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确诊病人闯入北京或涉栗战书 传习大怒

因武汉肺炎 八成台湾人拒中国人身份认同

网传栗战书（左）新加坡籍女婿蔡华波感染武汉肺炎，被栗用专机运回北京医治。习近平（中）闻讯后大怒。图为2018年3月中共两会。(FRED DUFOUR/AFP via Getty Images)

北京出现一宗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该患者是武汉监狱刑满获释囚犯黄女士，已在当地确诊，2月22日回到北京。此消息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质问患者是什么背景，能让北京、湖北最严防控令失灵。中共中央也疑被惊动，官媒登文指事件有多个疑问未解。

中共国家司法部、北京市及湖北省分别成立小组，调查该名确诊女士在武汉出狱后，怎样突破重重关卡，返回北京东城区的新怡家园寓所。

武汉确诊释囚破防控抵京

在官方严防死守的密网中，该名叫黄登英的确诊女士从武汉一路绿灯闯入北京。值得注意的是，武汉自1月23日封城，仅2月24日短暂解除封锁三、四个小时。黄登英如何离开武汉，又是如何于22日抵达北京，引来质疑。

武汉和北京，是当局这次疫情防控的绝对重点。

2月2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对疫情防控的七点要求中，第一点是湖北与武汉防疫，第二点是“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要坚决抓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两大环节，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

第一财经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表示，黄登英曾在武汉女子监狱服刑，服刑期间已经确诊；刑满出狱后，由家属自行开车去武汉接回北京。据指，黄登英正在隔离治疗，病情平稳属轻症。三名有密切接触家属，病毒检测呈阴性反应，但仍需隔离观察。

据指，黄登英原本是湖北省恩施宣恩水利局的出纳，因贪污案判监10年。

事件发生在湖北新任省委书记应勇巡视高速公路出入口、誓言要严格限制病例输出后，相关讯息不断在网络发酵，网民在惊诧之余纷纷质问，为什么这名女士及其家人能让中央和湖北的最严防控令基本失灵，有可能背后涉及“很大的官”。

官媒新华社也刊出“有必要说清楚，她是怎么离开武汉的”文章，强调“武汉的防疫事关战‘疫’成败，容不得任何闪失”。

传栗战书女婿染疫运返京

不过，黄登英恐怕不是唯一闯入北京的确诊病人。

网上流传的消息说，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医生爆料：（政治局常委）栗战书女婿蔡华波（新加坡籍）感染武汉肺炎，被栗战书用专机运回北京。原本栗战书安排其住301医院，但遭西区高干病区的中共离退休高干家庭一致反对，迫不得已转往中日友好医院，或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儿子成为病友。

栗战书被指是习近平的“大内总管”，也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在中共最高层中的最主要盟友。两人在河北省任职时就相识，栗战书任河北省无极县县委书记时，习近平在相邻的正定县担任县委书记，两县山水相接，来往关系密切。在随后的20多年政治风云中，两人一直相互扶持。

栗战书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成为习近平的左右手，并出任由习近平任主席的“国安委”办公室主任。在“习江斗”的过程中，栗频繁地出力打击江泽民派系，力挺习近平。到2018年，栗战书出任中共人大委员长，成为名义上掌管法律的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领导人。

若消息属实的话，在中共严格杜绝外来病例进入北京时，栗战书女婿蔡华波享受了中共特权，还能乘坐私人飞机回北京，除了显示中共高层的腐败无处不在外，也将导致习近平左右为难。习近平下令死守北京，不放任何病毒入京，若其亲信违规，将给他造成一定的内部政治困境。

传言习近平闻讯后大怒，对此事非常不满。

民调：八成台湾人拒绝中国人身份认同

据美国之音报导，在新冠病毒武汉肺炎在全球蔓延之际，台湾民意基金会2月24日针对“武汉肺炎、政府效能与两岸关系”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高达83.2%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也不认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创下30年来的新高。

此外，在关于台海两岸政府处理武汉肺炎疫情的能力上，85.6%台湾民众对蔡英文政府有效控制病毒全面扩散有信心，对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领导的“中央流行疫情防治中心”整体表现，给了84.16分的成绩表；还有67.3%的台湾人“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有效控制武汉肺炎的全面扩散”。

另有97.6%的受访者认为，武汉肺炎目前在大陆的情况属于严重程度，其中有88.2%的人认为情况“非常严重”。

在上个月台湾总统大选中以817万票赢得连任的蔡英文，整体声望达到68.4%，赞同她“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与政策”的比不赞同（16.5%）的要高出52个百分点。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表示，上述民调结果具重大意义。他认为，香港“反送中”运动与习近平去年年初发表的“一国两制”言论，也没有改变台湾人原有的认同模式，但这次武汉肺炎风暴，却让台湾的本土认同飙到历史新高，显示武汉肺炎“威力之强，超越了所有人为的力量，改变了历史”。

以史为鉴：谎言后 大灾相随

武汉肺炎威胁全球，疫情在韩国、意大利、日本都像熔岩般爆发，陶杰评论这是历史上的“圣经时刻”。这场瘟疫的大爆发，与中共蓄意隐瞒、错失防疫黄金期，有着紧密的关系。

事实上，中国近代几次大灾难，都与当局扼杀真话，杀敢言者紧密相关。

1840年庚子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前线统帅没人讲真话，无人不撒谎。作为最高统帅的道光皇帝，在各种谎言中作出决策，被形容为“在跟自己的影子战斗”。

道光寄予厚望的“靖逆将军”奕山，抵达广州后，被英军打败，最后在英军炮口下花6000万（一说600万）两白银“赎身”回广州城，并同意英国人全部条件，英方暂时停战。但他却向道光发出清军大胜捷报，指击沉、焚毁英国大兵船2艘、大舢板船4只、小艇舢板十余只，英军溺毙者不计其数。

十九世纪末的“拳乱”（即义和团），慈禧决心利用义和团“与万国开战”，并将敢于直言、反对开战的大臣许景澄、袁昶、立山、联元、徐用仪处死。开战的结果，当然是清廷惨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1960年中共政权治下大饥荒，同样是消灭真话的结果。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超英赶美”，中共各级官员纷纷表忠心，各界大放“卫星”，随后几年，中国大陆有3,000万人在大饥荒中被饿死。

此前的1957年，一百多万名讲了真心话的知识分子被打入社会底层；1959年，数万名坚持讲真话的中共官员，则被作为彭德怀右倾集团被打倒。

谎言之后大灾相随，又岂是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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