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演说的选址颇具深意，因为正是尼克松于1970年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共产中国的称谓；正是尼克松于1971年派特使基辛格秘访北京，正式迈出与共匪媾和的第一步；也正是尼克松本人于1972年亲访大陆，事实上承认中共极权暴政，背弃反共盟友中华民国。尼克松在《上海公报》签署仪式上曾充满自信地表示，“当我们的下几代人回望这段历史，一定会感谢我们这些天的相会”。
那时，蓬佩奥先生还是个不满九岁的孩子。而此时站在尼克松图书馆前的国务卿，看不出有对尼氏的感激之意；相反，他的通篇演讲是对尼克松亲共绥靖政策的全面否定。两个月后的皮尤民调也显示，73%的美国人对共产中国持负面态度。超过两代人的时光终于换来美国从政府到民间姗姗来迟的反思和行动。尼克松对中共的外交解冻，其实是掀开了潘多拉的盖子，其危害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让美国逐渐醒来。但美国与世界早就因接纳中共魔鬼而礼崩乐坏，危机深重，面目皆非了！
其实，中共并非“新的”暴政；它从瑞金割据、延安避难到北平篡政，其反人类本质与生俱来，从未改变。尼克松也不是误判中共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更不是最后一位。
美国对中共的无知、短视、及匪夷所思的姑息与宽容，可以追溯到二战后期。从那时起的七十多年里，美国最高决策层至少有三次严重误判中共，敌友混淆，黑白颠倒，政策错位，还执迷不悟，对中共邪恶势力绥靖累计超过半个世纪之久，构成当代国际政治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
美国的三次战略误判，直接导致中共邪恶势力的膨胀和撅起，对美国国运以至整个自由世界造成持久伤害，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杜鲁门、马歇尔认敌为友，助中共赤化中国大陆，摧毁中华文明。尼克松、基辛格媚共卖台，解围中共，把红祸引入国际社会。老布什、克林顿等的全盘开放和扶持，促成中共僵尸还魂的大裂变，其邪恶能量足以挑战和赤化美国，祸乱全球。如今已造成一百七十多万人死亡，仍在肆虐全球的武汉肺炎大瘟疫，只是中共恶魔危害全人类的最新例证。
对美国人来说，厘清美国对中共绥靖的历史，有助于反思既往，将功补过，加速改弦更张，与中共暴政彻底了断。但中共欺骗的不只是美国人。不下几代的中国人也都错看中共，错认共产中国。很多人直到现在仍未清醒，看不透中共本质，分不清真假中国，亟待大彻大悟。而了解历史真相，回归正常人类，则是清除邪恶中共，光复中国大陆的先决条件。
一、杜鲁门、马歇尔助纣为虐，丢掉中国
历史上美国对中共的了解，长期被一些左派记者和学者所误导而失之精准，流于皮毛。抗战期间，斯诺、史沫莱特、斯特朗等人争相入共区采访，主动接受共党洗脑，极尽美言共匪之能事，义务为其在西方做宣传。
美国民间对中共的无知还不算，政府高层亦不乏亲共派。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其手下幕僚及重庆驻华使馆官员如戴维斯（史迪威顾问）、谢伟思（使馆二秘、后来担任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顾问）、费正清（早年曾任美国大使助理）、拉铁摩尔（罗斯福派给蒋中正的私人顾问）及后来担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等所谓“中国通”都同情共匪，认为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力主美国支持中共。史迪威一向不看好国民党，却对共匪有莫名其妙的好感，认为共军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他曾说未能与朱德并肩抗日是一大遗憾。后来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就是由史迪威一手促成。
更为严峻的是，美国的亲共势力足以左右最高决策层。罗斯福就曾多次接见斯诺，确实对中共有过误读。比如罗斯福认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是抗战的朋友，朋友之间总会有商量余地的。罗斯福有所不知，中共恰恰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中国人，甚至很难称之为人。国共就像美苏一样绝不可能成为朋友。可以说美国对华政策从一开始就步入歧途。
二战后期，美国政府通过驻延安观察组和调停国共军事冲突，与中共有过短暂的面对面交往。但美国这两次外交努力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前者被中共欺骗和利用，后者反助中共在战乱中壮大并篡政。
（一）美军驻延安观察组
1944年，美国在菲律宾海战后取得海空绝对优势，对日本本土作战开始提上日程。为减少未来对日作战伤亡，美军考虑先在山东半岛登陆，以便利用华北机场轰炸日本本土，因此打算进入中共控制的所谓晋察冀“解放区”收集军事和气象情报。同时，史迪威也想实地评估共军的抗日战果和实力，为其所主张的联合共军打击日军的策略提供依据。因此，史迪威向国民政府提出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DixieMission）。
如果共军真心实意抗日，史迪威的提议还有一定道理。可实际上，除了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小股辎重部队（1937年）和百团大战（1940年）之外，共军再无像样的对日战绩。它们对日寇基本上避而不战，游而不击，只一味扩张人马地盘，不惜围歼抗日国军（如1940年新四军在苏北的黄桥战役），甚至私通日军，合谋对付国民政府，为日后拿下中国积蓄力量。
蒋中正自然不会任凭美国被利用，稀里糊涂地为中共提供帮助。他多次要求罗斯福撤换亲共的史迪威，但都被史的上司、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所阻。最后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向蒋中正面陈，并以召回史迪威为条件，国民政府才勉强同意美军观察组进驻共区。1944年7月，美军小组抵达延安。
美军观察组是为中共送上门的礼物，自始至终都被其玩弄于掌股，既误帮共匪，也误导美国，是美国战后调解国共冲突失败的一次预演。
美军观察组是美国政府与中共大本营的首次正式接触，客观上提升了中共的政治地位与合法性。中共本是受苏共扶持反叛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几乎被国民政府剿灭，因承诺抗日才获政府宽恕。但中共趁机大肆扩张，任意创建所谓解放区，实为改头换面的“苏维埃共和国”。美国作为合法政府的盟友，却主动上门对中共非法政权示好，等于对中共恐怖组织的认可。受美国加持，中共更加以合法政治势力自居，极力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至少能在国共之间保持中立，为战后与国民政府对决创造条件。毛泽东、周恩来甚至做起赴美与罗斯福面商中国未来的黄粱梦。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共党孱弱时无知地主动施以援手，愧对中华民国盟友，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后来还多次发生。此是后话。
在尽收美军观察组所带来政治红利的同时，中共也渴望获得美国军事援助的实惠。蜗居陕北等地的共匪，名义上归顺，实际上数度违抗军令，逃避日军，攻击友军。作为惩戒，国民政府从1941年皖南事变后停发其军饷，并对延安共区严密经济封锁。而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为避免腹背受敌，需要中国拖住日本。他清楚中共无心也无力真正抗日，再加上苏联在外交上承认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援助有所消减。为避嫌，斯大林甚至将共产国际解散。
