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大陆教师节9月10日爆出一条重大新闻。马云公开宣布，将于2019年9月10日卸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一职，由现任集团CEO张勇接任。
马云是阿里巴巴集团的主要创始人，现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日本软银董事等职务。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马云身价超过400亿美元，阿里巴巴的市值超过4000亿美元，业务版图横跨电子商务、好莱坞电影、云端运算和线上支付等事业。
在阿里巴巴生意正红火之时，马云却提前交权，引起外界广泛猜测。有一种分析认为，在中共体制控制之下，马云这种选择应该是一种明智之举，他提前交权一是为了保证自己全身而退，二是避免成为被中共宰割的肥羊。
外界戏称，中国的富豪榜，其实也是杀猪榜。在2年前的马云乡村教师奖重回课堂的活动中，马云就曾表示，我今天这些所谓的财富根本不是我的，中国首富有好下场的不多。
他还说，不要贪恋权力，会惹出事的。
马云在2013年接受《时尚先生》采访时也曾直言，早已预知自己的结局，中国的企业家确实没有好的下场。事实也是，历史也是。
他还说，以前你没钱，没人找你。你有钱以后找你的人都很大，要不就有权，你吃不消。
近年来，中国几大金融大鳄的命运，似乎也印证了马云的上述看法。比如，亿万富豪肖建华被当局秘密带走调查；前安邦集团总裁吴小晖被判刑18年，没收财产；中国石油巨头叶简明也被查，资产被变卖。这些富豪均被指与中共权贵集团有利益关系，马云的阿里巴巴也被指有中共高层家族涉入。
有分析认为，在中共统治下，民营企业就像是圈养的牛羊，养肥了就杀。现在，中共正利用明枪、暗箭和软刀子三大手段，从民营企业身上大块割肉，加速吞噬民营经济。
明枪，其实就是明抢，政府通过司法公权力，给企业家扣上违法犯罪的帽子，直接抢夺民营企业的资产。
例如5年前，曾上榜中国企业改革十大杰出人物的湖南民营企业家曾成杰，被法院秘密处决。其所拥有的23.8亿元资产，被地方政府以3.3亿元低价，卖给湖南省财政厅下属企业。
同样是5年前，拥有三家纺织公司、资产市值逾10亿的山东蒙阴县民营企业家石立军，一夜之间身陷囹圄，10亿家财被地方官清算。石立军后无罪出狱，但被侵吞的钱却再也找不回来。
明枪躲不了，行政上的暗箭更难防。
文章称，中共的工商、税务、卫生、消防、还保等等五花八门的行政部门，都能利用手中权力，让民营企业举步维艰，甚至关门倒闭。
民企要生存，就不得不破财消灾，收买官员。而这又会成为民企老板腐败犯罪的证据，随时可能被中共用明枪来收割财富。
另外，从宏观经济的角度，中共吞噬民营经济最快的方式，还是用软刀子──经济政策。
比如说中共最新的社保改革，将社保费改由税务局征收，会增加企业约1.5万亿元的社保费支出，而且增加的支出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预期会有大批中小民企会因激增的社保支出而倒闭。
中共最近3年来还大力推行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国企改革。该政策被外界称为公私合营2.0版，中国经济学家夏业良表示，这就是变相的国企兼并民企。
马云早前也曾说过：企业可以和政府谈恋爱，但千万别结婚。
马云宣布一年后卸任董事会主席。一年以后，马云卸任后其实也算不上真正的从阿里巴巴退休。估计马云只是卸任董事长，还会留在董事会，那么只能说马云在为退休做准备，而不是真正的退休。
但最终，马云会不会让阿里巴巴和自己的关系演变成为如联想和柳船志的“太上皇”模式呢？
从企业家退休的模式看，目前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一步到位的“全身而退”模式。以步步高创始人段永平为例，不仅全身而退，而且实现了自己退休和企业发展的平衡，可以看做是一种企业家退休的先进模式。段永平离开公司前，将步步高按照业务类型分为三大块，又将这三大业务按照人随事走、股权独立、互无从属的原则，成立为三家独立的公司。造就了OPPO和vivo两大智能手机品牌。
第二种是“太上皇”模式，如柳船志之于联想，平时对企业不大过问，关键时候还是一言九鼎，但由于平时对企业掌握的信息不均衡，关键时不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接班人总是生活在“太上皇”的阴影之下，决策的时候缩手缩脚，虽然有“太上皇”罩着有一定的安全感，但对企业长期发展不是好事。因为“太上皇”模式的最大问题就是责任和荣耀的不对等。
