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中国模式步入困境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可能会导致澳洲经济衰退。(Mark Ralston/AFP/Getty Images)

一、中国流行“陷阱”论

其实，这样的赞美除了被中共的官媒引用来对国内民众洗脑之外，连中共的御用智囊们都未必相信，在他们当中早就开始流行“陷阱”分析了。近年来中国似乎被五花八门的“陷阱论”给缠住了，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等。这些陷阱的名称是国内学者从国外搬来的，不管用得对不对，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国内开始关注中国模式可能掉在陷阱里这个问题。为何国内那么多人热衷于中国掉进陷阱这个话题？一个原因是，各种“陷阱分析”中包含着一些真问题，他们面对现实和未来时不再自信满满，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感和迷茫心绪。

国内的“陷阱论”分析者们为了“政治正确”，当然也要讲一点“光辉前景”，而他们的依据往往就是舶来品，像上引路透社的文章和IMF的报告便提供了具有“国际眼光”的“论据”。于是，不真懂中国政治经济的“国际眼光”给了既担心中国落入陷阱，又不敢全说真话的国内学者不少可以糊弄上面的说法。

然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国内的“陷阱论”分析往往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而从陷阱中很容易就能爬出来，那当然不是个大问题；但如果掉进陷阱后不容易出来了，那就是落入困境了。事实上，中国的形势表明，中国不仅仅是落入了陷阱，而且也步入了困境。关于这一点，官方其实已经分别在经济、政治、道德这三个层面加以确认，只是不愿意把这三方面的困境综合起来做一个整体上的结论。

 二、共产党资本主义能否自我支撑？

所谓的中国模式，4年前我就发表英文和中文文章指出，其实质是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巩固中共的集权统治，从制度层面看，这种模式就是共产党资本主义。那么，究竟共产党资本主义本身是否具有足够的生命力，这要用事实来检验，而2019年的中国形势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表明中国模式已全面陷入困境。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共的全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中处处碰壁，最后把经济拖入了潜在的金融危机，国有银行系统全面资不抵债。为了摆脱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造成的这种必然后果，朱镕基推动了国企的全面私有化（即“改制”），同时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最后连计划经济的管控架构（从中央的指挥中枢国家计划委员会到省市、地区乃至县一级的计委）都取消了，于是共产党资本主义终于成型。而借着市场经济旗号，中国顺利加入了WTO，出现了将近20年的经济繁荣，也强化了中共的集权政治体制。

假如这段经济繁荣能够长期延续下去，或许它可以被归结为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而中共的集权体制似乎也可以借此稳固下去。那种鼓吹中国未来是带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之论，以及中共的“发展是硬道理”之宣传，就是这样推论的。但是，这种推论完全忽视了一个最根本的现实，那就是，共产党的集权体制本身确实可以通过行政的力量来集中资源（主要是财政、金融、土地资源）、加快经济增长，但是，这样的做法同时也会在经济繁荣的过程中自挖墙角，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最后动摇（undermine）经济发展的基础。2019年就是这样的负面后果全面展现的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之所以看不到这一层，是因为他们不懂集权体制的运作规律，于是犯了“中国繁荣幼稚病”。

三、二十年繁荣为何短暂？

中共的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和中国短暂的经济繁荣充分说明，集权体制可以推高经济繁荣，但同时也必然缩短繁荣的时限，使得紧日子早早来临。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各级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成为推手，而让官员借此升官的政治体制把这种政府干预的效果放大到了极限，结果乐极生悲，经济繁荣只延续了两个十年，就被紧日子所取代。

