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旧部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去世 生前一份手稿泄漏中共隐瞒疫情大量信息！中纪委罕见重提张国焘王明！北京高层或已分裂 手握重权高官不服从习近平

发表： 2021-06-28 18:27:44 | 更新： 2021-06-28 20:17:41

高尚全是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派，他强调普世价值，认为市场机制、宪政、法治都是人类发展当中得出来的一般规律。他生前曾说过，改革是他一生的追求，也是他一生的牵挂。

公开资料显示，高尚全1929年9月生于上海嘉定，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85年至1993年任中共体改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后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体改委曾是中共国务院下属部门，首任主任是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1982年至1987年），当时是高尚全的直接上级。

2020年初，中共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由于中共隐瞒，导致疫情扩散至全球。同年3月，高尚全针对中共两会建议的一份手稿在网路上曝光，手稿中提到中共因为疫情推迟召开两会，泄漏中共隐瞒疫情的信息。

2020年3月2日，《财经会议咨询》发表了《高尚全：改革两会开会方式的四点建议》一文。
高尚全生前一份有关两会改革的手稿在网络曝光。（翻摄自《财经会议咨询》）

文章称，高尚全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重要政策和体制文件的起草工作。2020年2月25日晚，高尚全针对当前全国疫情给其原部下苏东波写了四点建议。

文章引述了高尚全的手稿全文，他在手稿中写道“中央已决定，原定于今年三月五日召开的两会推迟了。为何推迟？据人大常委会发言人解释，当前遇到疫情蔓延，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处于关键时期，必须集中力量，全力以赴。”

高尚全在手稿中提到，“这次人大常委会从2019年12月28日开始到2月24日讨论如期召开还是延期召开，总共用了55天，经过冗长的法律程序和繁琐的法律手续。”

旅美民运人士韩连潮2020年5月2日在推特指出，这说明北京高层早在2019年12月底，就已得知疫情并预见到其严重性，但隐瞒真相不让人民知情。

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初，中共官方一再对外声称“疫情没有人传人”，并对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在内的武汉8名医生进行约谈，指他们在社交媒体透露疫情信息是“散布谣言”，严令他们禁声。

直到2020年1月2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出指示，官方才正式公开疫情，并承认中共病毒“人传人”。1月23日，武汉突然宣布封城，但疫情已经扩散。

高尚全在手稿中还写道：“如果信息及时公开，老百姓就会自觉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可能在新冠肺炎发展的早期就能够抑制住病毒的扩散，不至于今天需要集中这么大的力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克服疫情。”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在2019年12月31日发布了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报导。而高尚全这封信表明，至少在2019年12月28日，当局就知道疫情了，而且知道疫情有可能非常严重。比官方通报的还要早3天。

《财经会议咨询》还同时刊登了苏东波在2020年2月26日回复高尚全的意见（摘要），他希望高尚全能向中央和人大与政协上书，提请对国家卫健委进行质询。

苏东波呼吁两会代表，对直接司职传染病预防、预警和重大公共卫生部门突发事件应急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在应对疫情时有没有不作为、失职乃至渎职的问题，进行问责与追责。

苏东波直言，社会上普遍对国家卫健委工作的不到位和种种失误及不当举措，持质疑和批评的态度。国家卫健委应向两会说明，它与这场突然爆发的惨烈疫情，有没有相关责任！
高尚全和苏东波来往信件在《财经会议咨询》上发表后，旋即被国内和海外很多网站转载，引起关注。高尚全是体制内高级官员兼知名人士，信的内容又很敏感。如果是假的，早就有人出来辟谣了，这封亲笔信一直没有被删除，可见是真的。
周育森申请中共病毒疫苗专利，比WHO宣布全球疫情大流行还要早。

对此，弗林德斯大学的彼得罗夫斯基教授说，科学家能这么快研发出疫苗是“前所未见”的，“让人怀疑这项工作可能早就开始了”。

周育森代表中共“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所”提交疫苗专利申请后，在2020年5月突然死亡，中共官媒7月份才公布他的死讯。

