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4日，被尊者达赖喇嘛称之为“全藏最神圣的佛殿”——拉萨大昭寺被砸。这是拉萨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中遭遇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据我在《杀劫》（2006年台湾大块文化出版；2016年增订版出版）这本有关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调查之书记载，参与砸大昭寺的，有拉萨中学的藏汉红卫兵，由陶长松、谢方艺等老师率领；有帕廓街居委会（当时写成“八角街居委会”）及城关区其他居委会的积极分子；另外，还有一群身份特殊的人——被称为“三教工作团”，其中有解放军军人和有关部门的干部。

如果想了解大昭寺被砸的情况，如果想了解文化大革命对于西藏的毁灭性破坏，可以阅读有近三百张历史图片、十万余字的采访文字构成的《杀劫》一书。而在这里，我也将做简短介绍，主要来自我当时所采访到的几位当年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他们是怎么讲述这次“革命行动”的呢？

化名为久松（女）的拉萨中学学生说：“当我们到大昭寺门口，还有信徒在磕长头，就往他们的身上贴了大字报。大昭寺大门的两边各有两尊护法神的塑像，也用浆糊在塑像上贴了大字报，还用红笔打上大大的叉。接着就去了松却绕瓦（讲经场），在那里开会，宣誓。学校的宣传队还表演了节目。围观的群众很多。居委会的红卫兵也上台发言，表示一定要向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学习。那天，学生们干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砸转经筒，把里面的经卷取出来焚烧，但没怎么砸佛像。”

化名为鞑瓦（男）的退休干部当年是拉萨中学高66级学生，是学生红卫兵的一个头头，对大昭寺被砸的过程应该说是了解的，所以他的回忆比较详细。我们初次见面，是在他的一位从事西藏民俗研究的同学家里。我带去的上百张西藏文革的照片，让他的同学激动得双手发抖，立刻打电话叫来了他和另一位同学。他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们都对我讲着文革往事，以至我不知道该听谁的好。每个人的讲述都是充满创痛的回忆，令我感慨万千。后来，我多次单独找过他们，做了详细的录音采访……2002年6月及2003年2月，我连续三次采访过鞑瓦，以下是他对我讲述大昭寺怎么被砸：

“前一天晚上，（红卫兵）司令部在拉中（拉萨中学）根据上面的意图开了会。这个‘上面’是自治区，但到底是谁下的这个指示我就不清楚了。说第二天要去帕廓街搞宣传，居委会的群众也要参加。但也说了不准动手，不要砸什么东西。当时没说要砸大昭寺的，只是说要去搞宣传。这都说得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天不亮就来了好多居委会的人，城关区下面所有居委会的青年人都到拉中来了，差不多一百多人。先是开会，集合，排队，然后统一从拉中出发的。全校师生加上新生可能有七百多人，总共加起来肯定有上千人。记得出发时太阳很大，路上一边走一边呼口号。”

当过拉萨中学的学生红卫兵头头的鞑瓦，实际上是个诚实的人。他以忏悔的口气对我讲述了大昭寺是怎么被砸的。他说：

“到了大昭寺南边的松却绕瓦（讲经场）就演出，搞宣传，然后开大会。谢方艺老师在台上讲话，好像还没有讲完，突然就乱起来了。抬头一看，这大昭寺的楼上出现了好多人，好像都是居委会的群众，我后来还听说过，有些人还是各县来的积极分子。究竟怎么回事反正不知道，反正都是老百姓，拿着十字镐、洋锹什么的，也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我们不是在这楼下的讲经场吗？这墙上都有壁画，居委会的几个年轻人，提着十字镐冲上来就挖壁画，敲掉了一大块。我们几个还说他们，你们怎么挖壁画？但没人听。就在说话时，楼上已经有人把金顶挖下来了，正往下扔。这下子下面也就乱套了。这一乱就散了，全都散开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指挥了，人都往大昭寺方向跑去，我也跟着跑……

“进了大昭寺以后，到处都有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人就是帕廓居委会的老百姓。都是年轻人。不少积极分子都喜欢出风头。其中还有不少汉族……

“我跑到金顶上去了。我们的一个同学过来对我说，现在有点不对头哦，有的人专门在拿金银财宝。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至于是不是文物，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总感觉这是国家的财产，所以我马上就开始布置了，从楼上一直到楼下都安排了我们同学站岗，要求他们盯住，不让人随便进里面，谁也不准拿东西。我看见有一个老头，是一个居民，他手里拿着一顶佛像头上戴着的帽子正想走。那帽子全是纯金和宝石做的。我就问他，你干什么？他慌慌张张地说，这是‘四旧’，我要扔出去。我就说，你放在这地上，不许扔。他只好放在地上走了。