所谓经济繁荣的两个十年，我分别称为“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各为十年左右。我在今年10月10日刊登于《大纪元时报》的文章《增长困境——中国经济进入“跷跷板年代”》里谈过。从2002年到2011年这十年间，政府通过出口退税等政策，大力推动中国的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长，于是出口狂奔带动了经济成长。从国际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出口景气”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长期支柱，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来说，更不能指望靠“出口景气”的延续把中国送上世界最强经济体的宝座。因为贸易必须互利，才能维持久远；若中国一国赚尽了全球的钱，长期多卖少买，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以后谁还有能力持续从中国进口呢？所以，中国不可能依赖靠出口来不断推动经济成长的道路，“出口景气”总有结束的一天，而美中经贸谈判最后宣布了中国的“出口景气”一去不复返了。

当中国还陶醉在“出口景气”带来经济高成长的成就感当中时，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突然导致中国的出口订单大幅度减少，中共决定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措施，通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到房地产开发，由此带动了一轮“土木工程景气”。但“土木工程景气”也有它自己的克星。如果说，“出口景气”的克星是国际市场无法向无穷大扩张，那么，“土木工程景气”的克星就是，在国内市场上房地产开发不能向无穷多迈进。最终，中国房地产业的供大于求成了不争的事实。前几天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调研员王立元的一篇文章《供需失衡加剧楼市下行压力》在网上刊出，该文指出了房地产泡沫的三大问题：一，从2011年到2018年住房的年均供给和需求分别为14亿和10亿平方米，供大于求；二，当前的待售住房要6年才能售完；三，城镇住房空置率已高达10%，房地产市场进入危险区，空置房约为3,400万套、22亿平方米。“土木工程景气”因此终结，它创造的繁荣也随之消失。

简单来说，中国经济失去繁荣的根本原因是，盲目扩大出口走到了头，房地产泡沫也走到了头，于是经济下行成了“新常态”。这些困境都不是改革可以改变的，再怎么改革，出口都无法像十几年前那样狂奔，房地产泡沫也始终是巨大的威胁。

四、从短暂繁荣到过紧日子

很多人出于对过去经济繁荣的怀念，盲目地相信，眼前遇到的只是暂时的困难，中国肯定会重建经济繁荣。但这样的判断并非建立在对真实情况的客观分析的基础之上，而是以一厢情愿为前提的主观想像。其实，过去20年中国经济繁荣的成因，正是目前繁荣消逝的缘由，有彼必有此。

中共也承认，“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都指望不上了；它提出的新说法是，靠产业升级可以重造经济繁荣。但在这一点上中共的言行是相互矛盾的。虽然中共对国内强调，中国有足够的能力搞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但在美中经贸谈判中，它却千方百计地绕着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兜圈子，尽量回避这个美方认为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坚决不肯作出停止侵犯西方国家知识产权的承诺。它之所以不肯停止侵犯知识产权，乃是因为，所谓的产业升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侵犯知识产权，一旦真停止了知识产权侵犯活动，产业升级也就停顿了。美国参议院最近公布的《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对美国研究型企业的诸多威胁：中国的“千人计划”）》有详细介绍。

为了安慰国际商界和国内民众，中共当局还宣称，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消费潜力巨大，靠国内消费足以带动经济继续保持增长。事实上，中共放纵房地产泡沫膨胀的痛苦后果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房地产泡沫造成的过高房价一直在挤压国民的消费能力。不仅如此，“房地产景气”消失造成经济下行之后，首先表现为企业亏损，然后影响到职工收入下降，再进一步就影响到企业不但停止雇人，而且开始裁员，失业率将逐步上升。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19年1至8月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7%，其中8月下降2.0%；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业企业利润出现2位数下降，北京下降14.4%、河北下降11.2%，山东下降13%，作为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上海则下降19.6%。实体经济不振表明，中国经济已陷入困境。

