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战红魔：左派大搞共产主义瞒天过海毁灭美国 川普一人唤醒美国人民大觉醒挽救美国

发表： 2021-07-04 18:57:37 | 更新： 2021-07-04 18:57:37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12月20日通过了这份法案，但民主党人全部投了反对票。这份法案是川普政府执政首年内的重要立法成绩。
政府本身不创造价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财政来源是税收或者国债，最终由民众买单（国债最终也是纳税人买单，只不过有一个时间差）。高福利就是变相的共产主义，只是西方社会不讲共产党的暴力革命。
高税收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平均主义殊途同归，二者的区别只是国家占有是发生在生产之前还是之后。共产政权的公有制是生产资料直接归国家占有，西方国家的高税收是生产资料个人占有，但是生产出的财富通过税收形式由国家占有，作为公共财产来分配。两者其实都相当于盗取抢夺他人财富，只不过后者没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暴力，是通过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实现。

政府救助，尤其对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者的社会保障是合理的。正因为福利制度有积极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给了共产邪灵利用的借口，使其不断推动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在这一点上高福利已达到共产主义经济对人、对社会、对道德同样的破坏效果。共产主义经济有着摧毁人性的内在必然性，能从人赖以生存的经济角度来激发人的恶、败坏人的道德，这就是邪灵在全世界，包括共产政权国家和自由社会，都推行共产主义经济观的根本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财政收入。如果没有高税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财富经由纳税向公共领域的转移，或者国家借债，高福利政策就无法维持。

比如美国的税收超过一半是在负担社会福利和医疗，而其来源中，个人收入所得税和社会安全税超过80%，还有11%来自于企业税。 比起美国来，许多西方国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远，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税收。

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年的资料，在其所统计的35个市场经济体中，有27个国家的劳工收入税率超过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现在欧洲。 同时，在欧洲吃饭或购物时还要付增值税，这部分由消费者承担，有的国家的增值税高达20%左右。如果加上企业税和其它杂税，整体税率将会更高。

另有研究显示，在1900年前后，有20个经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意大利的最高税率是10%，日本和新西兰是5%。而到1950年，这20个国家的平均最高税率超过60%，之后缓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

高税收不只是针对富人，被直接或变相惩罚的也包括穷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办法通过商业和各种方式合理避税，而穷人在增加收入时，可能面临失去一些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收入范围内甚至出现越劳动纳税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1942年，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提出主张建立“福利国家”，规划“惠及所有国民的全面而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现代社会高福利制度已经扩展为覆盖了失业、医疗、养老、工伤、住房、教育、孩子养育等诸多方面的体系，远远超出传统慈善的临时性贫困救急范围。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2013年美国有一亿多人口（占总人口的1/3）领取各种福利（不包括社会安全保险和联邦医疗保险），平均每人领取相当于9000美元的补助。按照美国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贫困线人口占12.7%。但是美国的贫困人口生活状况可能会令许多人吃惊：根据政府调查，贫困家庭中96%的父母说孩子从来没有挨过饿；49.5%的家庭住在独栋房屋里，另有40%的家庭住在连排屋里，住在移动房屋的家庭只占9%；80%的家里有空调；40%的家庭有宽屏幕液晶电视；3/4的家庭有车。这种人为划分出的庞大数量的“贫困人口”为进一步扩大福利提供了充足的借口。

美国在国际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政府福利低于平均值。大多数北欧和西欧人享受的政府福利远远高于美国。比如丹麦“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网，包括免费医疗保健、免费大学教育和大笔福利金，即便最富有的公民也同样享有；在希腊出现经济危机之前，希腊人享受着高福利，一年领14个月工资，61岁可以退休，退休金在工资的九成以上；瑞典人享受最长550天的连续带薪病假等等。

从传统临时性贫困救急到全民受惠的高福利，这实际是邪灵渐进实现共产主义经济的手段。

从经济角度来讲，福利国家的本质是把一些人的钱拿来给另一些人花费。可是由于中间通过政府作为财富分配者，大大淡化了福利受益者“不劳而获”行为的道德压力。在这方面，高福利制度对道德观念的腐蚀在北欧表现得尤为明显。