正当中共靠种植、贩卖鸦片毒品脱困时，美国人来了。中共借机游说美军观察组，要求与国民政府平分美国军援。戴维斯等也确实有此意向。[3]他们曾背着蒋中正，答应装备两万共军。由于蒋的抗议和大使赫尔利的干预，此计划落空。
虽然中共没能得到美援，但赢得了公关的胜利。在中共的刻意安排下，谢伟思等所谓中国通对中共的美言、漂白与误判，反而被延安之行所印证而更加权威化，以至美国战后对华政策仍受其观点所误导。美军观察组最大的危害就在于此。
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组员戴维斯、谢伟思都是所谓“中国通”。前者在中国服役多年，能说流利汉语。后两人都在中国出生，长大。然而，他们是去与中共打交道，“中国通”不等于“中共通”。他们对中共基本上一窍不通！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中共不同于一般的中国人，它们虽然长着华人的面孔，但并不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中国人自古以来崇尚忠孝仁义，尊师重道，温文尔雅，谦虚善良等。而中共从建立开始就要彻底打破国人之固有德行，就像毛泽东在湖南祸乱乡村时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共党所到之处，胁迫农人向乡绅造反，搞得乌烟瘴气，赤地千里。中国人本来是信神的民族，儒释道三教经久不衰。而共党不但是无神论者，而且还与神为敌，以共产歪理邪说为圭臬，颠覆传统是非善恶。共党名为中国人，却公然宣称效忠苏联，本质上是苏共在中国的代理人，连死后都是去见马克思。它们的全部目的是摧毁中华文明，代之以苏联那样的反人类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和社会模式。中国共产党人根本不能算作中国人，更不配做中国人。
美军观察组里的那些所谓“中国通”，平时接触的主要是国统区正常的中国人，包瑞德上校据说还长于国学经典（他退役后在美国大学教中文）。但这并无助于其了解中共。他误把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投射到中共匪徒身上，对国府称共党为匪颇不以为然。把中共党徒当成正常的中国人看待，是所谓“中国通”的一大通病。
第二，中共也非正常人类。它们徒具人的外表，却无内在的人性，不承认普世的道德标准，为达到目的，可以无视任何规则，突破所有底线。共匪违背天理人伦的种种兽行，往往超出善良人之想像。比如日本投降后，逃离苏北“解放区”的难民所讲述的共匪血腥土改，连一江之隔的南京人都没当真，觉得共党不可能那么坏。[4]而来自基督文明的美国人所接触过的人性之恶，与共匪所擅长之邪恶相比，更是有两个世界之差别。类似苏区“过红军”和共区共产共妻、泯灭人伦、乱斗滥杀的凄风惨景，离美国人的生活经历实在太遥远了。即使听说了，也不会轻易相信。
再说，谢伟思之流在重庆时就已经被周恩来的笑脸外交、花言巧语所俘掳，难以把表面客客气气的共党高官与共匪恶魔联系起来。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匪区后，仍习惯于依照文明社会的行为准则行事，注重真实、守信、坦诚、荣誉等，自然也期待中共相待以诚，告以实情，毕竟它们也是口口声声民主，信誓旦旦抗日的。但君子与流氓交往，吃亏的往往是君子，因为流氓是不屑于遵从文明规则的。尤其中共这个黑心流氓，又极善于伪装成谦谦君子，而美国人偏偏对心怀鬼胎、两面三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中共匪徒没有最起码的警惕和防范。他们身在共区，其所见所闻又都是共匪想让他们看到和听到的，因此尽管与共匪近在咫尺，却仍似雾里看花，无法识破共匪本质，做出正确的判断。低估共匪的邪恶和轻信其谎言，则是美国人与共匪交往的另一大通病。
中共的首要骗术就是大打民主牌。为迎接美军观察组，《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庆祝美国国庆，盛赞民主美国和美国倡导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尊严，声称中共是民主美国的同伴，中共所追求的与华盛顿，杰佛逊和林肯相同。毛泽东对谢伟思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5]毛泽东假意叫喊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公关策略，为的是骗取美国的认同和援助，同时也起到美化共匪，抹黑国府，离间美国和中华民国关系的三重作用。
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按照文明世界的习惯，自然认为毛泽东以共党主席身份所说的话，不会是信口开河，认定是其真诚的表白。再者，他们本来就认为国民政府腐败无能，拒绝改革，中共与苏联不同，只不过是土地革命者。所以听了毛泽东的民主谎言，竟似遇到知音，深信不疑。可他们却忽略了国民党再独裁，共党仍可在国统区活动，其《新华日报》也在重庆公开发行。而在延安则看不到国统区的痕迹。
更为讽刺的是，就在他们赞美共区仿佛另一全新中国而令人振奋惊叹时，[6]延安正在进行一场地狱般恐怖的清洗和造神运动，即臭名昭著的“延安整风”。数万党徒被诬为国民党特务或反党反毛分子，惨遭批斗、监禁、酷刑，近千人被逼疯、逼死或处决。毛泽东还未登基，就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共党暴君。其实那些指责国民政府一党专制的美国人，根本就不了解真正的极权暴政为何物。与毛相比，蒋介石的所谓“独裁”又何足道哉！
除了轻信中共谎言之外，美军观察组还习惯于用开放社会的眼光去解释极权社会的现象，自以为是地得出种种幼稚可笑，甚至近乎白痴的结论。比如在延安街头没看到警察，就以为共区安全祥和，[7]而实际上延安监狱里的政治犯人满为患。在驻地周围不见乞丐，就以为共党的经济政策优越，[8]而实际上共匪主要靠种植和贩售鸦片毒品维持生计。共匪的所谓“抗日”捐税，使本来就赤贫的陕北民众雪上加霜，曾有当地农民愤而诅咒毛泽东被雷劈死。
最为离谱的是，谢伟思根据共匪不断扩张的解放区地盘，误认为是共军猛烈攻击日军的战果，从而推导出共军是真心抗日的结论。他写到：“共产党人明白，如果他们全力以赴赢得抗战胜利，将大幅提升他们在国内以至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因此，共党是真心实意抗日的”。[9]谢伟思误以为中共是正常的中国人。但中共属于黄俄另类，它们并不在乎日寇，反而期望借日军之手多多消灭国军，所以断不会去积极抗日。共党的所谓解放区，很多是从国军手里抢夺来的。它们的敌人是国民政府，而不是日本侵略者。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次抗日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
巧合的是，当时苏共联络员弗拉基米诺夫也派驻在延安，执行与美军观察组同样的任务，即评估共军的抗日成果。作为“自己人”，他的报告与局外人的美军完全相反：各地前线共军接到指示不要招惹日军，都已撤退到安全地带。尽管如此，战斗捷报却频频传来。共军头目们也可以长期脱离部队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他还发现，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毛泽东指示共军大幅修改共军战报，供美军观察组查阅。更有甚者，他还得知共匪与侵华日军暗通款曲，交换情报，合作打击抗日的国民政府。[10]总之，极权社会的光鲜表象下掩藏的阴暗与龌龊，是正常人无法用文明社会的逻辑推理来发现或解释的。
幸而美国政府中还有少数清醒者。他们对中共有过幻想，但并不会像谢伟思们那样媚共，比如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和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
