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的燕京大学校园

很多中国人未必知道的是，今天北京大学的所在地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校址。1919年，对中国有着特殊感情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创办了燕京大学。1929年后，燕大在中国注册，从此开始遵守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校长开始由中国人担任，司徒雷登则出任教务长。中方校长一般被称为“代理校长”，相当于副职。曾在美国留学的语言学家陆志韦于1934年出任燕大代理校长。

陆志韦不同于胡适的选择

陆志韦（1894—1970），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1915年留学美国，五年后获心理学博士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南京大学任教。1927年，他前往北京，任燕大心理学教授。1933年再次前往美国进修学校，次年回国任代理校长。

抗战爆发后，因心理学研究受阻，陆志韦转而学习和研究清代古音学和“高本汉学”，并写出了若干论文。而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虽然北平由日本人占领，但燕大等由英美人开办的教会学校照常开办，学生也并未减少多少。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主要由英美人主管校政的学校都选择了停办，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陆志韦于当年10月主持燕大复校。

前几年大陆曾拍了一部名为《北平无战事》的电视剧，剧中的燕大副校长、学富五车的何其沧的原型就是陆志韦，只是二者专业略有不同。在电视剧中，何其沧极受国民党当局的礼遇，但他却不停地骂国民党，骂国民政府如何不要脸，如何腐败，如何丢人，如何该失去江山，他甚至还时不时给官员脸色，摔电话，摔拐杖。然而，在大多数时候，挨骂的国民政府的官员都是好言安抚。

真实的陆志韦当年也差不多。他积极支持被中共利用的学生发起的一次次“爱国运动”，并多次表达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有些言辞相当激烈，如“我没有对不起国家，只有国家对不起我”。私下里，他还与一些中共党人保持接触，如曾暂居燕大的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

当一些有中共背景的学生因闹事被逮捕或传讯后，陆志韦还为他们具结保释。而与中共亲近、通过撰写《西行漫记》宣扬中共的美国人斯诺，当年也是燕大的老师。他曾说过，正是燕园的那种环境，才给了他一个创作的良好机会。

在抗战前四年间，曾有不少学生要转到大后方或延安去学习、工作。陆志韦或司徒雷登，除了请他们吃饭外，还予以资助路费。

根据燕大学生的回忆，陆志韦不仅对学生十分呵护关怀，非常爱护，而且学问也不错，还有许多业余爱好，如作新旧诗，欣赏西洋音乐，鉴赏国画，集邮，下围棋，打桥牌，都是属于“精通”的水准，他也因此成为燕大社交生活的中心。

无疑，陆志韦应该算得上是一位好玩的学者，然而，他对中共和国民党的错误判断，让他在1949年后痛不欲生。国民党在撤离大陆前，曾任北大校长且与其多有交往的胡适代表国民政府邀请陆志韦一起撤离，陆志韦很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名言是：“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因此，他要把燕大交给新的中共政权。

据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的记载：1948年春天，陆志韦的老朋友胡适及胡夫人偕一位美国老人来到了他们家。陆志韦自然知道这位长者兼老友的意图，未等老朋友开口就让儿子陆卓明带领胡适去游燕园。

陆卓明多年后回忆道，胡先生忙说：“燕园早游够了，你带他（指美国老人）去吧。”我带美国人在校园里慢慢走了一圈，回到燕东园时，胡适夫妇已在我家院门外告别。胡先生说：“这次回来（从南京官场回来）只有四天，特地来看看你，明天就走，不知以后何时再见。”他的语气并不高兴，父亲也板着脸。母亲调和说：“你们一见面就吵，分别还要吵！”他们走后，父亲叹口气说：“他也劝我走啊！”

陆志韦与胡适不同的选择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们彼此不同的结局。尽管彼时的胡适也曾对国民政府给予最为严厉的批判，但他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认知是清醒的。他指出“共产党当政必是铁幕社会”，“暴力党追求的是绝对的专制，绝无自由之可能”，“国民党是自由多少的问题，共产党关系到自由有无的问题”。

胡适曾告诫世人：国民党政府初步实施了宪政，认同自由价值观，不反对多党制，沿着这条道路，必能和平走向完全自由的民主社会；而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坚决最强硬的独裁党，追求的是绝对的一党专制，夺权后必将万马齐喑。胡适的预言今天已经完全应验。