马云很可能采用的是第三种，先“垂帘听政”再“全身而退”。马云估计会在一段时间通过“垂帘听政”的方式继续成为阿里巴巴的实际掌舵人，退出对具体业务的过问。但一定会在事关公司发展的大政方针和面临危急时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继续成为公司的精神领袖及企业形象代言人的角色。这个过渡期估计不会很长，一旦公司新的领袖位置坐稳，公司运行正常之后，马云估计会如同他所向往的那样，彻底脱离阿里巴巴管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董事。
作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企业家，马云以及同辈企业家们在退休问题上，很可能不再延续老一辈企业家们的通常做法，对自己和公司的未来有不同于前辈们的思考和打算。他们和老一代企业家最根本的不同是，不一定再认同把一生投入到一项工作中是正确的选择。他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完成自己的不同梦想，并且也碰到了新的社会还境。
当然，从公司发展的角度看，创始人的长期掌舵，一方面其商业天赋和长期形成的经验，对于公司战略方向的把握很难有人代替。另外也使公司形成长期稳定的文化，公司内部员工在这种文化的感召下，容易形成对企业忠诚和干劲的平衡，同时企业的品牌也得以长期积累，好处不言自明。
但不管干到多久，创始人终究有离开公司的一天。创始人过早脱离公司经营后，如何让企业继续保持发展势头比创始人个人的爱好和选择更加重要。目前看来，随着产业转型和企业管理理念的变化，比起以前，创始人退休的外部条件也在变化。
首先是技术革命和商业模式的迭代速度越来越快，在新兴领域中，尽早的选择年轻一代接班，年轻一代掌舵更能精准的感受到变化，从而调整公司的方向。另外，保证公司传承的管理方式和股权分配方式也和过去不再相同，公司可以采取更加有想象力的管理方式来处理创始人退出后有可能留下来的真空。
因此，相信马云不再会像老一辈创始人企业家那样“恋栈”，在“垂帘听政”一段时间后真的全身而退，不再会做“太上皇”。
外媒分析，其实马云正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困境，就是旗下「支付宝」太过庞大，是一个覆盖5亿人的巨型第三方支付平台，而其庞大的金融数据，已引起中共政府焦虑，阿里甚至曾一度说要把支付宝献给国家。
《BBC》报导，阿里巴巴2014年在美国上市后，股价猛涨，却在2015年初遭到中国工商总局发文点名批评其网购平台，才短短4天，市值大幅缩水370亿美元；同时，旗下「支付宝」的归属权也是遭到中共政府当局「关切」的重点之一。
报导指出，中共政府焦虑的不止是支付宝的壮大，更大的焦虑是，这家第三方支付平台覆盖5亿人，不止其庞大金融数据已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且合作方还有日本软银和美国雅虎的巨型第三方支付平台，因为中共政府的焦虑及关切，才使得支付宝在2011年从阿里集团中剥离出来，马云当时还遭到痛骂，指「违背商业规则，窃取股东利益」。
报导指出，马云当时承受很大压力，甚至表态，随时准备支付宝献给国家；而这也是马云难以解决的政治困境。
记得早些年，世界曾掀起一股慈善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满世界劝捐，期间也找到了马云。当时马云问巴菲特几岁，股神答曰80，马云笑怼，我到80岁也可以捐呀。而如今，不过五十出头的马云，却突然表示将要退休，专注于慈善事业。
对一个年富力正强的企业家来说，这个时候选择“还”，是否提前嗅到了某种政治气味？众所周知，中国是个有着政商结盟传统的国家，因此每逢政治巨变，商贾们无不以破产或牢狱之灾的方式完成财富交割。
马云恐怕还算看得清，选择此时退休淡出公众视野，并以“慈善”的名义让渡资产，或许才是实现“泡沫人生”软着陆的最佳方式。作为“久经沙场”的人，自然深谙出来混，迟早要还的道理，早还要好过晚还，主动还也好过被动还。
几个月前450名中国富豪联名起诉美国政府的事情，原因是不满美国投资移民的排期太长。花50万美金居然还排不上队，其中数百位富豪情急之下就打算去告美国政府，以谋求缩短排期。可见中国有钱人出逃的情况有多严重，他们有多迫切，就说明他们有多焦虑。