赫尔利于1944年8月来华前，盟军在欧洲战场已胜利在望，而日军在中国仍攻势凌厉，其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使已苦撑七年的国军伤亡惨重，并威胁到美国设在中国西南用于轰炸日本的机场。心力憔悴的罗斯福急于战胜日本，迫切需要扭转中国战局，配合美军在太平洋逼近日本本土的跳岛作战。他派赫尔利使华，促国共一致抗日，毕竟在罗斯福看来，共党想必也是爱国者，共军则是一支可利用的抗日武装。
同年11月赫尔利访问延安，毛泽东老调重弹，将战局恶化归咎于国军一触即溃，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幸灾乐祸地预言日军会进兵四川，国民政府垮台在即等。但赫尔利天真却并不糊涂，他当即反驳说，国军独自抗战已近八年，承受巨大牺牲和消耗，最近在缅北仍有辉煌战果。据他所知，美援大部分都用于缅北战场，内地国军所得甚少，并无多少腐败的资源。他以美国人特有的直率，当面斥责毛泽东与仇视中国的敌人一个论调，是在附和敌人的观点，让毛泽东当场下不来台，碰了钉子。[11]
由于缺乏经验和轻信，赫尔利贸然签署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五条协议,毛把中国只有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共军当接受蒋委员长统辖改为，国共组成联合政府，国军与共军均等进入军委会。但赫尔利一旦明白之后，就坚决支持国民政府提出三条反建议，即改组共军，交国民政府统辖；承认共党合法政党地位；共党拥护三民主义。其实这三条都是西安事变后共党曾经承诺过的，但仍被共匪拒绝。
据包瑞德报告，毛泽东与他谈话时一反常态，多次失态暴怒，吼叫绝不让步，跳脚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早就该滚下台等。[12]毛泽东终于在美军观察组面前露出流氓真容。赫尔利闻之，对中共更加警觉，坚持美国必须支持反共的国民政府，并将谢伟思等人调离中国。赫尔利不是“中国通”，但不乏常识、直觉和正义感，比中国通更看透中共。
日本投降后，迟迟不愿撤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无知地被共匪利用，为其反叛政府多次提供帮助。
1945年8月18日，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号受降令，指定在中华民国（满洲除外）、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军，只能向蒋委员长代表的国民政府投降。而在此之前，内战心切的毛泽东已连发七道命令，要各地共军广泛出击，强行对日受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可问题是大部共军头目那时仍在延安，远离各自部队。于是8月25日，毛盗用美军观察组军机，将林彪、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共匪军头偷运至山西黎城备降机场，转赴内战前线，节省了几个月陆路跋涉的时间。之后聂荣臻、萧克等前往晋察冀地区，张闻天、高岗等远去东北，都是搭乘美军飞机离开延安的。[13]共匪总说美国帮助蒋中正运兵打内战，其实美国军机最先运送的恰恰是毛泽东的共匪叛军。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经历说明，中共口是心非，另有所图，绝不可信；“中国通”幼稚浅薄，自以为是，绝不可靠。遗憾的是，美国没能认识到这两点宝贵教训，受杜鲁门指派来华的马歇尔，又是（半）个中国通，仍旧没能跳出先前对华政策的思路和框框，继续对中共误判，结果成就了中共的野心，断送了盟友的前程。
（二）马歇尔使华
（1）背景及谬误
马歇尔使华虽然与之前的赫尔利使华相隔仅一年，但国际形势和中国战局都已发生根本变化。
赫尔利时期，国共合作尚且符合美国速胜日本的战略目标。但日本投降，时过境迁，国共合作之基础无存。抗战甫胜利，中共即在苏共配合下公开反叛政府，再次点燃分裂国家的战火。外患刚除，内忧又起。当年的红军叛匪，经过八年养精蓄锐，复活了，再生了。它们已不满足于国中之国的共区边区，它们要推翻国民政府，要赤化全中国。国民政府面对的是比日寇还凶恶的敌人，中华民国有亡国之虞。
可这时美国亲共派却要以民主联合政府为援华条件。清醒如赫尔利者，忧心忡忡。他回国述职时当面向杜鲁门抱怨国务院“中国通”同情共党，误导美国外交政策，指出拥兵自重的中共是要推翻合法的国民政府，联合政府之路不通。但杜鲁门不为所动，赫尔利大使愤而辞职，由马歇尔取代。这一任命意味着美国政府决策圈反共强硬派基本绝迹，预示美国新一轮对中共绥靖政策出台。
1945年12月，杜鲁门总统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其要点为：中国政府军与共产党武装应通过和平谈判停止敌对行为。美国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强烈希望政府扩大包容，实行民主改革，使各党派在政府内有公平有效的代表。共产党的军队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容，应有效归并于国家军队之内。马歇尔使华即以此为基准。
但杜鲁门声明所表述的，是一个对中共叛国恐怖势力妥协的政策。美国自以为是所开出的药方，也是建立在对中共错误的定位之上。杜鲁门和美国的外交决策层，总是习惯于以美国的驴像之争去看待国共两党的关系，而实际上二者毫无共性。国共的性质和纲领是完全对立的，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以民主宪政为目标，与美国的价值观一致，是具有人道精神的正常政党。
而中共推崇违背人性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是反人类的恐怖组织，不属于正规党派。国共本质上是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自由与极权、君子与流氓的区别。即便从国民政府坚决反共抗俄这一点上看，美国也应当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可美国的新政策却视共党为合作伙伴，让反共的国民政府和叛逆的中共停止敌对行为，建立联合政府，是典型的敌我不分，是非不辨。
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就好像雅尔塔协议一样，之前并没有与中华民国盟友咨询磋商，而是单方面强行给国民政府设定政治红线，把政治解决作为唯一选项，与蒋中正的两手战略相抵触，实际上干涉了中国内政，其对中华民国国家利益损害之巨之久，又远甚于雅尔塔协议。
重庆谈判失败后，国民政府的总体战略是剿除共匪，重建国家。可是美国的绥靖政策却与之南辕北辙，使政府如何应对成为难题。抗战时期，中美互有所求。因此蒋中正多次强硬抵制美国政府内为共匪张目者，甚至不惜脱离美国同盟独自抗日，连罗斯福都不得不让他几分。
抗战胜利后，美国自以为中国的战略价值不再。而中国因长期抗战元气大伤，百废待兴，再加上共匪叛乱，急需美国援助。因此，尽管蒋中正并不认同美国的对华政策，为维护两国关系，只得被动配合。但顺从美国就要对共匪让步，坚持剿共又受美国掣肘。马歇尔来华后，国民政府一直在两难之间徘徊往复，既定之剿共战略无法顺利实施。就好像正邪大战，正义一方非但要看美国脸色，好不容易出手时又饱受美国指责怪罪，甚至干脆被拦腰抱住，如此焉能取胜？如果说日本侵华使中共趁机坐大，战后美国的绥靖政策，则成为国民政府剿共平乱的绊脚石，间接帮助中共逆势壮大，并最终夺取中国大陆。
不过，马歇尔本人初时却信心满满，自以为能不辱使命，而实际上其使华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原因有三。
首先，马歇尔反共意识薄弱，是中共眼里的开明派，极易被共党所迷惑。马氏曾于二十年代在天津驻防三年，但和他手下的“中国通”们一样，对蒋中正及国民政府没有好感，而对共党的邪恶则不甚了了。来华一年多直到调停失败回国，都没有认清共匪的本质与真容。