瑞典学者尼玛‧山楠达奇（Nima Sanandaji）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清楚揭示了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82%的瑞典人和80%的挪威人同意“领取你不应该得到的政府福利是不对的”；而2005年和2008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56%的挪威人和61%的瑞典人相信“获取自己不应得的政府福利是不对的”。

在福利政策下，人们努力工作得到的回报甚少，福利政策奖励的是那些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道德观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异。在福利制度下长大的几代人，很多人慢慢失去了祖辈的那种靠自己奋斗、独立、负责任、勤奋的精神，把“享有福利”当作了一种权利，甚至当作了一项“人权”，养成了依靠政府的习惯，甚至反过来要挟政府。观念改变了，要想再回头几乎都不可能了。正是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手法，让共产邪灵利用高福利逐渐腐蚀着社会道德。

不仅如此，高福利制度还剥夺了传统慈善中施舍者行善的权利，也剥夺了受惠者感恩的机会。

传统社会中救助贫困的方式是私人自主行为：或者是个人出于同情心直接救助急需帮助的人，或者是个人捐赠到慈善组织（比如教会）然后通过慈善组织救助贫困者。在这种情况下捐赠者和受赠者都是明确的。受赠者本来没有权利去要求其他人救助自己，但当他获得了救助时，会对于捐赠者怀有感恩之情。这种感恩可能会表现为从此以后通过进取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这是捐赠者的心愿；也可能将来处境改变之后反过来以同样的善行回馈社会，自己成为捐赠者或者采用某种方式报答捐赠者。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观察到，传统的德行，即个人慈善行为中，施舍和感恩这一对美德在社会中互相促进，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成长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同时，这样一种双向的情感关系，能够缓解贫富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因为个人慈善让两个阶层中具体的个体，通过情感和利益联系在了一起。

当代高福利制度则切断了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捐赠者”是被强迫征税，并非出于善心施舍，实际上被剥夺了施舍行善的权利；另一方面受赠者不知道谁是施舍者（国家福利制度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捐助者，真正的施舍者是纳税人），因此他也就没有了感恩报恩之心。

此外，托克维尔指出，福利制度加剧了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富人被强制征收了部分的财富，却无法面对面见到被救助对象而心生同情。相反，他们只会对穷人这个阶层产生怨恨和轻蔑，将这一类人视为“贪婪的陌生人” 。与此同时，穷人也会心生不满，因为这些物质上的救助被视作理所当然而且不能够让人满足。“一个阶级会带着惧怕和憎恨看待世界，而另一个阶级则沮丧、妒忌地看待自己的不幸。”

挑起妒忌和斗争，正是共产邪灵通过高福利经济毁人的另一手段。这种矛盾在希腊经济危机爆发后表现得极为明显，不过不是在最穷和最富者之间，而是在大多数中产阶级和富人之间。在希腊，人们不愿承受高税收的负担，全民逃税严重。《经济学人》刊文说，希腊官员称逃税为希腊的“全民运动”。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富人的逃税尤其扎眼。希腊政府为不得罪选民，长期通过举债弥补税收不足的空缺，以便维持和欧盟其它成员国同样水准的高福利。危机爆发后，一旦政府要缩减福利，被高福利宠惯的民众的不满大规模爆发，民众把矛头指向富人，要求对富人多征税。 到底是富人还是中产阶级该为经济危机负责？这是个令政府头疼的问题。但不论怎样，邪灵败坏人的道德、挑起人群嫉恨互斗的目的达到了。

福利制度助长了“不劳而获”的观念，这会削弱努力工作、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反过来也会造成对经济的伤害。

海拉等三位经济学家对福利国家做了经验性的动态分析后指出，数据证实了福利国家确实会削弱社会的积极进取的动力，而这种效果只有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能够真正显现出来。三位学者的结论是：福利国家摧毁了自己的经济基础。