社会是一个整体，一旦底层被压榨掏空，就会开始转向中产和富人抽脂。其实中国的底层人民也从未真正充实过，只是经济在增长状态时会掩盖一些问题，而一旦经济滞涨或下行，政府的财政开始紧张，那就只能将针管插向中上层，也就到了所谓“还”的时候。
自范冰冰风波后不久，娱乐圈的高级韭菜们正式迎来收割季，明星工作室的税率从6%，一次性提高到42%。政府则表态，限十月底，各路艺人必须补缴完税，过时将抽查。因此这段时间大明星们都在忙着补税。
明星是富人当中的特殊群体，这种特殊性在于，他们赚钱的方式相对轻松。政府征税的目的并不在于调节社会财富平衡，而纯粹是为了填补自己的财政窟窿。因为一旦“断粮”，它自己也算是混到头了，同样得“还”。所以在求生欲望下，他们同样将镰刀伸向了企业和个人。
最近一封写给祖国的“情书”感动了无数人，还是一封诀别信。执笔者为杭州的一名年轻妈妈，从小接受“爱国”和“爱党”教育，有着极强的集体荣誉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粉。
不幸的是，她也是位批突批跑路事件的受害者，当她多年的血汗钱被诈骗集团圈走，想到了她的祖国时，不料立案月余没有丝毫进展，当局既不抓人也不追回资金，她自己反而成了维稳的对象，还亲眼目睹了上访维权者被警察暴力驱打的场景。瞬时三观崩塌，爱了这么多年的国，竟也“还”了，信中的最后一段是留给她女儿的，告诫她好好读书，将来留学移民。可见绝望之深，随后，便上吊身亡。红朝的媒体，没有一家敢报导。
这是第一件金融难民升级事件，真怕会有更多的人撑不住，其实钱真的并不是关键，没了可以再挣。但是坚持了那么多年的信仰，却发现是谎言，真的不是常人能够接受。就像有一天，韭菜突然发现自己“深爱”了那么多年的对象，竟是一把镰刀。
这次的批突批事件，一次性割走了数百万金融难民，数以万亿计的人民币后。很快中国消费降级的说法就慢慢传开了，榨菜和二窝头的销量暴涨，相关股票都将近翻番，可见党媒提出的共克时艰已基本兑现。
不过日子这东西，没有最苦，只有更苦。再过几个月，税务局将全面接手社保，这把伸向企业的镰刀，无比锋利。
中国的综合税率高达68%，号称死亡税率，在这种营商还境下，绝大多数企业为了生存都迫不得已做假账，以及在员工的社保上做些手脚。而政府在未减税的情况下，让社保入税，就等于将企业逼上绝路。而且现在多地甚至已经开始追缴社保，以补财政漏洞，这种杀鸡取卵式的政策，必将重创中小型企业，预计一波失业潮将要来临。
中国开启工业化也就短短几十年，从未真正经历过经济危机。但是，也没必要过度惧怕经济危机，其实经济出问题就跟人生病一样，他是在提醒你赶紧治疗。如果你放弃治疗，继续作下去，那才会真正出人命。对一个国家来说，也就是一个改革的问题。
经济危机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社会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会简单很多。
发达国家为何为此看重工作岗位，因为工业社会的关键就是保障就业，而保障就业的前提是需要维持生产，维持生产的前提是需要与之等量的消费，而保持消费就需要老百姓有钱。如果参考发达国家的标准，一个社会维持70%的中产家庭，其旺盛的消费能力即可化解经济危机中的生产过剩问题。
二战前夕经济危机曾广泛爆发于世界各地，其中美国是第一个进行有效改革的。如果我们借鉴其方案，现在应该大幅减税，来提升企业活力；然后削减臃肿的体制，以节省财政开支；接着设定最低时薪，并严格控制八小时工作制，因为这样既可以提升劳动者消费能力，又可以增加就业岗位；最后再破除垄断，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危机，并稳步走向强大。
但是从中共这些年的表现来看，几乎恰恰相反，税越收越重；财政供养人员越来越庞大；劳动者的收入跟不上货币贬值；中小企业一批批倒闭，而垄断的企业却在不断壮大。
工业社会需要一个清廉的，无经济损耗的，仅仅起调节作用的政府，可是他们做不到。所以真正的危机并不是经济，而是人心，那些口口声声说爱国家爱集体的人，却无不只顾个人利益，把国家把人民一步步拖入深渊。
现在的中国跟一百多年前那会儿真的很像，时代需要的是一个正常的，随文明趋势的国家，但是那些人却总想做不正常的人，反其道而行之。但历史的教训依然鲜血淋漓，那些始终在这条道上混下去的，最后无不是“还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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