第二，马歇尔实际上具有双重身份。他不单是国共之间的调停人，同时也是美国总统特使，肩负捍卫美国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重任。而他这两个身份本身却是矛盾的。美国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然而，马歇尔作为调停人，自认要不偏不倚，试图在合法政府和叛乱集团之间搞平衡。马歇尔的所谓“公正”立场，使共匪借美国之力占尽便宜，屡屡化解困境，转危为安，最后反败为胜。
第三，马歇尔一心居中调停，对国共双方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却不对等。国民政府有求于美援，不愿也无法与美国翻脸。而中共本来就是流氓无赖，在谈判中无所顾忌，漫天要价，凡对其不利者，一概强硬拒绝，美国除了游说规劝，没有制约它的任何筹码。马歇尔为能完成使命，一味迁就中共，强迫政府妥协，美国特使成为又一个张伯伦，导致中华民国和美国利益双双受损的毁灭性后果。
一般认为，国民政府失去大陆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1946年6月马歇尔逼迫蒋中正发布第二次停战令，让东北共匪绝处逢生，死灰复燃。
然而，如果我们以大视角检讨那一整段历史，就不难发现，不仅东北战局因马歇尔作梗而逆转，马歇尔使华本身，从头至尾，都在无知地助纣为孽，给国民政府帮倒忙。他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就是一步步帮助共匪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舆论上消弱、打击和最终颠覆了反共盟友。
（2）认敌为友的联合政府
马歇尔衔杜鲁门之命来华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包括中共在内的所谓“民主联合政府”，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但国民政府先前在重庆谈判时已做过尝试，结果证明那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抗战胜利后，中共叛乱成为国民政府和平建国的主要障碍。蒋中正为此做了两手准备。国际上美国一向对国民党一党政府不满，苏联在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又承诺支持国民政府，而中共也确已坐大，所以蒋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就是尝试政治解决，即在统一政令、军令的前提下，接纳共党加入联合政府。他在日记中曾透露，如共党确实悔悟，准备委以若干省主席。但深知共匪本性的蒋氏，同时向国军重发《剿匪手本》，准备一旦和平之路不通即军事解决。
如果说蒋对共党悔过还曾报有一丝希望的话，毛对国共和解则全无一丝兴趣，它赴渝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蒋多次约毛面谈，试图说服共党改变方针，放弃军队与割据地盘，转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这也确是和平建国的唯一合理途径。但毛想的却是：如果共军和政权被取消，即使党能合法存在，又有什么力量呢？所以军队和政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毛的野心始终是武装夺取政权，赤化全中国，由它自己当共产皇帝。
因此，共党在重庆谈判中狮子大开口，要求编组48师，四倍于国府所允许12师之最高限度。同时强要政府承认共区“民选”政府，委任其为华北五省主席、平津正、副市长等要职。蒋在日记中直言脑筋深受刺激，感慨共匪无信不诚，禽兽不若等。他一度考虑将毛泽东扣押，以汉奸叛国罪审判。尽管蒋最终将毛礼送出境，但也打消了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念头。
重庆谈判未能达成统一政令、军令的目标，完全得不尝失。而共匪方面则大有斩获。和谈为其提供了一个统战宣传、欺世盗名的良机。一个原被政府通缉并仍在作乱的赤色恐怖组织，仅凭一套廉价的民主假面具，就赚得了一纸遮掩其魔鬼真容的《双十协定》，以及与合法政府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
马歇尔来华，再炒联合政府的冷饭，完全不对蒋中正的胃口。重庆谈判失败在先，蒋极不情愿继续谋求虚幻的政治和解。在他看来，由于共匪全面叛乱，中华民国已陷入战后空前的安全危机。国民政府中有识之士如白崇禧等也都认为，政治民主化时机未到，中共问题除军事解决别无它途。剿共平叛才是国民政府迫在眉睫之要务。但在美国强力插手的国际压力下，蒋只能暂寄望马歇尔能主持公道，与反共盟友齐心合力，迫使共匪让步就范。
但蒋中正很快发现，马歇尔对中共极度无知，就像美军观察组一样，被周恩来曲意逢迎，天花乱坠的统战谎言所迷惑，竟以为共匪真心向往民主政治。他无视中共拥有非法武装和割据政权，向蒋提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赋予共匪自己都不敢奢望的权力，蒋惊叹“足以召亡国之祸”。
中共方面原本已与政府军事决裂，马歇尔来华让它们看到再打政治牌的利好。一是以民主诉求麻痹美国，让马歇尔觉得在政治上“有道理可讲，有文章可作”，从而阻挠国民政府武力剿共。二是在政治协商会上，发起舆论攻势，抹黑国民政府，取得政治和民意上的优势。因此，在杜鲁门发表对华声明的同一天，中共即重启国共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谈判。毛泽东曾明确指示周恩来，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可以签字，表面上还可以说它很好。中共这一统战阴谋相当成功。
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并非出自马歇尔，但美国积极支持并乐见共党和民盟、青年党、民社党等正规党派一道参加制宪和民主联合政府，甚至把共党看作制衡国民党的民主力量。而共匪又深具统战欺骗之功力，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如鱼得水，反盗为主，再次愚弄国人和舆论，谎称解放区已经过民选，一副率先实现民主自由的正面形象，反过来攻击国民政府独裁专制。政协会议就好比为共匪搭建了一座舞台，蒋中正明知共匪只是在演戏，自己亦不得不违心配合做给美国人看，所以他在日记中表白，政治协商会议的三个星期，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是在委屈求全。
不过，蒋中正再“独裁”，仍在政协会议上作出多方让步，如宪法草案基本采纳了中共的版本，包括限制总统权力，积极保障人权，立法委员直选等。但对共匪而言，重庆谈判也好，政协会议也罢，不过是一种统战策略，只为消弱对手，保护自己。所以无论政府释放多少善意，共匪坚持其“解放区”非法政权维持现状，政治协商会议重蹈重庆谈判之覆辙。
政协之后，“专制”的国民政府不失君子之风，继续还政于民的进程。根据国大决议，着手召开制宪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开启宪政民主。但共匪此时开始忧虑“民主联合政府”弄假成真，妨碍其武装夺取政权的既定目标，可又不便公开反对。于是拿出政治流氓另一手法，胡搅蛮缠。
共匪拒绝提交国民大会代表人选，理由是名单只能交给改组后的联合政府。可国大决议中并无此规定，而且会期已写明在同年（1946）5月5日。政府欲商定联合政府委员会的名额，中共又不真心合作，拉民盟强要14席。开始政府同意12席，后让步至13席，认为只要你争得非共人士一票，就可行使否决，中共死活不答应，并威胁抵制制宪国大，尽管席次问题与制宪无关。很显然，共匪在故意制造僵局。[14]
事已至此，蒋中正认为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他于1946年6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表示：“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剿共），两年内恢复经济。”