2012年，《纽约时报》曾以“以保持孩子的文盲牟利”为题，讲述了一个当代美国福利制度给穷困家庭带来的心酸故事。

许多穷困家庭住在阿巴拉契亚山麓的移动房屋里。这些父母让孩子们从识字班里退出来──他们担心一旦孩子们学会了阅读， 他们就不再有资格获得每个月的文盲补助。这些穷困家庭每个月可以从“补助安全计划”中获得一张698美元的支票，直到孩子18岁为止。这就造成为了眼前的补助而放弃孩子教育的现象。

大约四十年前，这个救助计划救助的是那些真正生理上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的家庭。而现在超过55%的受救助的所谓“残障孩子”属于模糊而无法清楚界定的“智力迟缓者”，全美有120万这样的孩子，每年需要纳税人90亿美元的救助。

在这里，福利政策和人性恶的一面互相激励。这当然并不是福利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却间接帮助共产邪灵达到了其毁人的目的。

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富有预见性地指出，福利制度无法分辨受助对象的真实性（也即受助人陷入贫困是因其自身的恶习，还是由于真正的不幸所致），因此无法有效帮助真正亟需帮助的人。

从经济角度来说，滥用福利会造成财政上的额外负担，但是对于这些穷孩子来说，福利制度带来更大的悲剧。2009年的研究显示这些穷孩子到18岁以后2/3都转为成年的残障计划受益者，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摆脱贫困的处境。

这个例子中，福利制度下“残障”定义不断扩展，是当代福利制度为迎合选民不断扩张的一种表现；福利制度的“负面激励”导致滥用福利，造成社会道德衰退并引发经济问题，则是邪灵刻意的安排。

福利可以作为一种救急的手段，但不应当成为常态。福利对于因意外原因遭到负面冲击的人（比如意外工伤、疾病、自然灾难等）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以美国为例，截至2014年，从约翰逊总统开始的“针对贫困的战争”在五十年中花费了纳税人2.2万亿美元。但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除了最初的十多年，美国的贫困率过去近四十年基本维持稳定：贫困率并未通过救助降低。

美国经济学家尼更森指出，福利制度造成了“贫困文化”，和“贫困文化”互为因果。后者包括贫困、福利依赖性、非婚生育、暴力犯罪、失业、堕胎等。尼更森的经验研究表明，在“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AFDC）中，受助人的救助收入每增加1%，会吸引受助人口增加3%，贫困人口会增加0.8%，非婚生子女出生率会增加2.1%，而堕胎次数、暴力犯罪也都会相应增加。这证实了高福利的反向刺激造成对福利的依赖性，减少人的责任感。

贫困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家庭的解体。经济学家威廉斯追溯美国黑人贫困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当代高达85%的黑人孩子出生在单亲妈妈家庭，成为推高黑人贫困率的重要因素。而高福利制度助恶为虐，让未婚生育的妈妈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们可以从政府福利中拿到津贴、住房补贴、食物券等补助。福利成为推高未婚生育率的助手，造成更多贫困。

尽管福利水准不断提高，三十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仍在扩大，平均工资收入（扣除通胀）增长缓慢，财富流向最富裕的阶层，甚至出现了“工作的穷人”。越是这样，左派越是以解决“贫困”问题为借口要推动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陷入恶性循环。

左派政客鼓吹高福利、高税收政策，常常以“帮助穷人”、“社会公平”等看似高尚的理由，抢占了道德制高点。实际上，他们本人并不是福利的施舍者，他们的做法只不过是把富有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财产挪给穷人。然而当福利制度混淆了施舍者和受赠者的关系之后，这些福利政策的主张和制定者却引导福利受益者将感恩和报答的对象指向自己，让他们用选票作为回报。利用高福利承诺来把大众变为自己的票仓，这种现象在美国和欧洲都广泛存在。

从目前现状看，自由社会的政府也已经深深介入了经济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福利政策，使得政府越来越卷入财富分配。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深受提倡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影响，用金融和财政政策调控经济。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国家的角色是有限政府，通常只在危机与自然灾害之时，或在某个特别时期特别情况下对经济进行干预，这无可厚非。但凯恩斯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思潮、“时尚”，各国政府争相奉行实施积极的国家干预政策。

