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中共如何蚕食联合国人权体系
图为2010年,法轮功学员在英国伦敦纪念“4·25”十周年。同年联合国人权特派专员奥尔斯顿(Philip Alston)提交给联合国的2009年年度报告中包括向中共征询的20个案例,其中有16个是法轮功学员遭酷刑迫害致死的案例。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9月发表的报告指,中国(中共)长期游戏在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中,尤其是过去几年来,中国(中共)已从传统上的防守姿态转变为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作为 联合国 最高人权机构, 决议案 都是覆盖具体的直接行动,但布鲁金斯学会报告说,近两年来,中共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以及“享受所有人权”等空洞表白,却堂而皇之进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决议案 中。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皮科内(Ted Piccone)长期跟踪中共在 联合国 的人权事务。他表示,这些中共短语背后隐藏了更深层的意图,那就是中共有领导国际秩序的野心,并试图重塑国际人权惯例。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成立于2006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前身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CHR)。
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内保存的联合国旗。(戴兵/大纪元)
中共欲夺取世界人权的最高话语权
报告将中国大陆(中共)在国际人权体系中的角色归纳为三个阶段: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之前,中共鲜少出来说话;从1989年到2013年,中共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变得活跃,频繁为自己和趣味相投的国家抵制人权批评;2013年后,中共更加主动地推进“自身”对国际规范和人权机制的解读。
中共对联合国安理会不断增多的行动似乎是其更大范围内国际战略的一部分。自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共加剧屏蔽国际上对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同时,它也加快在国际上“兜售”其对主权和人权原则的解释。
在2017年6月,人权理事会通过中共提出的决议、宣传发展对“享受所有人权”的贡献后,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指,通过该决议是“世界人权话语的重大转变”,是对西方人权垄断的一次挫败。
到现在,中共又引入了其所谓的“共同未来和相互尊重”、“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的言辞,外界讥讽后续是否推进加入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词汇。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日内瓦主任费舍尔(John Fisher)质问说,“这是对谁而言的合作共赢?”他表示,中共决议案是落脚在国家之间的合作,但没有对个人人权、公民社会团体角色或人权理事会监督侵权行为做出对应表述。而个人人权、公民社会团体角色以及人权理事会的监督侵权行为才应该是讨论的重点。
皮科内表示,中共是利用一切机会曲解人权以保护自身系统。“它们的兴趣在于宣扬(中共)自身的系统,而它们的系统并不符合普遍适用的人权。”
他表示,中国(中共)在人权方面正在进行长期的游戏,逐步地蚕食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人权理事会、联合国,甚至联合国以外的机构,将它们锻造为对中共有利的工具。
“关注中国人权联席”2013年到中共驻港外交部抗议,要求各国勿让打压人权的中共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潘在殊/大纪元)
两步战略 党文化用词背后的企图
皮科内指出,中共在人权领域有两步战略。一方面,中共阻止国际上对其压制人权记录的批评,另一方面,中共用所谓的“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言论,削弱国际人权组织的准则、透明度和问责制。
报告指,这种表面无害的短语在国际关系话语中其实隐藏了更深层的含义,那就是中共希望强化国际上认同其对“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解释,这样既可以破坏国际人权监督机制的合法性,还可以避免其遭遇“名誉受损”或引致制裁,亦同时削弱国际上对 人权维护者 和独立媒体的保护。
中共使用的“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两个短语,它们的真正含义是:我做没做错都与你无关,不允许你批评,目的是阻止国际上对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进行批评。对这两个短语的解读,可参考“ 漫谈党文化(13):干涉中国内政” 。
瑞士大使泽尔伟格(Valentin Zellweger)曾警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纳入的中共措辞可能削弱国际法与实践的基本原则,并对促进和保护人权构成持久障碍。
“(中共的)这些做法并不新鲜,但需要警惕的是中共官员正在采取的更主动策略、开始进行更多的大规模运动,意图重塑国际人权体系的规则和工具。”皮科内写道。
蚕食人权理事会 党文化用语进入提案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1948年多国签订的《世界人权宣言》,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不受任何地域、主权限制。中共的党文化被纳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共侵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现状。
报告分析了2016至2018年中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七次具体投票。其中五次中共作为共同提案国的修正案,希望削弱对“保护公民”的国际认知以及强化中共“不干涉内政”等原则,都以失败告终。