然而，蒋中正是无法撇开美国放手独立决策的，因为美国还在谋求国共和平统一。调停特使马歇尔对民主联合政府念兹在兹，坚决反对军事解决，施压政府继续与共匪作无谓之谈判，认为联合政府如无中共参加，反促共党扩大叛乱之决心。蒋明确告之共匪要武装夺取政权，而且当时共匪正在苏中与国军激战。可马氏就像走火入魔一般，完全充耳不闻。
针对马歇尔的强行干预，蒋中正曾当面质问：难道没有共党参加，即不成民主政府？他在日记中痛鞭马氏“神经错乱”，“冥顽不灵”，“毫无政治常识”等。但毕竟国民政府反共建国离不开美国盟友的支持，所以明知政治和解无望，也只得配合美国与共匪流氓继续谈判扯皮。但蒋氏亦自嘱“决不能以马歇尔个人一时之好恶而变更我基本国策。”
马歇尔为推动和平统一，还要求国共双方停止仇恨猜忌宣传，以营造和解氛围。但只是作为君子一方的国民政府响应，共匪流氓则不屑一顾。当时大批苏北难民逃离共区到南京，向新闻界控诉共匪土改暴行。这本是国民政府向国民揭露共匪假民主、真恐怖的绝好素材。可《中央日报》等反共媒体都奉命不予报导。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国祯回忆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政策更使共产党高兴了。当我们傻傻地保持沉默，他们却大肆宣传，全世界只能听到他们的说法而听不到我们的。”[15]一位国军将军阵亡，遗体运回南京，国府中央禁止刊登新闻，禁止军方参加治丧，以免刺激中共。[16]与此对照，获准在国统区发行的《新华日报》，公然宣扬共党理念，炫耀共军战绩，公布国军被俘将领名单，洗脑民众，瓦解国军士气，引发国统区混乱和恐慌。马歇尔畏共，连累国民政府也被迫做了东郭先生。
共匪还利用国民政府的善意和宽容，在大城市鼓动学潮请愿、罢工罢市、集会抗议等，掀起一波波抨击政府的舆论战，把民怨引向政府。1946年6月的上海人民反内战请愿团和1947年5月宁、沪、苏、杭等地知识界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都是共匪地下党操控民意、抹黑政府的阴谋。共匪在其所谓“第二战线”对政府的另类攻击，是国民政府丧失民心，最终撤离大陆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一切与美国不合时宜地强行推动与共匪的政治民主化有很大关系。
1946年11月，在延期等待一次之后，政府给中共保留席位召开国大，通过了中共先前参与制定并认可的宪法，迈出宪政民主第一步。中共却指责政府单方面召集国大蓄意分裂，污蔑其为伪国大，伪宪法。连马歇尔都不得不说：“国民大会确已通过一部民主的宪法，该宪法在各主要方面均与政治协商会议所定之原则相符，通过之宪法即已包括共产党所要求之各项要点，而中共竟认为不宜参加大会，殊为不幸。”马氏还以为中共真在乎政治民主化。
1948年中华民国正式行宪后，共匪叛乱已失控。为因应剿共之战时状态，不得不增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扩大总统紧急应变权力，使之不受制于刚刚施行几个月的《中华民国宪法》。马歇尔政治民主化的努力，除了让政府耗时费力，自寻烦恼，引狼入室之外，又回到原点。
其实共党无论从本质还是目标，都最不可能实行民主。共区内赤化运动和阶级斗争从未停止，所谓“民选”政府实为极权暴政，共区人民绝无任何民主自由可言。美国有心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可惜既看错了对象，也选错了时机，结果是美国上了大当，帮了共党的大忙，让国府吃了大亏。
再说，民主政治本来就是君子之间的游戏。而国共分歧是君子与流氓的对立。流氓不会认同君子的规则，自然也不应享有君子的待遇。硬把流氓当君子对待，吃亏的必然是君子。美国错把共党当成正常人类看待，奢望流氓无赖接受文明规则，害人害己，愚不可及，其深刻教训至今仍有意义。
（3）姑息养奸的整军协议
马歇尔来华的另一项使命，就是协助政府整编军队，取消共党武装，实现军队国家化。
但是，整军谈判就像先前的政治协商会议一样，政府也是被美国强拉入戏的，因为这个议题在重庆谈判时就因共匪无诚意而搁浅。当时强硬反共的赫尔利大使力挺国民政府，共党尚且拒绝让步。如今由亲共的马歇尔主持谈判，政府更无胜算。虽然共党也装模做样地在军队国家化的政协决议上签了字，但它们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马歇尔也不明白，对美国而言，二战结束意味着和平到来。而中国则不然，抗战之后马上面临共匪颠覆政府，赤化中国的绝大危险。强敌当前，国军本应积极整补，提高战力，出击进剿，戡平匪祸。但政协通过的整军协议却要求军队大幅度缩编，显然不符合国民政府之剿共战略。为了配合美国，政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马歇尔主持制定的整军办法，让政府军大批官兵被裁撤编遣不说，共匪非法武装却得以保留，取消共军的目标化为泡影。
关于整军方案，国民政府提出混编，即国共双方按比例缩编复员各自军队之后，取消共军建制，官兵拆解打散后，并入国军序列，不能允许中共再有自己的军队。
然而，共匪坚拒国府的混编方案，因为毛泽东早就说了，共军一枝枪、一粒子弹也不能交出。但它们表面上却拿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军队属于人民，必须先政治民主化，再军队国家化，不能将军队交予国民党一党政府。马歇尔闻之竟无言以对，毕竟中共的花言巧语也符合他使华的思路。
只要对中共的本质和历史稍有了解便知，共党信奉的是暴力革命，而不是什么军队国家化。不解除共党的非法武装，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根本无从谈起。但马歇尔为尽快完成使命，没有站在反共盟友一边，而是支持共党的所谓统编。
马歇尔提出，国共以师为单位统编成军，两个国军师加一个共军师，国军任军长；两个共军师加一个国军师，共匪任军长。这一方案的离奇在于，允许共党叛军保留师级建制，等于使共军合法化，背离了军队国家化的目标。再者，本来共匪就极善于附体渗透，因此才被蒋中正清党驱逐。马歇尔等于重新引鬼入门，共匪军长还可以名正言顺地统领指挥国军。用周恩来的话说：以一个军长、两个师长，还怕不能影响其余一个师？而在国府军下的共军师则绝无可能听命于国军军长。
在国府看来，如此整军形同儿戏，共军非但未被取消，反而有了存在的理由。这一整编方案的实质是对共匪叛军的认可与保护，完全违背了国民政府的意愿。西安事变后联共抗日的历史恶果犹在眼前。当初共匪假意接受国民政府统辖，实际上只领军饷，拒听军令，视所有阻碍其扩张者为顽固派，方酿成今日国民政府之心腹大患。
不过，整军协议尽管允许共匪保留师级建制，亦规定需先行缩编至十八个师，继而十个师。而毛泽东要通过整军消弱国军，保存自己，以便彻底消灭国军，颠覆国民政府。因此它命周恩来与马歇尔虚与委蛇，拖延时间。周借口中共军队缺乏正规训练，需要时间培训，才能达到正规化的标准。马歇尔不知是计，表示可在共区开办军事学校，由美国军官训练共军，还答应为共军十个师提供装备。他在此之前还曾提议让只有陆军的共军在海空军亦各占三分之一。马歇尔真可谓急共军所急，想共军所未想。
依照文明的习惯，马歇尔特别看重正式协议的作用。他以为共党同意在整军协议上签字，自己就真的完成了杜鲁门军队国家化的使命。在1946年2月的整军协议签字仪式上，志得意满的马歇尔，竟指责起国府中曾给他忠告的正义人士:“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我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繁荣及生存权利。”但协议墨迹未干，到底谁是君子，谁是流氓，谁又是空喜一场，很快就见了分晓。
根据整军协议，军队复员应立即实行。国府从46年3月即开始缩编国军，军改师，师改旅（裁一团），大批官兵复员，其中既有所谓杂牌军，也有黄埔系，以至后来还闹出轰动一时的“哭陵事件”。而共军在华北以裁减老弱残兵来应付中美共三人小组的核查，本应裁撤的部队则以解放区地方武装名义保留。而东北共军更如入法外之地，肆无忌惮地扩编。
整军协议要求一个月内提交部队及裁军名册。国府按时向三人小组提交了国军90个师的表册和前两个月部队复员次序表，而共军则拒不执行。马歇尔军队国家化的结果，就是国军因单方面裁军而自损武功，共军则视协议如废纸，无所顾忌地扩充人马。马歇尔终于领教了中共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但也只能咽下他一手造成的苦果，因为他对共党毫无约束力。马氏军队国家化的努力恰似镜中花，水中月，沦为笑柄。接下来的停战问题更让他焦头烂额。
