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6年10月19日讯】挪威军方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发现，租赁车辆的车载摄像头保存了军人活动、车辆行驶路线以及军事门禁密码等敏感信息。这起事件迅速引发欧洲对联网汽车数据安全的关注，也使中国汽车制造商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智能汽车的远程通信能力，以及军方采购管理中的安全漏洞，再次成为国际讨论焦点。
挪威《每日商业报》（Dagens Næringsliv）10月8日报道，9月14日至18日举行的“首都行动”演习期间，挪威国民警卫队士兵发现，租赁车辆的车载系统中保存着此前拍摄的视频。至少两辆涉事车辆属于中国长安汽车旗下的深蓝品牌（Deepal）。法新社10月17日进一步报道，挪威国民警卫队发言人确认，士兵确实在车辆系统中发现了传感器录制的视频。
据参与演习的军人介绍，录像能够显示人员上下车的情况、车辆行驶路线、人员在不同地点停留的时间，以及输入军事设施门禁时的密码。这些信息一旦被未经授权的第三方获取，就可能用于分析军事人员的活动规律、出入流程和设施管理方式。
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证明这些录像已经传输到中国，也没有证据证明涉事车辆是受中国政府指挥执行情报任务。真正得到证实的安全问题，是车辆记录了本不应轻易暴露的军事活动信息，而军方未能在使用前充分识别和控制相关风险。
车辆变成移动传感器，安全边界随之改变
现代智能汽车已经远远超出传统交通工具的功能范围。摄像头、麦克风、卫星定位、雷达、车内通信系统和联网软件共同构成一套复杂的数字系统。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可以采集道路图像、周边物体、驾驶行为、地理位置以及车内外环境信息。
这些功能本来服务于辅助驾驶、停车、行车记录和驾驶安全。但当汽车进入军事基地、机场、政府机关、能源设施或通信枢纽时，普通的车辆数据也可能具有情报价值。
例如，连续记录某处设施的出入口，可以帮助分析人员掌握人员流动规律；结合定位数据，可以推断特定车辆的活动范围；如果录像意外记录了门禁密码，问题就不再只是个人隐私泄露，而可能直接影响设施安全。
因此，智能汽车带来的风险并不完全取决于车辆是否具备自动驾驶功能。即使一辆车主要依靠人工驾驶，只要它装有持续工作的传感器和联网设备，就可能在不被驾驶者充分注意的情况下收集环境信息。
还必须区分本地存储与远程传输。挪威事件目前确认的是车辆保存了录像。录像是否上传至制造商服务器、租赁企业系统或其他第三方平台，仍然需要通过车辆日志、网络流量和服务器记录加以查明。没有这些证据，不能把“记录了敏感信息”直接写成“已经把军事机密传回中国”。
中国法律框架为何引发海外政府担忧
围绕中国制造联网汽车的争议，涉及的不只是汽车本身，还包括企业受到的法律义务和数据管理制度。
中国《国家情报法》第七条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并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该法第十四条还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依法开展情报工作时，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
这些规定是海外安全部门评估中国企业数据风险时经常考虑的法律背景。不过，将其简单表述为“中国企业必须无条件向政府交出所有海外数据”，并不严谨。具体义务还涉及法律适用范围、数据类型、企业实际控制关系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法律条文的存在，也不能单独证明某家汽车企业已经向中国政府传输某项特定数据。
问题在于，海外政府必须评估最坏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风险，而不能只依赖企业的商业承诺。如果一家企业可能同时受到不同国家法律体系的约束，数据控制权、政府调取程序、透明度以及企业能否拒绝不合法的请求，就成为需要调查的事项。
中国《数据安全法》也规定了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管理要求，但不能把该法概括为要求所有中国企业将所有海外数据无条件交给政府。更准确的分析应当区分国家安全与情报方面的法定义务、企业日常数据处理规则，以及数据跨境传输所受到的具体限制。
对于海外消费者，关键问题是：车辆收集了哪些数据？数据保存在哪里？谁能访问？是否会传输到境外？企业能否提供可供独立审查的技术证明？这些问题不能仅靠隐私政策中的概括性承诺来回答。
挪威的疏漏不只是汽车来源问题
此次事件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方面：挪威军方在发现录像后，仍然继续使用相关车辆，原因之一是缺少替代车辆。
这说明安全风险不仅来自汽车制造商，也来自采购、部署和使用流程。军方既然需要在机场周边开展安全演习，就应当事先评估租赁车辆的摄像头、麦克风、定位系统、数据存储和远程通信功能，而不是等到士兵发现敏感录像后才采取补救措施。
参与演习的士兵后来删除了能够访问到的录像，但公开报道尚未证明所有副本均已清除，也没有说明数据是否曾被复制或上传。挪威国家安全局此前已经提醒，现代汽车是会收集信息的移动计算设备。此次事件说明，相关风险评估必须落实到实际采购和操作程序中。
挪威军方并未因此宣布全面禁止所有中国制造汽车。相关报道显示，军方认为一刀切禁令可能带来与安全收益不成比例的影响，更倾向于根据具体地点和车辆设备采取限制措施，例如在敏感区域禁止使用配备特定摄像头或传感器的车辆。