“大昭寺主殿旁边不是有一个卓玛拉康（度母殿）吗？当时我们一个同学告诉我，卓玛拉康门口聚集了一百多人，有汉族也有藏族，要规尼啦（管理佛殿的僧人）开门，规尼啦不干，他们就威胁他，规尼啦有点害怕，就准备掏出钥匙开门，我们同学制止了，说不能开门，因为那里面佛像多，金银财宝也多。结果有几个人，是藏族，就跟他吵，我们同学就说我是拉中的红卫兵，这里面的东西很珍贵，是国家的财产，你们不能随便进去。他还专门对其中的汉族说，你们汉族不知道，这里面都是国家的财产。于是那些汉族就走了。剩下大概几十个藏族，一看不对头也就走了。所以卓玛拉康在那一天没动成，保存下来了，但后来听说还是被砸了。

“当时觉康（释迦牟尼佛殿）也没有动。因为觉仁波切（释迦牟尼佛像）跟前的链条门是锁起来的，那些规尼啦不给钥匙，那里面也就没有砸成。所以，后来有人说觉仁波切被拉中的红卫兵用十字镐砍过，虽然那天拉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去了大昭寺，但到底有没有砍成，我不清楚，当时也没有听说过。其他那些确实被砸了，就跟这几张照片上一样，看上去丢得到处都是。”

二

当过学生红卫兵头头的鞑瓦，拉萨中学高66级学生，在我采访他的最后强调说：“实际上，后来大昭寺的喇嘛讲过一句话，这句话你应该记住。他们说，那一天，砸的只是表面的，只是表面被砸了一下，把一些东西扔到院子里，就完了，就像照片上这副乱七八糟的样子还一直摆着，没人管，也没人敢动，但不久就开始慢慢地清理，一直清理了三个月，把寺院里面真正的宝贝全部都拿走了。先是收拾金银财宝，然后是铜的和铁的，至于泥塑的就扔了，不要了。

“当时有一个部门，叫土则列空，汉语是‘废旧物资收购站’，是属于外贸的，专门来收集各个寺院里面的东西。实际上，什么废品嘛，什么破烂嘛，都是好东西，像大昭寺只有觉仁波切（释迦牟尼佛等身像）没有动，其他东西在三个月之内几乎都收空了。所以说，那一天，大昭寺只是表面被砸了，后来才是真正的被毁了，是国家派工作人员来把全部都‘清理’了。这个‘土则列空’还收购家里面的东西。国家廉价收购啊，只给一点点钱。当时很多人都把家里的宝贝送到那里去了，有的是害怕，有的是生活无奈。

“甘丹寺也是这个样子。在没有砸之前，那里是粮食仓库，当时拉萨各个单位的粮食都要到那儿去取，由部队守着的。后来等金银财宝都被‘土则列空’收走了，部队就把佛像砸了。当兵的在佛像的脖子上拴根绳子，把佛像拉倒，金啊银啊，铜啊铁啊什么的装到车上，全都拉走了。最后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是木头啊这些东西，又被从达孜县、林周县、墨竹工卡县、堆龙德庆县这几个县来的人弄走了。山下的老百姓也去把剩下的扛走了，可是最后却把毁甘丹寺的帽子扣在山下的农民头上。有一次我碰到一个驾驶员，他就是甘丹寺下面岗托那个村的。当时他还小，跟村里的其他孩子去甘丹寺玩耍，看见地上堆满了寺院里的各种器具，很多当兵的拿着石头在那里敲打着玩儿，但他们要拿走的话不允许。他说，没想到最后却落了个章多的老百姓毁了甘丹寺的说法。哈！居然就这样嫁祸到他们头上了。大昭寺也是这样，说是拉中的学生砸的，实际上我们事先根本就没想这么做，因为当时司令部说过不准砸的，我也是其中一个成员，我很清楚。

“总之，大昭寺被砸，政府并没有制止。制止什么嘛。实际上，正如大昭寺的喇嘛说的，那天只不过是表面性的破坏，真正的毁灭都发生在后来。至于说到后来的维修，国家是拨了一部分款，但老百姓也是捐了很多款的。而且大部分劳动力也是群众自发付出的。有些拉板车的，一天可以挣十五块，可他不要，却愿意拿两块五的工资去干维修寺院的活。还有人是无偿地去劳动，是诚心诚意的。有些人捐出了自己全部的钱财。西藏的寺庙得以复兴大部分都是这样，基本上都是由信徒们自己捐助修复起来的。国家不好意思了，才掏出一点钱，然后大肆宣传，结果就变成了好像都是由国家修复的了。”

以收藏西藏文物闻名的收藏家叶星生，是一位在西藏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四川人。他也在拉萨中学上过学，“破四旧”时已经毕业，因在绘画上有一技之长，曾经是“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而这个办公室就设在大昭寺。我在采访他时，他是西藏自治区文联收藏家协会主席，后来调往了北京中国藏学中心。下面是我与他的一段对话：

我问：文革时，大昭寺被红卫兵砸过，这是怎么回事呢？

叶星生答：我记得很明确是居委会砸的大昭寺。

我问：有拉中学生吗？

叶星生答：拉中学生也参加了。……反正我记得最明显的是居委会，拿着洋锹挖那个墙壁。

我问：挖壁画吗？

叶星生答：对，就是挖壁画。就在转经路那一圈。就拿着铁锹挖，就像挖地一样在挖，把那个艺术就当作泥巴一样挖下来了。都是居民多。就是帕廓街那一带的居民。当时各个居委会负责各个居委会的那些“四旧”。大昭寺就属于八角街居委会负责。……砸寺庙，我觉得它是一个组织行为，由居委会带头来整。那上边肯定有指示嘛。

