同时还取消了“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即MLAO）对大陆的限制。

根据香港大律师公会最近的一项研究，MLAO允许外国司法机构要求香港当局收集境外使用的证据，并提供其它形式的协助，例如帮助冻结和没收其它司法管辖区要求的、与嫌犯罪行相关的资产。

香港大学法学院的杨艾文（Simon Young）教授告诉路透社，《引渡条例》将允许大陆法院要求香港法院冻结和没收当事人旗下跟大陆所指罪行有关的资产，这已经超出现有的关于毒品犯罪所得的规定。

“这个问题在公开辩论中基本上被忽视了，但它确实是拟议修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杨说，“当然，富豪和那些给他们提供法律建议的人不会忽视这一点。”

他认为，这一点会让一些香港居民考虑将资产迁出。

一家不愿透露名称的香港国际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负责人证实，其客户已将资金从香港转移到亚洲他国。

他说，客户无法相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或北京领导人会笨到如此地步，都不去想推行这条法律会引发香港资金转移、造成经济损失。

《引渡条例》更会促使香港富人考虑将资金转移到跟北京有更多绝缘关系的其它亚洲大城市。

香港《引渡条例》将冲击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也诱发外界对中共“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香港自治权的担忧。

“一旦‘两制’之间的合法防火墙被破坏，就不会再回头。”香港独立股评人大卫·韦伯（David Webb）告诉《华尔街日报》，“这项法律将阻止有才能的专业人士搬来香港、打造自己的职业生涯。”韦伯经常批评香港部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不当行为、为小股东发声。

韦伯还表示，《引渡条例》一旦通过，将对那些敢于批评内地公司和政府政策的分析师造成“寒蝉效应”。

这些年来，香港的法制环境受到中共很大的侵蚀。自去年9月以来，内地当局已能够从香港收集内地居民在香港的资产和收入信息。

最近的法律变化也使它们能对香港富人的全球收入征税。根据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2018年的一份报告，香港是富翁最多的一个地方，私人财富超过1亿美元的富豪有853人。

咨询公司Z-Yen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香港名列第三，仅次于纽约和伦敦。该指数基于政治稳定性、基础设施、市场流动性和资本可用性等指标。紧随其后的是上海和东京，这两个城市过去曾远远落后于香港。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是自由贸易的港湾，有着独立可靠的法院以及言论自由的社会。自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共之后，香港成为一个具有西式法律体系、中共治下的半自治区。

但中共的一国两制现已名存实亡，中共对香港的控制欲越来越明确且对外显露出来。

上一次香港市民大规模示威活动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五年后，香港市民再次走上街头，对蚕食香港自治权的法律提案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