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日前发文，重提中共早期领导人王明、张国焘的路线斗争，同时向党内高喊“四个服从”。此文背后透露出在中共党内高层出现了分裂。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4日发布《“四个服从”的由来》一文，介绍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为何要提出“四个服从”原则？文章直接点名中共早期领导人王明、张国焘。文中称，六中全会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情况下召开的，也是为了总结抗战的斗争经验、纠正王明在抗战前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召开的一次会议。

文章说，六中全会提出“四个服从”除了与张国焘在长征（北上逃亡）期间，分裂其党和红军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相关，更与王明在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拒不执行中共中央决定、向中央闹独立性直接相关。

文章提到1937年12月召开的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七大筹备委员会。会后，王明前往武汉任长江局书记。在武汉，王明另搞一套，不仅不执行中央指示，还多次未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中央决议和会议意见。

文章称，王明将12月会议精神写成《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擅自发表，提出“六大纲领”，推翻中央全面抗战路线，并“诬蔑”毛泽东“假抗日，真反苏”。同时秘密请求在武汉的一位苏联人转告苏联领导人，以求共产国际在组织上干预。


值得关注的是，5月1日，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发表了题为《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事关党的兴衰成败——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体会》一文，文中也罕见地提到张国焘、王明的路线斗争。

文章把张国焘、王明作为“分裂”、“要挟中央”、“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的反面例子，加以抨击，并称，当时在经过与他们的斗争后，全党才“进一步深刻认识到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

文章称，此后，通过整风运动，中共才加强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即统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史料记载，当年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张国涛，在红军北上逃亡后，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实力远在红军之上，当年他因为与毛泽东闹内讧，带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九军团等组成的西路军，离开陕北西进，结果在高台县所在地区，被国民党军围堵全军覆灭。

西路军事件是中共党史中的冤案。在毛泽东死后，真相才由当年的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亲自口述得以披露部分，但因为涉及毛的人品而不能张扬。

不能告人的真相是：毛泽东、周恩来策划西路军惨案，借军阀之手葬送西路军2万人的性命，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罪行，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并把2万人丧命的罪责强加在张国焘头上。

张国焘于1938年4月初借祭扫黄帝陵之机，离开了中共，投奔国民党。随后他在武汉发表了他的退党声明说：“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张国焘晚年在加拿大度过，夫妻和睦，3个儿子也皆在美加定居。如果不脱离中共，张国焘即使能逃过延安整风，也逃不过文革。


在中共的宣传中，王明的“罪状”是：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不尊重、不服从中央领导，严重干扰了毛和党中央正确主张的贯彻执行，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其实说白了就是毛泽东要从其手中夺取中共最高权力、摆脱苏联的束缚罢了。其后，毛通过整风运动不仅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最高权威，而且通过批判亲苏的王明，还将全党统一在“毛思想”下，王明失势。

王明晚年撰写的《中共50年》一书，对于中共批评自己的说辞均持否定态度，他说，整风运动是文革的“演习”，他还提到毛蓄意给自己下毒。

1956年，王明去苏联治病，从此滞留苏联。文革爆发后，王明被中共公开抨击，并将《王明反革命言论集》编印成册，而王明在国内的亲属也都受到了株连，包括他死去的父亲也被红卫兵鞭尸，继母也被暴打。

张国焘、王明二人，一是看清并脱离中共，一是揭露毛。

而现如今中纪委和中共党刊均提及两个人，或许是在暗示当下中共党内也有这样的高官，而且应是之前或现下掌握重要权力高官。

这样的高官不尊重、不服从现中央领导、也就是不服从习近平，没有做到“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甚至正意图分裂中共，要挟最高层。

中纪委重提张国焘、王明，除了传递中共的担忧之意，还有就是对于张国焘、王明式的高官，中南海不会手软，而素知听话听音的那些高官们，真的会消停吗？

在此之前，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6月19日头条发文：《永不叛党不仅仅是一句誓言》，内文搬出1931年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顾顺章全家39口，遭周恩来暗杀血腥惨案。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直言，中南海“山雨欲来”。台大教授明居正则认为，中共刻意重提顾顺章案，意在震慑叛党的官员，这个例子很残忍，很有震慑效果，充分运用到了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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