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母亲的武汉居民丁先生谴责中共罔顾60岁以上老人的生命，以确诊门槛和限行阻碍救治 。示意图（FREDERIC J. BROWN/AFP via Getty Images)

3月24日，武汉封城后的第62天，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宣布，湖北和武汉已经连续6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但多方消息显示，武汉当地疫情依然严峻，多个小区再次爆发群聚感染。

武汉知情人士披露，如果持续14天新增清零，武汉就可以复工，为了复工，所以层层配合当局造假。

在这场疫情中，已经有大量民众染病及死亡，许多人家破人亡，甚至灭门。武汉居民丁先生的母亲胡爱珍，从1月20号发病到2月8号去世，始终没能确诊，当然也不在中共公布的确诊名单中。

自由亚洲23日报导说，胡爱珍临终前的最后一天，呼吸困难，腮部被液体充斥，四肢无力到甚至不能自己喝水，儿子丁先生带她到6家医院，却求救无门，最后终于收治在武汉协和医院，1小时后病逝。

母亲求诊期间，丁先生形容自己每天在地狱边上徘徊。

他说，当局1月20日宣布病毒人传人后，武汉的医用口罩和酒精在一夜之间被抢购一空，他只好戴着一个普通口罩，天天背着母亲到医院，在摩肩擦踵的病患中间穿行。

母亲的热气和泪水滑到他的脸上，他觉得自己也完了，逃不掉被感染的命运，但是他就是要用“添油战术”、以命换命——因为母亲不能死，她是一位身体硬朗的65岁老人。

丁先生开出租车养家，母亲刚刚退休，每天帮着照看孙子，正是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好日子。

但是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从1月初，他家门口的华南海鲜市场休市，政府训诫8名“造谣者”并宣称不会“人传人”，所以丁先生对病毒不以为意，进出如常、并未佩戴口罩。直到23日封城前的一两天，母亲突然出现肺炎症状。

丁先生说，最开始社区和医院互相推诿，排队好几天做上核酸检测，上面写着“阴性（不排除阳性的可能）”，做了等于没做，从头到尾就是个陷阱。

那时医院没有医疗条件，他们也很怕病毒，所以把病人拒之门外，根本不给机会，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一线记者从武汉社区获取的重症人员标准是：1. 血氧饱和度降低；2.呼吸困难；3.有基础疾病；4.年龄偏大、体质弱者；5.含发热和疑似人员标准。

丁先生说，母亲从头到尾是危重病人，血氧饱和率40%多，低于正常的90%。在医院等待期间，十几天里没吃没喝也没有白开水，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他表示，确诊困难极大地阻碍了母亲的及时就诊：“几百上千的人就等着核酸检测，医院当时就拿这个，核酸检测没通过就不收你，十分残忍。”

2月5日晚，胡爱珍已经病危。但当天整个晚上丁先生就困在送母亲去协和医院的路上，他被禁止从江汉区跨越到蔡甸区。他把病例、片子拿给交警，对方无动于衷。

丁先生愤怒的发问，“你们是不是人？你不是娘生的？” 对方给的依据就是，“我们接到了通知，不让跨区”。

3天之后，几经波折，协和医院的医生慷慨地给出一个床位。医生检查了胡爱珍的身体和检测报告后，让他再重新检查，说那份核酸检测是假的。但是来不及了，胡爱珍去世了，随后被殡仪车拖走，丁先生至今未拿到骨灰。

丁先生说，只不过两三分钟就这样阴阳两隔，到现在还觉得像是做梦。他回忆说，不仅仅是母亲，武汉不知道有多少人等不到床位和诊断就死了，他们被排除在统计数字之外，自生自灭。

丁先生悲愤表示，医院是在屠杀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都被拒之门外。他在医院这么多天，看到医院收治的20多个人都是年轻力壮的。而且雷神山、火神山医院里面也都是只收轻症患者。

3月6日，海内外20个中国律师组成“中共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主张疑似患者和没有进入统计数字的患者的诊疗应全程免费，他们愿意为逝者家庭提供免费法律支持，包括制定索赔方案，争取和政府达成和解协议，或者起诉。

自6日至21日，律师团只收到丁先生一人正式填写材料。22日，律师团决定扩大援助范围，包括所有未享受到免费诊疗服务且未获退费、因封锁限行和强制隔离而遭受损失的受害人。

丁先生说，他希望律师团帮助追究到具体的责任人，不管是公安局、卫健委的新闻发言人，还是宣扬人不传人、忙着发论文的疾控中心掌门人高福，他们要负刑事责任。

“哪怕没有希望，我都要试试，因为我的母亲不能这样冤死。我要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他们的嘴脸。他们的手段十分卑劣，但是我不怕。老百姓不怕死，怕死的是你们。”丁先生说。

律师团发起人之一、旅美维权律师陈建刚告诉自由亚洲，无论是从财产上、自由上甚至被中国的滥用权力，被警察、武警、特警甚至临时雇佣的黑社会打手打死的；还有因封锁不能出门、死在家里的悲剧太多了。

律师顾问团在公告中写道，对这些患者应当基于“疑点利益归于患者”的原则，放宽认定标准，最起码应当认定为疑似患者，从而也将他们的诊疗全程纳入免费范围。

律师顾问团关于诊疗费用的研究报告进一步说，中国的红头文件，包括相关规定，对于中共肺炎确诊和疑似患者，在基本医保等按规定支付医疗费用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国家财政给予补助。但是对于统计数字之外、甚至居家隔离期间死亡的人，他们的权益难以保障。

陈建刚介绍说，中国律师在疫情爆发后正在遭受新一轮打压。当局要求他们遵守“三不许、六不准”，不准彼此说话和交往，不准谈疫情和政治。但律师们即便在绝望的时候，也愿意冒着风雨往前走。只要当事人有这维权愿望，我们就愿意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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