而不知是幼稚还是迂腐的陆志韦却执意不听胡适的劝告，选择了留在了大陆，并将燕大亲手交给了中共政权。

燕京大学被合并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从河北西柏坡进京。中共安排陆志韦与民主人士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沈钧儒等去北平西郊机场迎接，陆志韦得以与中共高官们合影。这显然表明了中共对燕大的重视。彼时的陆志韦应该是满怀欣喜吧。

同年夏天，邓颖超专程到燕大，代表中共及周恩来，看望陆志韦夫妇，感谢燕大给予中共的多方帮助，并合影留念。也是在这一年的9月21日至30日，中共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陆志韦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陆志韦听从周恩来“盗泉之水可以养鱼”的说教，艰难地在中共政权下，继续寻求美国方面的资金支持。

1951年1月，陆志韦代表燕大全体师生致函国务院：希望燕京大学收归国有。同年2月教育部正式接管燕大。陆志韦表示：“此后不论名义上，实际上，经费来源上，教学的观点和方法上，燕京都完全而且永久是中国人民需要的大学。”不久，毛任命陆志韦为国立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短暂的欣喜走过，令陆志韦万万没想到的是，1952年，中共下令院系调整，燕大被拆分，学校民族学系、社会学系、语文系（民族语文系）、历史系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并入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系并入中央财经大学，其他文科、理科并入北大，工学院并入清华，校址由北大接收。燕大正式终结。原因自然是：美国人到中国办燕京大学是有政治目地的，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陆志韦不仅遭到了批判，而且燕大校长之职也被撤销。在批判会上，“打倒陆志韦”、“陆志韦必须坦白交待”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而他最疼爱的女儿陆瑶华和跟随他五年的心爱的学生林焘以及几个好友，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无异于在他的心口撒了一把盐。

被批倒后的陆志韦随后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汉语史研究组组长。1955年被聘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文革下放“五七干校”后惨死

陆志韦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文革爆发后的1969年，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五七干校”之名来自于毛1966年的《五七指示》，该指示的内容就是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和教育，其目地意在改造他们的思想。从1968年5月7日开始，各省开始将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教师等下放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1969年11月，中科院哲学社科部全体员工和家属分批下放。两千多名学者，包括钱钟书、俞平伯、顾准、何其芳等数百位当时顶尖的学者，来到了河南信阳农村。陆志韦亦在其中。大陆出版的徐方撰写的《干校札记》就描述了这段历史。

这批学者在信阳要自己盖房子、干农活、养猪、做饭等，如钱钟书当时的工作是送邮件的“通信员”，何其芳养猪，顾准种地，等等。除了干活外，一些人还要接受开会批判。

《干校札记》中也提到了陆志韦。当时他已是76岁的老人，所里指派他养猪，仅仅干了两个月，他的身体就已经支撑不住，有一次竟然晕倒在养猪场。后来徐方听说，陆志韦在干校期间特别惨，病的很重，最后到了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所里于是把他送回了北京。到京后不久，他就去世了。而他的夫人也先于他离世，几个孩子散落各方。

另有一位一同与陆志韦下放的老者则回忆：那时陆先生的身体已经很不好，走路需要驻着拐棍。每次去食堂吃饭，一手扶着拐棍，一手拿着饭盆，踯躅前行，衣履破旧，完全已是一副乞丐相。后来身体实在太差，被弄回北京，结果没两天就去世了。具体时间是1970年11月21日。

结语

没有人知道1949年后的一场场风暴让陆志韦作何感想，而他应该最无法承受的或许是来自亲人的背叛。文革爆发后，在工作组的指派下，他的女儿陆瑶华再次以《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为题，当面揭露自己的父亲。她说道：“我现在要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他如何蒙蔽我，使我在这次运动中丧失了人民立场，欺骗了群众……”

原来，在燕大划为国有之后，陆志韦在给美国朋友的通信中说：财产还是你们美国人的，你们走了我们要负责为你们把财产保护好。但到了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打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美国的教授给陆志韦的信中表示：我们要回中国了，希望很快能见到你们。信件在文革中被公开，这也是陆瑶华继续批判父亲的诱因。

无疑，这不过是文革儿女批判父母的惨剧之一，而面对着这样的背叛，陆志韦除了屈服，别无选择。在临死之前，他是否后悔当初没有听胡适之言离开大陆呢？！可叹，可悲，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