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半个世纪前提出的所谓“枫桥经验”再次受到中共领导层及宣传机构的热捧，但民间舆论却对此深感不安。“枫桥经验”到底意味着什么？又为何在此时重现中国？

上周，中国负责社会治理、平安建设的中央和省级领导人在浙江绍兴召开大会，纪念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会上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紧接着，新华社等官媒发表多篇文章，为枫桥经验推波助澜。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如今又重点推出“枫桥经验”跟形势有关，

“它首先是中共当局强化对社会的控制，面对着中国经济下行，民怨在增加，传统的维稳方式耗费大量财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捡起了毛泽东时代的那一套。”

枫桥经验的关键词是社会治理。1961年，在中共中央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气候下，以公安机关为主导的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运动被暂停。但在1962年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1963年，为了继续阶级斗争，毛泽东开始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四清运动。

在此背景下，由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主导，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率先开始，由公安机关支持建立的社教工作队组织群众对所谓有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反复批斗，就地监督改造。

“枫桥经验”的主要特点是由原先通过司法程序来惩治阶级斗争的对象，转为实行群众专政。舆论普遍认为，这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1963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示，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这种群众专政的方式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得到极大地发挥，大批基层干部和四类分子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一书记载：文化大革命期间有420万人被非法关押审查，超过172万人非正常死亡，还有众多家庭被拆散。

胡平认为，枫桥经验反映了这个政权的根本属性，

“它完全是秉承了共产极权制度最基本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一个人，从他的行为，到他的言论，以至于思想，进行全面控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就更像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描述的那种状态。”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枫桥经验曾一度被冷落。但到了1990年代，中共领导层开始重提“枫桥经验”。各级政府也在维稳体制上动员群众的力量，包括建立联防体制，以及红袖章大妈等。

2013年，在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期间，习近平批示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这是时隔五十年后，又一次由中共最高领导人对“枫桥经验”作出肯定。此时，中国官方的理论书籍把“枫桥经验”解释为，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就地解决当地发生的各种矛盾、化解纠纷，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发动民众监控民众的体制不断发展。北京继朝阳区有“朝阳群众”监视民众的举动外，海淀区的一个社区在今年8月份公开招聘所谓“维稳信息员”，协助政府监控民众。

今年重提枫桥经验，与近几年中国政府全面左转的趋势相一致。有网友认为这预示着离文革也就不远了。但胡平不太同意这种说法，

“最严格的意义上讲，文革是不太可能重演，因为连毛泽东本人都不可能搞第二次文革，何况是现在的人。但是呢，就文革整体而言，它的实质是全面专政，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做法就是文革。”

在鼓噪枫桥经验的同时，中国官媒开始重新宣扬义和团，北京还接连出现为文革平反的巨型大字报、横幅。

网络时评人士文昭认为，

“义和团和枫桥经验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是受到当政者操纵的群众暴力，以无比光辉正确之名，干着伤天害理的事。”

还有舆论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共领导层已经深陷危机，不得已使用这些历史符号重塑其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