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学者：中共隐瞒使武汉肺炎变成全球恶魔

中共近期加大宣传，对抗击武汉肺炎歌功颂德，引发热议。(Getty Images)

然而，中共的这一做法近日引发不少西方专家学者及媒体的反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从事中国研究和政治传播的专家保罗·加德纳（Paul Gardner）3月6日在美国杂志《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发文说：“中国（中共）的审查和宣传已经使新冠病毒变成了一个恶魔”，中共如果在早期采取行动就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也发表调查文章指出，中共在武汉肺炎爆发早期的一连串失误导致疫情的蔓延。

北京加紧宣传攻势 试图让民众忘记政府早期的失误

中共近期加大宣传，将自己重塑为全球抗击病毒行动中领导者的形象。官媒称赞北京应对疫情是世界的榜样，指责美、韩等国家在遏制疫情传播方面行动缓慢。

中共还让人在网上使用#中国方法是唯一事实证明成功的方法#的话题标签，大肆鼓吹中共使用毛式社会运动来遏制病毒。

《纽约时报》表示，中共官员试图化解这场危机，用它来证明中共威权制度及其强硬领导人的厉害，甚至宣布计划以六种语言出版一本关于此次疫情的书，该书将中共领导人描述为具有“为民情怀”的“大国领袖”。但这些宣传攻势正在表明，中共可能担心疫情给自己带来持久的损害。

格拉斯哥大学的加德纳目前正在研究中共政权利用哪些手段控制信息来增加其执政合法性。他认为，中共所做的是想让人们忘记对当局早前失误的愤怒。

在武汉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后，愤怒的民众在社交媒体上一度喊出“要言论自由”的口号，尽管这些帖子之后被当局的审查员删掉。

李文亮在去年12月底对外发出疫情警告，但被当局扣上“散布谎言”的帽子，甚至被训诫。当局在今年1月初仍淡化武汉肺炎所带来的危险，以致病毒迅速扩散，一发不可收拾。

《华尔街日报》3月6日发表一篇对武汉肺炎的追溯性文章说，从出现第一批感染者起，中共犯下了一系列错误。政治领导人迟迟未将风险公诸于众，也没及时采取坚定的防控措施，疫情因之加剧。

报导引用大量的采访调查披露，中国医生们自去年12月底就知道，人传人的情况已经发生。但相关部门在1月份上半月之前仍不断否认这种病毒可以人传人，麻痹了公众对疫情的警觉和防控。

“那时我们就知道，政府在撒谎”，一名武汉医生告诉《华日》，“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撒谎。”

在缺乏对病毒警惕的情况下，武汉百步亭社区甚至在中国新年前夕举办了“万家宴”，数万人一起吃饭和拍照。

中共驳斥了外界对其疫情应对措施的一切批评，称中国为世界其它国家争取了时间。甚至还称中共领导层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迅速且统一的行动。但《华日》反驳说，其调查报导却描绘了另一番情形。当医生们掌握了充分材料来敲响警钟时，他们的努力却遭到当局的阻碍。因为危机往往与政治挂钩，无论在地方层面还是国家层面。

李文亮生前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如果官员早些披露有关疫情的信息，局势将会好得多。（政府）应该保持开放和透明。”

加德纳分析认为，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关键阶段，当局缺乏开放性和透明度，部分是因为1月6日到17日期间，湖北省及省会城市武汉的政府部门的官员们聚集在一起召开一年一度的人大及政协会议。当时宣传部门指示媒体不要报导负面新闻。

这和《华日》的分析不谋而合。该报表示，1月5日到17日期间，中共官方没有公布任何新增病例。

中共媒体报导疫情也是为党服务

加德纳说，自从当局承认病毒威胁后，允许一些中国媒体报导一些相关新闻，但这并非无目的。正如政治学家玛丽亚·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提出的那样，为媒体报导提供“临时空间”可以帮助这个党国“树立可控透明度的形象”。

加德纳表示，不过，中共的审查从未停止过。在网上，当局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该党认为是“威胁”的言论。那些被认为是“散布谣言”的人面临坐牢的威胁。

他还说，在专制政权下，制止“谣言”限制了人们提出关注和发现真相的能力。

泄漏文件披露中共对不同事件的审查

加德纳表示，中共的审查制度集中在那些可能损害其执政合法性的问题上。加德纳正在对中共的信息控制进行研究，并对一些被泄漏的中共审查指令进行了分析。这些泄漏指令由总部位于美国的“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根据其在2013年至2018年之间搜集的100多条被泄漏的审查指令，审查涵盖环境、食品安全、健康、教育、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等方面。加德纳说，中共实际下发的审查指令的数目会远远超过此数字。

他举例说，在一家石化厂发生爆炸后，中共要求媒体机构审查“与石化项目有关的负面评论”；在父母们抗议假疫苗事件发生后，媒体被指示在首页上只能刊登官方提供的信息。攻击体制的评论一律要删除。

中共要老百姓聚焦在有利于党执政合法性的议题上

官媒在网上推动中共议程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加德纳的研究显示，《人民日报》在新浪微博上所张贴的有关环境问题和灾难问题的文章在2013和2018年期间大幅降低。

加德纳说，该党希望人民聚焦在那些它认为将会巩固自己执政合法性的主题。截止到2018年，《人民日报》发布的聚焦民族主义帖子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达到总数的12%。

加德纳说，尽管有一些中国民众竭尽全力传达有关病毒和武汉疫情的真实信息，但当局一直在打压批评声音，并加大力度审查那些在网上求助的帖子。

尽管中共的审查并不能阻止一切，但是正如中国研究学者玛格丽特·罗伯茨（Margaret E. Roberts）所建议的那样，“多孔审查制度”仍然可能非常有效。她指出，中共当局想尽办法使人们更难以访问网上的一些重要信息，同时用中共想要网民看到的信息来充斥互联网。

当一些问题（比如武汉肺炎）不可避免地出现时，加德纳说，他的研究表明，中共的宣传机构试图控制叙事，确保媒体聚焦报导政府如何努力解决问题。比如，在西藏的一家矿山发生山体滑坡后，媒体被告知要报导救灾迅速。《人民日报》对这类灾难的报导重点是塑造救援人员的英雄形象。

而在应对武汉肺炎疫情中，中共使用了同样的宣传。正如“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的戴维·班杜尔斯基（David Bandurski）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媒体报导越来越多地寻求将中国共产党塑造成是与该病毒作斗争，实现“人类奇迹壮举的推动者”。

中共资助数百名记者到前线去报导“感人事迹”，塑造英雄形象，宣传自我牺牲精神。《纽约时报》表示，这种做法往往遭到公众反感。

加德纳说，究竟武汉肺炎危机死了多少人，或者还有多少人会死亡，外界无法得知，这是因为很多中国人担心自己被惩罚而选择噤声，此外当局也在阻止让真实的信息传到公众耳朵里。

“武汉肺炎的爆发凸显了一个把社会稳定和执政党合法性置于公众利益之上的体系给人民带来的风险。”加德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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