（4）自缚手脚的停战谈判
根据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声明，马歇尔使华的首要任务是制止国共军事对抗，为政治协商会议和军队整编铺路。他来华后不到一个月，就促成国共双方达成第一次停战协议，一时传为佳话。然而，正是这第一次停战令，开启了国民政府欲战不能，欲罢不忍，两面受敌，举步维艰，最终一败涂地的悲惨历程。
重庆谈判之后，共匪放弃政治协商，将推翻国民政府的战略调整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即全力控制华北，与政府争夺东北。垫伏已久的共匪以受降为名，占领华北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中共在重庆谈判期间即发动上党战役，继而平汉战役、平绥战役、津浦战役等,与受降国军纠缠扭打以迟滞国军。
为阻止国军进入华北，共匪大肆破坏铁路交通。据交通部次长凌鸿勋津浦线报告，“大多数路轨枕木，均被移走。路基亦有被掘断者。桥梁之破坏，工程尤为巨大。钢骨水泥建造之坚固桥墩，均被炸毁，电线杆则多平地锯去。”共匪所到之处，对车站、月台、所有机车及车辆、行车用具均彻底毁坏。其实仅就破坏交通一项，政府就有足够理由剿灭共匪。交通长期瘫痪也是后来经济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东北方面，苏联应雅尔塔协议之邀约，赶在日本投降前对日宣战，大举入侵并占领满洲。中共趁国军主力远在大西南，紧急抽调十几万匪干匪兵日夜兼程，水陆并进，蜂拥入满，在苏军暗中配合下，收缴日军武器，抢占战略要地，建立叛乱根据地，取得数月先机。此外，作为连接华北和东北的战略通道，分属热河省和察哈尔省的赤峰和多伦，亦被中共从苏军手中接管。
抗战胜利后的中华民国，未及喘息，即陷入中共全面叛乱造成的国家危机之中。蒋中正因此决定军事剿除共匪，永绝后患。他在马歇尔来华前已向各战区发出动员令，要求各级长官，遵照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不过，那时他还万万想不到，真正迟滞国军、贻误战机者，不是别人，正是来自盟邦美国的马歇尔将军。
尽管杜鲁门已声明美军不会直接参与国共内战，但中共起初对马歇尔仍有几分顾忌，毕竟美国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并正在帮助国军向东北运兵。但是，中共很快就发现它们多虑了。
第一次停战令是马歇尔送给共匪的见面礼。若非美国强行撮合，国民政府本无意与共匪谈判停战。一方是合法政府，一方是叛乱集团。在国家危亡之际，守土卫民，除暴安良是政府的责任。停战令就好似慕尼黑协定在中国的翻版，对共匪多方姑息迁就，对国民政府则造成多重具体伤害。
首先，强行限制政府行使正当武力，打乱了国民政府剿共建国的总体战略，成为美国束缚反共盟友的第一条绳索。就好比硬让警察与强盗言和，等于对邪恶的纵容和鼓励，也埋下了美国最终丢掉中国的祸根。
具体来说，共匪在华北的非法根据地实际上被保护起来，其种种恐怖破坏的罪行政府也无法制裁。若非五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天津、北平、青岛守备以协助国军受降，整个华北都将落入共匪之手。
停战令发布前，国军在关外武力接收主权，同时沿承锦线西进，力图收复被共匪叛军占领之热河重镇承德，以切断华北共匪与东北的联系。国军挟抗战胜利之威，士气正旺，处于进攻态势。共匪立足未稳，训练不足，处于弱势。停战令生效后，国军优势武力攻势骤停，预定之作战计划半途而废。
停战谈判本身也是对共匪单方面让步的结果。国府原坚持接收赤峰和多伦，因为两地曾划归伪满，后为苏军所控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承诺不支持中共，将主权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国府本是有理的一方。但周恩来拒绝，马歇尔亦不支持，蒋中正被迫放弃。
停战令第二条原为,“中国及满洲境内一切军队调动皆须停止；中华民国国军为重行建立满洲主权而开入及在满洲境内调动，当系例外。”但周恩来反对正式条文为国军开绿灯，将其改为“中国境内所有军队调动一律停止”，国军例外部分被移至条例注解。[17]这一让步为事后共匪欺骗国人，抹黑政府预埋伏笔。
更为可悲的是，共匪从停战令中得益，却并不遵守其规定。停战令下达月余，就在东北秀水河子伏击国军得手，导致国共在东北军事冲突升级。
其实，中共并没有台面上的理由与国军争夺东北；它们在那里既无所谓“解放区”，也不具接收主权的资格。但东北却是共匪最理想的叛乱基地。那里工业发达，土地肥沃，自然与人力资源丰厚，特别是战略位置优越，背靠苏联，比邻朝鲜和外蒙，外援便利，进可图中原，退可投苏联。因此，共匪无视停战令，武装抗拒国军进入东北。如何应对这一局势，国民政府与马歇尔产生分歧。
国民政府的方针是，依据中苏条约坚决收复东北，如遇共军阻挡则消灭之。但马歇尔反对军事冲突，再拉政府与中共谈判东北停战，把在东北没有法定地位的中共与政府对等。蒋中正提出政府为恢复主权必须占领之地区共军需退出；苏军撤离地区共军不得先行占领。但共党拒不接受，只同意三人小组前往调处，实为扯皮。如此协议，百无一用。难怪就在谈判期间，共匪就在撤离苏军知会下，突袭四平，消灭先遣守城国军，抓捕政府接收官员，委任共匪自己的省市委书记。共匪如此猖獗，是因为已摸清美国的底线，即以谈判解决冲突，以退让避免战争，以妥协寻求和平。于是它们在本溪、四平集结二十多万兵力，阻断国军北上通路，企图独霸北满。
幸亏此时（1946年3月）马歇尔回国述职，蒋中正得以暂时摆脱美国的拘绊。他命令国军全力向北推进，一举消灭共匪叛军主力于四平，史称四平街会战。
此役国军出师有名，士气旺盛，参战国军中包括在缅北大胜日军的新一军、新六军，士兵训练有素，全副美式装备，拥有共军前所未见的强大火力，与空军配合形成立体攻势，锐不可当。
然而，就在会战进入白热化的关键时刻，美国“婆婆”又急忙赶回。
如果说那时蒋中正对马歇尔返华唯恐避之不及，那么共匪方面则翘首以盼多时了，因为尽管毛泽东严令共军不惜任何代价死守四平，在国军强烈炮火下，共匪军事和心理防线都已濒临崩溃，它们急需“和平使者”马歇尔压迫政府停战。[18]
国民政府的美国盟友，被垂死挣扎的共匪视为救星，也是国共东北战场上的一大奇观。奇就奇在，马氏果然不负“共”望，对政府正义之师横加指责，声色俱厉；奇就奇在，马氏回国的同一天，共匪又攻占长春，再次公然违反停战令，马歇尔却仍坚持妥协对政府有利；[19]奇就奇在，这位绥靖使者甚至还不如臭名昭著的张伯伦，因为张氏在希特勒撕毁协议后，还知道改弦易辙向德国宣战。蒋在日记中说，“近察马歇尔之心理及其态度，乃极以对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顿为虑。时现恐惧与无法应对之情态，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唯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凡与共党心理抵触之条件，皆不敢向共方试谈，其畏共之心理竟至如此。”[20]
这一回合，蒋中正拒绝向美国的压力屈服。国军将士上下用命，势如破竹，先下本溪，再破四平。林彪不及毛泽东回电批准，率残军向北满全线溃退，已把长春作为首都的东北局亦弃城北逃。共匪败军失魂落魄，狼奔豕突，丢盔卸甲，乱作一团，投降脱队者不计其数，包括林彪的心腹作战科长，林本人在逃命途中也遭士兵奚落。
这是剿共战史上难得的一场胜利，盖因蒋中正力排马歇尔的干扰，国军终于可以放手施行最高统帅的剿共决策，因而也是一场扬眉吐气、酣畅淋漓、军心大振、人心大快的空前大胜。
然而，林彪在战场上惨败，马上换周恩来出场发动外交攻势，指责马歇尔包庇政府，扩大冲突，破坏和平。这正戳到马氏“公平调处”的痛处。本来他就反对国军反攻四平，取胜后国军继续追歼更令其恼火，显示出他调解失败的无能。在共匪挑拨下，马歇尔气急败坏，魔性大发，声称其本人荣誉和信用受到损害，硬逼蒋中正立即下令国军停止追击，并以退出调停和取消五亿援华贷款为要挟。蒋在5月27日日记中说：“周恩来之奸谋狡计，自在意中，而马歇尔氏之心意，亦一如往日，只希望我立即下令停战，俾其个人任务，得以迅速达成，而不顾我国脉民命之存亡绝续，为可慨也！”