举例说,在2016年3月22日中共提交的修正案中,以15票赞同、21票反对、10票弃权闯关失败。该修正案试图用“从事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个人、团体和社会机构”取代国际公认的“ 人权维护者 ”一语,同时还改动了一些关键词汇,比如:将人权维护者的“重要活动”改为“合法活动”,换句话说,强调政府有立法权、可限制民间的人权活动。
但是中共独立提出的两个修正案,将人权理事会的“发展”、“人权”概念改写为中共话语体系中的术语,却得到人权理事会的高票通过。
例如:中共在2017年6月20日提出决议“发展对享受所有人权的贡献”(the contribution of development to the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虽然使用了“发展”这一貌似进步的词汇,但去掉这两个字之后,发现决议案的内容是取代人权的固有概念,改为指,尊重人权取决于“以人为本的发展”、并依赖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也就是,人权与发展水平挂钩,天赋人权要用国家的发展水平来衡量,其潜台词是人权标准是可以降低的,如果一个国家发展程度低,所以人权要求就可以低。
这项决议以30票支持、3票反对以及13票弃权过关,遭到美国和两个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对。
布鲁金斯学会的皮科内亦警告说,中共的人权系统不符合普世价值,“我们正以全新方式进入一场意识型态之战”。
纽约联合国总部院内的雕塑。(戴兵/大纪元)
中共用经济对他国施压 它要说了算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治下的中国变得更具破坏力,外界担忧,中共是想要拧转70年来国际上对人权制度化做出的努力,而人权机制一直被视为联合国系统的第三支柱。
鉴于中共的大战略以及其向全世界推广中共模式,报告指,中共很可能利用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和软实力,不仅在国内和国外阻止大家批评其人权状况,还要向外传播它的歪理(“不干涉内政”和“国家主权”),这些举措“将对国际人权秩序产生可怕的后果”。
首先,报告指,尽管很难收集到中共给他国施压、要求他国改变投票立场的实际证据,但有迹象表明,与北京有重要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国家更可能主动噤声、避免对中共恶劣人权记录给予批评。
一位欧洲外交官告诉人权观察,“非洲国家严重依赖中国(中共)的援助,谁也不敢对中共说一句批评的话。”
据悉,中共正在联合国内部组建联盟,主要是拉拢那些容易受到北京经济和政治压力影响的发展中国家。
报告发现,美国2016年3月提出一项批评中共人权的联合声明,但部分国家拒绝签署或者弃权不发声,是害怕中国(中共)报复。
报告指,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中共正开始在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和贸易国伙伴中使劲,试图用这些国家帮助中共塑造对其有利的国际人权体系。
甚至连美国的传统盟友也抵挡不住。在2018年3月,中共独立提议的“互利合作”决议,有13个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投了弃权票。报告分析说,即便这些国家投票反对,该决议仍会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通过,至少这轮投票结果表明,连欧洲国家都选择避免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受到中共的关注(报复)。
美国是唯一一个对该决议案投反对票的国家。与会美方代表说,这种“感觉良好”的语言是“旨在让专制国家受益、而牺牲个人的人权和基本权利”。
美国一直对中共提出的侵犯人权决议和修正案投反对票。虽然美国于2017年6月宣布正式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但仍由美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负责参与理事会运作。
美国退出理事会 不代表出让人权话语权
美国驻联合国新任大使黑利(Nikki Haley)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未能有效捍卫人权、不可接受。她还点名批评委内瑞拉、古巴、中国(中共)、布隆迪和沙特阿拉伯等破坏了人权理事会的既定目标。
黑利强调,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并不代表放弃人权承诺,或拱手出让人权话语权。
9月的最新报告也指出,虽然美国退出了人权委员会,但美国国会仍可通过继续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它国际人权机构提供资金,并向他国施加压力来加强人权事务参与,同时美国国务院和其它政府机构也要发声、反对中共削弱人权理事会制度的企图。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如其前身、人权委员会一样,因让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成为成员国一直广受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由全球47个国家组成,理事会成员国每届任期3年。其选举程序是由成员进行不记名投票,若某一国家获三分之二以上票数就入选,而联合国不对该国的人权记录进行审查。
在面对人权理事会对成员国侵犯人权保持沉默,美国一直试图推动改革、重新设计投票系统,在未获响应的情况下,川普(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6月宣布正式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这不是美国第一次批评人权理事会。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06年成立时,小布什政府就抵制加入,原因与川普政府相同。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是博尔顿(John Bolton),他目前是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
在2009年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时,美国才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2年,美国连任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