当前的经济困境不单单是企业开始亏损和经营困难，而且已经延伸到了居民收入方面，城镇居民的收入开始下降。我分析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上半年和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居民税后可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和转移性净收入），发现今年第三季度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低于上半年的平均收入。需要先说明一下，去年10月1日起，当局为了刺激消费，把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线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过去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数为1.9亿，修改个税起征点后纳税人数降到6,400万人左右。这意味着两点，第一，1.3亿职工的月均收入低于5千元；第二，降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后，大约有3,200亿元不再作为个人所得税被收走，而是留在了职工手里，因此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本来会有一定幅度的上升。然而，在这一背景下，今年的实际情况是，上半年的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是3,557元，而三季度的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3,532元，比上半年平均每月少25元，这是上世纪末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而且，工资减少数完全吞掉了个人所得税减少带来的收入增加。这只是经济下行对居民购买力负面影响的开始，今后的情况将因失业人数增加、就业人员工资进一步减少而恶化。

显然，中国已经在经济下行过程中走过了一个从经历繁荣到告别繁荣的转折点，现在开始进入过紧日子的历史阶段。

五、中国模式面临经济、政治、道德三大困境

经济困境并非当前中共面临的唯一难题，与此同时，中共的党政系统也陷入了“囚徒困境”，这个说法是中共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网》提出来的。最近几年中共官场出现了一种新“气象”，那就是官员们普遍有了“二心”，最典型的表现是消极怠工，官场与高层的关系已从江胡时代的“上下同心、闷声发财”之“同伙”关系，重回类似于毛时代的那种“猫鼠”关系，“众鼠惧一猫，猫在鼠愁困”。中共官媒用“囚徒困境”这个博弈论概念来解释这样的官场矛盾。关于官场的这个困境，我在今年5月1日和11月5日于《大纪元时报》刊登的两篇文章，《中共官场新“气象”》和《中共四中全会：“囚徒困境”中的“国家治理”》，分别作了分析。

所谓官场的“囚徒困境”之实质是，高层反腐之后官员们失去了捞钱和腐败生活的机会，对现状普遍不满，因此消极怠工，因此中南海的政令推不动，而高层希望基层官员群策群力、设法摆脱经济困境的指望落空。集权体制之所以能短暂地推高经济繁荣，其制度内因是官员们有利可图；反过来，“囚徒困境”之下官员们怠政、惰政，这种体制就开始失灵了。官场政治上的困境表明，腐败可以“掏空”国家，而反腐败则“掏空”了官心和官员的“干劲”；集权体制令出难行，就只剩下政治高压这最后的“维稳”手段了。

与官场政治上的困境相关的是与官德败坏密切相关的全社会的道德困境。自从中共建立政权以来，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价值观畸形、道德恶化等问题，从80年代后期开始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中共在10月27日颁布了一个《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再次把中共面临的道德困境摆到了桌面上。官媒对道德困境是这样描述的：“这些问题包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突出；是非、善恶、美丑不分，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造假欺诈、不讲信用”。当下中共高层所谈的道德建设，主要是针对官场，因为官德恶劣是整个社会道德恶化的根源之一，此刻官场上的“囚徒困境”就是官德败坏的最好注脚。过去中共面对官德败坏，只是用正面宣传走走过场；现在官媒承认，“在江泽民时代……腐败和拜金现象泛滥……中国道德领域的诸多弊端一直未变”。最近习近平改了一下方法，不再强调正面宣传，而是把纠正“官德”侧重放在整顿官场这方面；也就是说，以后不按GDP升官，而要看“官德”来决定是否提拔，同时用纪检监察机关施加压力。靠政治压力能纠正“官德”吗？官场上的“囚徒困境”证明，官员们一直在消极抵抗。

从经济困境到官场的“囚徒困境”，再到道德困境，说明中共确实在经济、政治、社会三个主要方面都陷入了困境，而这种结局具有必然性，是共产党资本主义体制的产物。经济困境是中共多年来为了短期经济目标而盲目发展所造成的必然后果；眼下中共希望官员们为摆脱经济困境而努力，但政治困境之下高层的这个愿望落空了；而道德困境其实是产生政治困境的原因之一，也与造成经济困境的盲目发展有关，因为官员们推动盲目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有腐败的机会。这三方面的困境环环相扣，彼此“锁定”，难以解脱，这就是当前中国局势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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