这种处理方式也说明，风险管理不能仅仅看汽车的品牌或产地。车辆的硬件配置、软件版本、网络连接、数据存储机制和实际使用场景，都应当纳入评估。
韩国军方也在重新审视联网汽车
韩国方面同样出现了相关安全讨论。韩国《中央日报》英文版10月7日报道，根据国防部相关数据，共有135辆中国制造的联网汽车登记在韩国军方使用体系中，其中陆军44辆、海军42辆、空军41辆、海军陆战队8辆。韩国国防部正在审视联网汽车进入军事设施的管理标准。
这里需要纠正一个常见的数字误差：目前查到的报道支持的是135辆，而不是原稿所说的“近200辆”。车辆登记在军方使用体系中，也不等于每辆车都能够自由进入所有军事基地。具体通行权限、使用场所和管理措施，需要依据韩国国防部的进一步资料判断。
韩国的安全顾虑与挪威事件具有相似之处。联网车辆可能持续生成定位、环境和行驶数据，如果管理不当，这些信息可能帮助外部人员分析军事设施的活动规律。但是否发生实际数据外泄，仍然需要技术证据，不能单凭车辆来源作出结论。
英国并未宣布全面禁止含中国零部件的汽车
原稿称英国国防部已经禁止含中国零部件的汽车进入敏感军事设施，这一说法缺乏充分依据。
英国国防部在2026年9月7日向议会提交的书面答复中表示，国防部采购来自不同制造商的车辆，其中包括中国品牌；其政策和程序会考虑所有车辆的潜在威胁，而不论车辆制造地，并根据不同场所的需求管理风险。英国政府没有公开具体限制和控制细节。
这与全面禁止所有含中国零部件的汽车进入军事设施，并不是同一回事。英国采取的是风险评估与场所管理相结合的方式，部分单位或地点可能设有更严格的要求，但不能据此推断全国所有军事设施都执行相同禁令。
波兰与以色列采取了更具体的限制措施
波兰军方已经实施针对中国制造汽车进入军事设施的限制。不过，美联社报道指出，相关措施并非简单按照品牌划线，而是将配备可能记录视频、位置和声音等信息的现代车辆纳入管理，并要求在特定情况下关闭相关功能。波兰方面也在研究是否能够通过安全审查，让部分车辆获得例外许可。
以色列的情况则需要区分不同报道。2025年11月，《以色列时报》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收回约700辆提供给高级军官使用的中国制造汽车。这一数字来自当时的媒体报道，而不是一项已公开的全面召回官方公告。2026年6月，以色列财经媒体Calcalist又报道称，以色列军方及部分安全机构正逐步减少中国制造汽车的使用。
这些案例说明，不同国家正在采取不同程度的预防措施，但不能将所有措施概括成相同的禁令，也不能把媒体披露的召回计划直接写成已经全部完成。
美国从联网汽车规则走向立法强化
美国对联网汽车的监管已经进入制度化阶段。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此前出台的联网汽车规则，针对与中国或俄罗斯有关联的特定车辆连接系统软件和硬件设置限制，并按照规定分阶段实施。相关制度不仅关注汽车品牌，还涉及制造商的所有权、控制关系以及相关技术的供应来源。
2026年9月22日，美国参议院商业、科学与交通委员会报告了《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Connected Vehicle Security Act of 2026）。该法案旨在进一步限制与外国对手有关联的联网车辆及相关软件、硬件进入美国市场。法案获得委员会报告，不等于已经完成国会立法程序并成为生效法律。
美国的政策反映出一个重要变化：监管对象不再局限于车辆是否存在已知漏洞，而是进一步审查技术系统与外国政府之间可能存在的控制关系。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降低关键数据被未经授权访问的风险；另一方面，规则的具体范围、豁免程序和对汽车供应链的影响，也需要通过透明的实施标准来检验。
智能汽车安全需要证据，也需要可执行的制度
挪威事件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简单地给某个汽车品牌贴上标签，而是它揭示了智能汽车进入敏感场所后，传统安全管理可能出现的盲区。
第一，军方、政府机关和关键基础设施运营者应当在采购前对车辆进行技术检查，明确摄像头、麦克风、定位设备、远程诊断、软件更新和云端存储的工作方式。对于高敏感区域，可以根据风险决定关闭设备、限制网络连接或禁止特定车辆进入。
第二，制造商和租赁企业应当提供能够独立验证的数据流向说明，包括哪些数据在车内处理、哪些数据会上传、数据保存期限有多长，以及第三方能否访问。对于军事或政府客户，仅有一般性的隐私承诺并不足够。
第三，监管机构应当把调查重点放在可核实的技术事实和责任链条上。如果数据只保存在车辆本地，就应当查明为何会被记录、谁有权访问，以及为何没有在使用前关闭相关功能。如果数据确实被传输到外部服务器，则应进一步查明接收方、传输时间、法律依据和是否存在未经授权的访问。
第四，汽车安全规则应当保持技术中立。中国企业受到的法律义务和政府控制风险可以成为重点审查因素，但任何国家制造的联网车辆都可能因为配置不当、软件漏洞或管理失误而泄露敏感信息。安全制度应依据数据处理能力、控制关系和实际风险作出决定，而不是以国籍取代全部技术审查。
智能汽车正在成为数字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它们能够帮助驾驶者提高安全性，也能够持续观察周围环境。对于普通道路使用者，这种能力可能意味着更方便的驾驶辅助；对于军事基地和关键设施，它却可能成为新的信息暴露渠道。
挪威此次发现的录像尚不能证明中国方面实施了间谍行动，但足以说明敏感场所的车辆管理存在需要纠正的问题。真正有效的国家安全政策，应当既不忽视潜在的国家级数据风险，也不把尚未证实的怀疑写成既定事实。只有通过技术审计、明确的采购标准、可追溯的数据管理和独立调查，才能把智能汽车带来的便利与安全风险放在同一套可执行的制度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