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人记者陈嘉韵（Melissa Chan）在推特提出，“香港人应获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200万名示威者——严守秩序、收拾垃圾、庞大人潮为救护车让路、给外国记者递上安全帽等装备——2019年还有其他更佳的和平抗争例子吗？”此提议在社交媒体广为转发，并被其他媒体报道。

毫无疑问，香港人创造了世界奇迹——无论是参与示威抗议的人口比例和人数，还是抗议过程中的良好秩序和动人细节。而且，并非第一次如此，这是这座“逃犯之城”和“抗议之城”令人骄傲的传统。我曾经于2009年和2010年两度参加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亲眼看见人山人海的盛大聚会散场以后，地上片纸不留。不仅如此，很多参与者还带着小铲子，将因为垫坐而粘贴在地面上未能撕干净的纸屑都仔细地清理掉。尽管早已经在媒体上对此场景耳熟能详，但是眼见之时仍然感动不已。

后来我到了德国。2012年第一次参观科隆狂欢节“玫瑰星期一”大游行的时候，我发现以守秩序、爱干净著称的德国人乱扔垃圾和酒瓶，狂饮啤酒的男人们甚至当街小便。这是否说明德国人“素质”比香港人差？我不这样认为。香港人抗议聚会之后带走垃圾固然令人赞赏，但是德国人节日狂放满街狼藉也无可厚非——政府安排环卫工人加班加点之后，城市也能恢复秩序与卫生。

香港人获奖将是诺贝尔奖历史的光荣

感谢陈嘉韵女士的提议，我也在此应和：香港人应获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倘能获奖乃实至名归——但是，不是因为他们在示威游行中收拾垃圾、为救护车让路等等感人细节，而是因为他们坚韧不拔地对抗中共极权、成功阻止包藏祸心的《逃犯条例》修订，为全人类的自由与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许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香港抗议的全球意义。假如《逃犯条例》修订通过，那么不仅香港人面临危险，而且任何从香港转机的国际人士都有可能被拘捕移交，甚至中共可以让香港配合栽赃抓人到中国，在那里司法机关毫不掩饰地完全“听党的话”，每天都在发生滥用法律的事情。

同样重要的是，正如长达三、四十年、数百万人以命相搏的“大逃港”，以及六四镇压之后香港人帮助民运人士逃亡的“黄雀行动”，香港作为专制社会的异议人士的逃亡之城，是人类追求自由的灯塔。正如《时代》周刊（Time）亚洲版封面故事报道所说，反“送中”运动是香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民众上街抗议行动，而且是为国际社会的整体人权而抗争，香港站在全球自由保卫战的前线。

因为这些原因，假如香港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仅他们的抗争将受到肯定和激励，而且也将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的巨大荣誉，是照亮人类自由和尊严的一道光芒。

别让“四二六”社论污名社运的历史重演

香港人游行抗议秩序井然被人反复称颂，除了它真的是令人感动的人间奇景之外，还因为它受到林郑月娥等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的污蔑，称之为“暴动”。林郑月娥在6月12日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说，“这些已不是和平集会，而是公然有组织地发动暴动，也不可能是爱护香港的行为。”

这让人想到三十年前著名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在今年六四镇压纪念日前夕，我在日内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指出，文革后中共最成功的政治控制之一，是对社会运动的污名化。在这个污名化的过程中，有两大“杰作”。它们对今天中国政治的作用，没有被人们充分地意识到。第一个是1981年在邓小平主导下制定、至今得到中国社会普遍称颂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就是“四二六”社论。

这篇社论是“六四”运动的一个关键点，成功地实现了污名化运动的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我称它为历史上最成功的污名之作，给参加运动的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成为至今都不能解脱的魔咒。“动乱”之论一出，运动前期“反腐败”、“新闻自由”、“政治民主”等政治口号纷纷让路，要求摘去“动乱”帽子、戴上“爱国”桂冠，成为运动后期的主要诉求。

“四二六”社论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很简单，它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

“公然有组织”、“出现暴力行为”，再加上中国内地经常被强调、据称林郑政府也亦步亦趋拾人牙慧的“勾结外国势力”，就是被反复使用的污名工具。

香港人不必被污名吓破了胆，或者被当局议程设置牵着鼻子走。一场世界最大的示威活动，有人公然组织难道有什么错吗？有外国势力的支持，不正是说明得道多助吗？游行示威中发生暴力冲突，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应该尽力避免，但是维持秩序是政府和警方的工作，局部的冲突往往也难以避免，更何况是因为政府滥用警力而导致。

香港这次抗议运动中，值得称道的一个方面就是，即便在局部的激烈冲突发生之后，泛民派政党也没有出来与年轻人“割席”，谴责他们暴力；父母们没有把孩子拖回家中看管，而是自己走上街头声援。

我相信香港人能够继续做好抗议运动中秩序井然的楷模，但是我也想要对你们说：即便你们的游行队伍有点乱，即便你们没有收拾垃圾，没有为救护车让路，没有给外国记者递上安全帽……你们仍然有资格因为这场对抗专制极权的伟大运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