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香港不是1989年的北京。”毛思迪认为，香港特有的两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已排除了中共在香港直接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而在中美贸易问题上，中共领导人也同样面临霍布森选择（Hobson’s choice）。

1631年，英国剑桥商人霍布森在贩马时，说把马匹放出来供顾客挑选，但附加条件是只许挑最靠近门边的那匹马。在加上这个条件实际上就等于顾客没有什么选择。这种无选择余地的所谓“选择”被称为“霍布森选择”。

“毫无疑问，香港人愤怒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在加强对香港、这个世界上最国际化和自由的城市的控制。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一点。”他写道。

香港人反对中共进一步侵蚀人民基本权

当中共政府2014年单方面改变香港选举制度、预选香港特首时，香港人走上街头，发起“雨伞革命”大规模抗议活动。然而，北京青睐的候选人林郑月娥仍赢得选举。

毛思迪认为，这反而加强了香港人抵制中共的决心，禁止中共进一步侵蚀它自己之前承诺的香港自由。

而日前香港反对《逃犯条例》的两次大规模民众游行也是出于这个原因。6月9日，103万香港市民上街游行抗议，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一周后的6月16日，约200万人游行抗议，参与人数是一周前的两倍。

“走上街头的200万示威者来自各行各业，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数百万中国人的后代，他们在香港的自由市场环境下长大，跟边界另一头形成鲜明对比。”

20世纪40年代，大量中国人为了逃避共产党的统治，来到香港。当时，香港属于英国殖民统治、法治社会，即便是政府公务员也必须严格遵守法治，但在边界的另一边（大陆）却是专制、腐败的共产主义，同时还有一个同样腐败的司法机构。

所以，现在香港人的做法很明确——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抵制中国（中共）对人民基本权利的进一步侵犯。

“2019年的香港不是1989年的北京”

1997年英国人离开后，北京派军队进入香港。在过去的20年里，这些军队一直驻扎在军营里，没有被召集起来处理公众抗议活动。

毛思迪认为，因现实制衡，中共不敢对香港进行直接的武力行动。“2019年的香港不是1989年的北京。在全球的关注下，（再来一场）大屠杀注定是一场失败，是中共、或香港都无法做到的。”他写道。

1989年，一小群外国记者躲在一家酒店里记录下中共的暴行；2019年，有数百名记者居住在香港、这个星球上最国际化的大城市之一。任何中共在香港犯下的暴行，都会被数十、甚至数百人毫不犹豫地曝光到互联网上。

香港是中共下金蛋的鹅

他表示，另外一个因素也很大程度上排除了直接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几乎所有腐败的共产党高官都将他们的一些不义之财存在香港，投资那里的房地产或股票。对他们而言，以及对整个中国（中共）而言，香港就是下金蛋的鹅”。

毛思迪认为，中共不管是通过直接的军事行动，或缓慢的持续扼杀来结束香港的独立地位，实际上都会杀死这只“金鹅”。

如果香港作为区域金融中心的角色突然终结，那么香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会崩盘，而共产党权贵对当局的严厉统治会更加不满。

毛思迪表示，中共现在是双手被束，如果命令香港立法会通过《逃犯条例》修订，香港会再次爆发抗议；如果告诉林郑月娥和中共的小小兵（Minions）撤回法律，将显得示弱。

他说，在没有好的选择的情况下，中共只能看着数百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用脚投票反对中共政策。

“无论中共是否想摧毁香港，这个充满活力、基本上自由的商业中心，现在正在进行的完美风暴可能意味着对其自身的政治破坏。”他总结说。

贸易战下 保党将无解

毛思迪认为，如果习同意美国的对等贸易的要求，这意味着中共要尊重财产权、遵守法治和建立公正的司法制度——这样势必会削弱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

而另一方面，如果习拒绝进行彻底的改革，川普无疑不会放过对所有中国产品提高关税。要是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中国经济的整个出口部门——按照市场原则运作的唯一部门，他们会跟着利润走——随着外国公司将工厂转移到其它国家以规避关税而消逝。

若习拒绝放松共产党对权力的束缚，将付出中国经济变得更弱的代价，而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紧张迹象。

毛思迪表示，无论习对香港，还是在他与川普的贸易谈判中做出什么决定，他都会在艰难应对的同时、碰上党内的反对者。

“也许中国其它城市的居民也会要求自由，但更有可能的是中共党内其他派别策划，即便不是让习下台，也会利用他现有的弱点、减少他的影响。”他写道。

毛思迪曾著有《亚洲霸凌：为什么中国梦是对世界秩序的新威胁》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