我问：比如说砸大昭寺？

叶星生答：实际上从组织程序来说，我估计就是八角街派出所啊，八角街居委会啊，城关区啊这些，总之都有指示。当然不久政府机关好多都已经失掉了政府功能。但那会儿还很管用。

确实，在我父亲拍摄的那批砸大昭寺的照片上有许多拉萨中学的学生，包括有张照片上展示的是一个正用铁耙挖佛殿金顶的女红卫兵，尽管只是一个看不见面容的侧面，尽管穿着汉式服装，但从她有些散乱的盘在脑后的发辫，从她那一小半面颊上似乎绽放着笑容的轮廓，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出她是一个藏人，后来也被确认。其实无论是谁，如今已年老的她回想起文革时发生在大昭寺的这一幕，是否会痛苦？是否会忏悔？看上去年轻的她是被一种极大的热情——这是什么样的热情呢？——推动着，毫不迟疑地干着令今天的藏人无比震惊的“壮举”。难道在她的心中，那些凝聚了西藏民族的宗教精神、历史意义和艺术魅力的寺院建筑只是一堆象征“四旧”的破烂玩意，所以要坚决地、勇猛地铲除，而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将在旧世界的废墟上诞生？

三

然而，1966年8月24日那天，去砸大昭寺的仅仅只是学生红卫兵和居委会的积极分子吗？我从采访中得知，实际上还有一群身份特殊的人——被称为“三教工作团”，包括解放军军人和有关部门的干部。

“三教工作团”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名词，在此须得作简单的说明。

一九六三年九月，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西藏掀起以阶级教育为重，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的“三大教育”（简称“三教”）运动，无数负有特殊使命的军人、干部以及刚毕业的学生，有汉人，也有藏人，呈辐射状被派往各地乃至农村和牧区长达数年，用中共术语来说，“通过阶级教育把农牧区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这实质上是一个甄别异己或肃清异己的运动。

中国各地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主的运动在文革开始前已告结束，而步调历来慢半拍的西藏还在继续搞“三教”。正如我的一位受访者回忆文革前，她当时是西藏公安学校的老师，1965年11月初下乡去扎木农村搞“三教”，在那里呆了差不多五个月，因怀孕以及需要参加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才返回拉萨。她说：“起先我被安排在专案组当翻译，审查‘三教’期间发现的那些对共产党不满的人，有问题的人，以及成份不好的领主、代理人等。我们这个专案组有三个人，一个是公安厅预审处的处长，一个是大学生，做记录的，我是翻译。他们都是汉族。哪个地方有案子了我们就要骑马去调查。经常要这么跑。……现在想起来，其实那些被审查的人都穷得很，说是什么农奴主，但穷得很，因为‘民主改革’已经结束了，已经是65年了，那些农奴主早就被革命得干干净净了。”

那么，遍及西藏各地的工作团是否在开展“三教”的同时也大破“四旧”？其实早在文革之前，西藏不少地方已有砸寺院、斗喇嘛的现象发生，不能不说与“三教工作团”没有关系。中共方面后来也承认，正是在“三教”运动中，“发生了不少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我采访时，一位藏族知识分子指出，“三教”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头。

那么，大昭寺也要搞“三教”吗？或者说，那天在砸大昭寺时，“三教工作团”就在现场吗？是的，也在现场。在我父亲拍摄的其中一张砸大昭寺的照片上，大昭寺的前院遍地堆挤着残破不堪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佛教象征物。二楼露台上十几个人都是学生红卫兵，而楼下除了几个手持红缨枪的男红卫兵，角落有四个穿军装或军便服的身影。

“三教工作团”不但就在现场，而且在学生和居民进入大昭寺之前已驻扎寺中，并开始用军车将珍贵的法器、供具和古老的经书、唐卡等运出寺外，至于运往何处谁也不知道。有人记得，“三教工作团”的团长名刘方，后任城关区书记，此人霸道且贪婪，将供奉在“觉康”释迦牟尼佛像前的一盏用黄金打制的供灯（藏语发音“龙东司恭”）占为己有。另外，在我父亲拍摄的同时期照片中，有一张画面上是“革命群众”捧着标题为“热烈祝贺立新大街的诞生”的大字报，署名是“三教二团全体革命……”，这表明，“三教工作团”至少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底依然存在，依然活跃于更名为“立新大街”的帕廓街。

所以，一位当过红卫兵的拉中学生委屈地说：“一九六九年，除了在文革之前进校的新生班，拉中其他学生全都被赶到乡下当知青去了（据记载，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拉萨中学首批132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我们是西藏最早的知识青年。当时拉萨的老百姓都说这是报应，因为最早是我们去砸大昭寺的，这下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活该。拉中低年级的学生们也抱怨说，拉中的那些老一批的学生，把大家都连累得抬不起头来。其实我们都是替罪羊，被人家当枪使。我们十八九岁的孩子懂什么？从这方面讲，我们是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