随着政府全面介入经济运转，其一举一动对市场造成巨大影响，成为经济的晴雨表。很多政策法规直接决定企业或行业的成败，以至于大量企业、个人投资者要仰赖政府鼻息。很大程度上，政府角色从通常的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变成了经济活动的指导者和参与者，从裁判变成了集球员和裁判于一身的角色，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成为资本和市场运行的主要指挥者和调控者，成为私有经济主体的替代者。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高福利政策让很多政府背负巨额债务。根据国际经合组织的资料，有近半国家债务接近GDP的100%甚至更高，还有的国家甚至超过200%。庞大的财政赤字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隐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经发表大量论文研究国家干预及其效应，他发现几乎所有经济方面的干预都出现了负效应。他认为政府的干预如此之大，以至于达到了经济学家所称的“负边际回报”。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看到不管是哪个国家，都在越来越积极地干预经济，政府干预能力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国家权力大量涉入经济领域至少造成两方面的后果：

第一，政府权力、角色和规模膨胀。官员们会越来越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干预经济，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进行更积极的干预。哪怕是应对危机，一旦政府插手一件事情，即使危机消除了，政府功能也常常被保留延续。

第二，人们对政府权力更加依赖。当人们出现问题或无法在自由市场中获得所期望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会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预以满足自己的要求。

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让政府权力越滚越大，私营企业和市场自主空间越来越小。产生依赖感并通过政客得到好处的人会更加要求政府分配财富，甚至制定法规，强制执行。

在西方，一股强大的政治潮流在把社会向左边推移。有些本来就是左派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流派的，有些本来不是左派，但是被左派渗透劫持，也变成了左派的同盟军。各种势力合流在一起，推动政府用各种方式干预经济、干预私营公司运作，蚕食着人类正常的经济生活。很多社会运动看似是民间自发行为，其实背后都有共产邪灵的操控因素。

人们可以看到，西方政府已经越来越经常地因为政治原因和“平等”的理由，使用公共权力干预市场，甚至用法律形式把干预固定化。这无疑是在剥夺市场经济中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意志，把国家意志强加在市场上。这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形成政府对经济的集权，把市场经济转变为权力经济，把市场变成权力的附庸。长此下去，公共权力将全面控制经济和民生，用经济的手段建立政治集权，奴役公民和全社会。

一个个看似平常的经济决策，在渐进的过程中慢慢走向极端，共产邪灵就这样把人类一步步引向共产主义。

高税收、高福利、大量国家干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实践，和计划经济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和权力的方式左右经济，背后的思想是把政府当全能者看待，让政府扮演神的角色。只不过目前西方的国家干预还有民间自由力量的制约、有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补充，所以表现不像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那么极端。

著名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哈耶克曾警告，任何由国家操控、进行大规模再分配的计划事实上都必然干涉市场，也都必然导致极权政体的产生，而这与民主不民主毫无关系。他认为，现在欧美的 “社会主义”虽然与之前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同，主要意指通过税收和福利国家制度进行广泛的收入再分配，但这种形式将和前者一样导致“奴役”的后果，只是更慢、更间接和更不完全。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把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的必然阶段。正如一趟列车，中间站的停留并不会影响它驶向终点。一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就是共产邪灵，它是一定会继续往前走的。人类社会在经济与其它方面一旦背弃传统、接受了共产邪灵的“价值观”，走上邪路，就不需要过分关注其速度，只要方向不变，早晚会达到那条路的终点。

这条背离传统的路的终点并不是人间天堂，而是人类的毁灭。事实上，共产邪灵并不关心“天堂”是否会实现，它们也知道那是一套骗人的谎言；只要能毁灭人类，共产邪灵便心满意足了。

分享 Facebook | Twitter | Whatsapp | Linkedin 人气: 737

---

订阅中国观察电报 Telegram : https://t.me/s/ObserveCCP
捐助（Paypal）: https://www.paypal.me/observeccp

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