那时，追歼国军前锋已过松花江，直逼共匪东北局所在之哈尔滨，将其一网打尽，指日可待。共匪惶惶如丧家之犬，根本无力再战。6月2日，林彪在给毛泽东电报中哀叹，无法阻止国军占领齐哈，若退出齐哈而得停战，亦属万幸；准备游击，放弃齐哈。[21]
但是，在马歇尔歇斯底里的胁迫下，蒋中正权衡再三，在保证国军有权随时攻击的前提下，为维持与美国的关系，决定从1946年6月6日起停战七天，恢复和谈。这就是倍受诟病的第二次停战令。
马歇尔何以如此畏共？主要是担忧国军与共匪开战会惹恼苏联并将美国卷入。而实际上，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视与美国冲突为畏途。苏联大使就曾警告中共不要在东北过于放肆，以免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但与美国的僵化的政策相比，苏联为保护中共则不拘一格，不遗余力。[22]当马歇尔干涉中国内政，强推和平统一时，苏军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放任共匪在东北攻城掠地；当马歇尔主导政府与共匪谈判停战时，苏军则鼓励共匪在苏军撤离地区（如四平、长春）放手大打；当美国军官在军调部与共匪扯皮争吵时，苏联军事顾问直接加入共匪的文盲大军操作火炮，坦克等现代武器。苏联表面上支持国民政府，实际上暗助中共；美国名义上承认国民政府，实际上袒护中共。苏联是中共的保护伞并不意外，可美国也充当起中共的保护神则令人扼腕。
没有马歇尔，就不会有第一次停战令，更遑论第二次。没有第二次停战令，共匪就难脱在东北覆灭的命运。共匪虽然在四平兵败，却借马歇尔之力保住了北满，成功地实现了与政府平分东北的战略目标。它们利用停战建立根据地，收编数十万伪满武装和上万日军技术兵员，外加收缴日军精良武器和兵工厂，并通过北满铁路得到无数苏联提供的军火。半年以后，以国军现有兵力已无法抗衡重整旗鼓之共匪。由于马歇尔的干预，国军失去了稍纵即逝的战机，在东北短暂的战略优势付诸东流，所以虽然大胜四平，却最终丢掉了整个东北。正如蒋氏自己所总结的，“从此东北国军，士气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23]
按理说，共匪大败时乞求停战，在随后的谈判中政府应处于绝对上风。但是马歇尔的介入反使共匪格外强硬，对政府所提五条方案一概拒绝，一味胡缠。比如，政府要求共匪交出苏北“解放区”，共匪则要政府退出南京；政府要共匪退出热察，共匪却要政府撤出平津。停战令期满，政府陷入两难。欲战，美国通不过；欲和，共匪不让步。国府作为有理和实力方，停战之后一无所获。
事已至此，蒋中正认为必须放弃政治解决。这才有上文提到的1946年6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的讲话。为避开马歇尔的纠缠，蒋中正远上庐山，指挥关内国军剿共。蒋明知此举会与马歇尔直接冲突，但为了国家免于赤祸，无惧美国可能的制裁，表现出一个大国领袖的道义担当和顽强的反共意志。
有人以此批评政府不要和平。但问题是停战令就像美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剥夺了主权国家政府使用合法武力平乱的权力。更何况共匪在停战令生效的第二天，即在山东等地向国军发起报复作战，政府宽延两次仍不悔过。因此，国军挣脱美国的无理束缚，采取军事行动实乃天经地义，毋庸置疑。
而马歇尔在历时半年，与共匪两次和谈均无效的情况下，仍不肯承认美国调停政策的失败，在两个月内八上庐山，逼蒋停战和成立各种名目的谈判小组与中共扯皮。蒋中正则坚持，可以谈判，但共匪必须无条件接受政府方案，否则不轻言停战。蒋告诉马，共匪只能靠优势武力收服，希望美国盟友理解和协助。但他得到的竟是杜鲁门的警告信：如果和平解决无进展，美国将重新审定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马也强词夺理说，和谈虽然不能保证共党不再叛乱，但更有和平之希望，因为战争会导致经济混乱，而经济混乱则是共产主义滋生的温床。可问题是，共党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并正在武装颠覆政府，而不是什么滋生的问题。那段时间，共匪正集中兵力组建野战军，全力反叛政府。蒋不但要指挥前方作战，还得分心应对身后美国的干扰。
1946年7月29日，马歇尔使出杀手锏，下令对中华民国实施军火禁运，前后近一年之久。而这一年正是国军在兵力、战力、士气、装备等方面处于绝对优势、扫平共匪叛乱的最佳时期。马歇尔自己畏共也就罢了，可还阻挠国军剿共；美国自己釜底抽薪也就罢了，竟要求盟国如英国等同步跟进，全面封杀国军获得武器弹药的渠道。而与此同时，苏联正把二战时通过租借法案得到的约40多亿美元的美式重型军火（国军抗战时所得美国军援仅8亿多美元），经北满陆路和辽东半岛水路，源源不断支援共匪。于是乎，国军被切断补给，装备越打越少；共匪的美制军火却“要多少有多少”。绥靖特使马歇尔与苏联“联手”助共，使国军渐入绝境。蒋中正在8月19日日记中写道：“共匪猖狂益甚，美国压力续增，艰难可云极矣！”
8月6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特朗发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狂言。当天马歇尔还在庐山向蒋中正施压停战。堂堂美利坚，横扫西欧，完胜日本，军力声威，傲视全球，却被向日军乞和的共匪称为“纸老虎”，不啻为天大的笑话，更为天大的羞辱。可是，仅仅从第二次停战令之后的几件事观察，马氏为美国赢得的这项“殊荣”也许并不冤枉。
7月11日，马歇尔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加入已被证明完全失败的调停，而这一任命本身就是对共匪妥协的结果。他原本提名强硬派魏德迈，因中共反对才改为中共推荐的司徒雷登，开启了美国外交事务由中共决定的恶劣先例。斯图氏上任后，和马歇尔一样反对无条件支持国民政府，坚持蒋向中共敞开和平大门，充当共匪的说客。[24]
7月29日，共匪在河北安平镇伏击美国海军陆战队运输队，打死美军三人，打伤十二人，事后还反咬一口。马歇尔没有像先前对待国民政府那样声色俱厉，而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
10月5日，中共抓住马歇尔惧怕谈判破裂的软肋，以退出谈判来要挟。马氏竞不顾五星上将的荣誉和美国国格之尊严，追随周恩来到上海，假设饭局乞求其返回南京，被周一顿训斥责骂后，灰头土脸，悻悻而回。蒋在日记中说：“此次马特飞沪访周，竟碰壁至此，此其认为从来所未曾遭遇之侮辱，从此或可觉悟共匪之不能相与乎？”
美国越软弱，共匪越强硬；共匪越嚣张无忌，美国越压政府妥协。结果国民政府两面受敌，难以施展。国军不能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平乱，反而要像做错事一样遮遮掩掩。比如苏中战役初期，国军作战计划事先被匪谍侦知，放到了马歇尔的办公桌上。国军被迫叫停攻击部队，结果反被动挨打，损兵折将。[25]整个1946年，国军始终无法全力以赴，一鼓作气地进剿，而是打打停停，边打边谈。在马歇尔的压力下，政府又第三次、第四次单方面停战，士气大受影响不说，原计划一年内完成的剿匪计划完全作废，战事拖延下去。
1946年11月共党拒绝出席国民制宪大会，国共关系破裂，中共代表返回延安。马歇尔在中共眼里已如敝履，失去利用价值，甚至碍手碍脚。而马却毫无自知之明，居然托周恩来带话，请中共决定是否希望他继续调停。他等来的却是《解放日报》社论之当头一棒：“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统一战线，将在民国三十六年迅速发展壮大…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而成了世界的侵略者和全人类的公敌”。直到这时，马歇尔才终于放弃调停。
暗然神伤又满腹委屈的马歇尔回国前发表声明说：“我希望能向美国人民声明，在故意歪曲和诬蔑我国政府的行动，政策和目的方面，（中共）的宣传毫不顾及真像，毫不顾及无论什么样的事实，清楚地证明其坚决的目的在于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在于煽动对美国人的不满和憎恨。面对这种公然的污蔑和对事实的完全漠视而要保持沉默是困难的”云云。（这段话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针对现在的中共）不可思议的是，马歇尔仍心有不甘，离华前还要求政府派代表赴延安同中共讨论“停止冲突与改组政府的全面计划”。
