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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怎样成立的?这些真相鲜为人知!


发表时间: 11/19/2018  

中共是怎样成立的?这些真相鲜为人知!

 
作者:艾华民
在中国成立的这个共产党,实际就是苏共在中国产下的“怪胎”,或者说是苏共的“儿子党”。(关于中共是苏共“儿子党”的问题,中共自己长期一直是默认的。直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也就是在中共建党四十多年之后,“儿子党”才要造“老子党”的反。这就是中共的所谓“批修”。)

中共的党史掩盖了真相,是通篇造假、吹牛的历史。(网络图片)

1921年7月1日在中共成立之前,俄共远东局已派出一批特工人员潜入中国,在华活动一年多,取得丰硕成果,在中国一些地方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并已于1920年8月建立了临时中共中央。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尔斯基、马林到中国组织成立中共。尼柯尔斯基对马林说: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给他的指示是,中共的会议必须要有他参加。

尼柯尔斯基生于一八九八年,曾是赤塔商学院的一位学生,来华时仅二十三岁。就是这样一个小青年,操纵成立中国共产党。马林为荷兰人,生于一九八三年,来华时三十八岁。这两个人在上海曾与李达、李汉俊秘密商谈,后又到北京与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秘密会谈。

据包惠僧说,在广州“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会见尼柯尔斯基,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派两个人出席;还寄来二百元路费。”(《包惠僧回忆录》,转引自叶永烈著:《中共之初》第299页)。

中共后来说:由于中国工人队伍壮大,工人觉悟提高,具备了成立共产党的条件,才成立共产党。这纯是胡说八道。包惠僧的回忆,说得清清楚楚,是共产国际派人来主导成立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如何,毫无干系。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工人阶级更强大,也没急于成立共产党啊!而恰恰在成立中共的代表中,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也没有。

为召开中共“一大”,马林带来活动经费。“一大”每位代表都收到上海发起组寄的一百元现大洋。临回去时,每位代表再发“旅差费”五十元。很可能是怕这些“一大”代表,在上海十里洋场胡乱花钱,对他们不放心,担心他们回程时没有路费,困在大上海。所以没有把一百五十元,一次全发给他们。

这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对个人来说不算少。现时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只能买几个汉堡包,还不够买一条裤子。可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百五十元现大洋,那就值钱多喽!例如二、三十年代一小职员每月工资十五元,就可以勉强维持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不至于饥肠辘辘,衣不蔽体。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可以每餐有四个丰盛菜肴一个汤。大米白饭,花卷馒头,随便吃。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可以供应五十个学生吃一个月的伙食;也可以供应一个学生吃五十个月的伙食。这就是当时一百五十元的价值。所以说,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在当时不算少。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一百五十元又不算多。曹锟贿选,向议员买一张选票,就用五千元大洋。而俄国人列宁仅只用一百五十元,就收买了中共“一大”代表的良心和灵魂。真是廉价动物,一批贱货。说明俄国人、列宁也很抠门;很会打算盘,非常唯利是图,十分吝啬。俄国人这个小小的投资,以后竟获得了无法估计的大利,确实是很有眼光,是最划算的投资。只是中共代表的身价,低得太可怜了!恐怕这些“无产阶级的先进份子”中,很可能都是对赵公元帅见钱眼开,没有一个代表会觉悟到想一想:“俄国人给他们这个钱是为了什么?是要他们干什么?”,“俄国人会随便花这笔钱吗?”,“难道俄国人用大把钞票撒给中华大地,是来替天行道吗?”

据陈独秀在狱中对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所以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

据美国《世界日报》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社论指出:“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是莫斯科交下来“着令通过”的俄、英两种文本,后来才由中共译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标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意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所以,在中国成立的这个共产党,实际就是苏共在中国产下的“怪胎”,或者说是苏共的“儿子党”。(关于中共是苏共“儿子党”的问题,中共自己长期一直是默认的。直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也就是在中共建党四十多年之后,“儿子党”才要造“老子党”的反。这就是中共的所谓“批修”。)

怎样看待俄国人成立的这个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认为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说,中国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中国无产“可共”。如主张要实行共产主义,必先实行资本主义。他认为列宁的十月革命是“走在历史的前面,背离历史的轨道”。(石灰:“历史的误会”,1991年9月8日《世界日报》)

参加中共的“一大”代表周佛海,在一九四一年回忆说:“现在回顾起来,真如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叶永烈着《中共之初》第430页)

瞿秋白在临刑前,知道自己已经必死,他还是说出多余的话,承认自己参加共产党是误入歧途,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共产主义,“它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不管他们后来个人的结局如何,在他们生前能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做一个交代,这总还算是好的。比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派要好的多。

自中共成立之后,一直有代表常驻苏联;苏联也一直有代表常驻中共党内。出谋划策,互通信息,保持联络,不断指挥。

参考资料: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

叶永烈:《中共之初》

石灰:“历史的误会”,1991年9月8日《世界日报》

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

瞿秋白:《多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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