马歇尔最大的悲剧在于，他直到被中共抛弃，也没认识到谁是真正的敌友，还坚持认为国共分歧是缺乏互信，还在各打五十大板。蒋中正说他冥顽不灵，神经错乱确也中肯。
马歇尔调停失败，铩羽而归，却升任国务卿，继续反蒋政策。国民政府受美国牵制，在47年4月改组政府时仍为共匪保留席位。直到美国解除武器禁运后，才于同年夏放开手脚剿共，通缉共匪头目，取缔共党，厉行全国总动员，拯救国家于危亡。此时距蒋中正于45年下达剿匪密令已过去近两年。而共匪叛乱早已成燎原之势，国内局势全面恶化，平乱灭共的最佳时机早已一去不返。屡战又止的国军，士气衰竭，优势不再。没有持续强大的外援，戡平共匪已希望渺茫。
1948年11月，风雨飘摇之中的国民政府，派宋美龄赴美，当面请求美国盟友的支持和援助，但被杜鲁门所拒。1949年4月，国民政府拒绝了共匪的逼降条件，同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台北，中国大陆沦陷至今。
（三）马歇尔、杜鲁门是中共篡政的“贵人”
在马歇尔调停失败之后，杜鲁门当局就已决定放弃中华民国盟友。49年8月，中国大陆沦陷前夜，杜鲁门批准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极力文过饰非，推卸责任，声称“在合理范围以内，美国所做任何事，都没有改变中国局势的可能；美国若做其所未做之事，对局势亦不会产生影响，这是中国内部势力造成的结果，结局是中国内部所决定的，是一方怠忽职责所形成的。”
然而，中国大陆的沦陷，美国是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的。就好像美援是英、法等国战胜法西斯德国的决定性因素，国共战争其实也是一样。中共从一开始就是苏联的傀儡，一直得到斯大林明里暗里的支持。在这一大背景下，美国对中华民国盟友的援助就尤为举足轻重。其它姑且不论，美国在雅尔塔协议出卖中国利益，将苏联祸水引入东北，使中共在那里建立叛乱根据地成为可能。日本投降后，有愧于盟友的美国，非但不竭力挽回雅尔塔协议的恶果，反而再祭昏招，派畏共特使马歇尔来华，强力干涉中国内政。表面上看，政府在内战中失利是官员腐败，经济崩溃、民心思变，美援不济、共谍卧底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朔本寻源，几乎每个因素都与美国的绥靖政策有关。
在政治上，美国要国民党与共匪恐怖叛逆组织组建“民主联合政府”，为共匪假借民主诉求及开明伪装，自我粉饰，洗白罪恶，抹黑政府，欺骗国人，提供机会和舞台，连素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知识精英阶层都被蒙骗而加入反政府的行列。
在军事上，美国落入中共军队国家化的圈套，阻止政府武力剿共，先在东北放生共匪，后在关内逼政府停火，给国军套上层层绳锁，甚至以切断军火相迫。国军两面受敌，屡失战机，进退维谷，戡乱难以为继。
在经济上，美国的调停使战事久拖不决，政府一年剿灭共匪，两年恢复经济的预想落空。被共匪破坏的交通长期瘫痪，再加上庞大军费的负担，经济终被拖垮。
在民心舆论上，美国政府决策层就不乏亲共派，对国民政府带有根深蒂固的成见。美国自己就是抨击国民政府腐败无能、独裁专制大合唱里的高音部，更加大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之效，对政府和民心的毁灭性打击难以估量。
甚至在共谍卧底上，美国都无意中成为同谋。周恩来曾在马歇尔专机上遗落记事本，上有胡宗南身边共谍熊向辉的绝密信息，被马歇尔火漆密封，完璧归赵。[26]如果他将其交予国军情报部门查验，不但熊某会暴露，毛周等匪首亦有可能在陕北就擒。
如果说国民政府是两面受敌，共匪方面则是两方受益。它们绝非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而是靠苏联提供的海量重型军火和日本技术兵种加盟战胜了被美国卡住脖子的国军。它们最终得势不是因为共党的高明，而是由于美国的愚蠢。可以说杜鲁门、马歇尔成为助共匪赤化中国的“贵人”而“居功至伟”，先是不问青红皂白，大帮国府的倒忙，后来又一走了之，做甩手掌柜，任国民政府自生自灭，眼铮铮看着中国大陆陷入共匪魔掌，亿万中国人沦为共产奴隶至今，书写了美国战后对华关系史上极其不堪的一页。正如蒋中正在日记所言：“此次革命剿匪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乃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实失败于美马（马歇尔）冥顽不灵。”
马歇尔使华固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问题的根源在决策者杜鲁门。美国总统虽然经过民选，但并不能保证当选人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对抗共产邪恶、捍卫自由的坚强意志和使命感。二战以来的多位美国总统都“德不配位”，极度轻视中共的邪恶本质和能量，推行对中共姑息退让的绥靖政策，严重损害美国自身和自由世界的利益，杜鲁门就是其中之首。
二战结束后，美苏短暂的盟友关系终结。美国面临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开始实行对苏共的遏制策略，把捍卫自由，围堵共产极权作为首要战略目标。作为总统，杜鲁门有责任及时调整对华政策以适应战后新的世界格局。对美国而言，国共是否合作已不再重要，当务之急是防止中国被赤化，加入苏联的阵营。况且当时苏联业已侵入并控制中国东北，有扶植亲苏中共政权的现实危险。因此，坚定支持盟邦中华民国政府，才符合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利益。
但是，杜鲁门在欧亚推行两种不同的政策。在中国，他无视国民政府倾向美英，反苏反共的主流，抓住训政时期国民党一党政府不放，将政治民主化放在对抗共产主义之上，强迫国府与共匪组成联合政府，并以此为援华条件。
而在欧洲，他针对希腊和土耳其潜在危机，提出杜鲁门主义（TrumanDoctrine），即美国为阻止共产赤化，坚决支持（世界各地）抗击共产势力武装叛乱的政府（不论民主与否）和人民。但他却认为此政策不适用于中国，因此在1947年正式推出杜鲁门主义时，特意将“世界各地”的定语删除。也就是说，对尚未被苏共极权染指的欧洲国家，美国必须大力援助以防患于未然。而对已经被苏共势力渗透的中国，则需优先推动政治民主化。杜鲁门明显重欧轻亚，厚此薄彼，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是美国继罗斯福在雅尔塔引狼入室后的又一战略失误。这就是马歇尔调停失败，美国最终丢掉中国的根本原因。杜鲁门推倒了美中关系大逆转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其后续效应绵延长达几十年。
中国大陆沦陷后，短视的杜鲁门政府一错再错，先是从韩国撤军，拒绝大韩民国与美国建立军事联盟的请求。1950年1月，国务卿艾奇逊又公开宣布，美国在太平洋的防线（又称艾奇逊防线）仅包括从阿留申、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一条弧线列岛，朝鲜半岛和台湾均被排除在外。
美国的主动撤守，为虎视眈眈、野心勃勃的斯、毛、金共产邪恶势力开放绿灯，成为韩战爆发的根本诱因。美国不愿配合国民政府剿灭共匪，却很快在朝鲜战场与中共直接交战。而这支共军正是先前受美国庇护而夺取大陆政权的。如果美国从一开始就像赫尔利、魏德迈、麦克阿瑟那样坚定支持国府剿共戡乱，那么很可能既不会丢掉大陆，也不会有韩战（甚至越战），战后中国的命运和世界格局就会改写。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然而，美国没有接受血的教训，而是好了疮疤忘了疼。随着尼克松当选总统，美国对共匪的新一轮绥靖政策又强势登场，再次踏上自损国运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