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 2021-04-16 18:51:22 | 更新: 2021-04-16 18:54:21
【中国观察2021年4月16日讯】一个辽宁器官移植协调员梁辛(化名)说,对于需要的器官,他们都会去找每个供体家庭最贪钱的那个人去谈“捐器官”的事,成功率才会高。
梁辛向大纪元的爆料,只是曝光大陆红十字会“自愿捐献”的冰山一角。他说:“像大纪元、新唐人披露的是用死刑犯器官做移植,(这个情况)我这层次(的器官移植协调员)应该接触不到。”
“自愿捐献”有很多私下勾当
按中共的宣传,中共人体器官捐献遵循“无偿”的原则,反对任何以获得经济报酬为目的的器官捐献。2015年中国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器官移植全来自“自愿捐献”的器官。
“人体器官协调员”隶属于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他们的工作是为器官移植寻找“自愿捐献”的供体器官。
不过,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处处碰壁、器官捐献渠道不通畅,“囿于大多数人的传统观念,在最初的一年里,失败的协调是占大多数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刘玲莉2021年4月1日对大陆媒体说。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怎么与重症病患家属“协商”,怎样完成中共吹嘘的器官“自愿捐献”呢?梁辛披露说:“现在形势变成什么样的呢,虽说是叫器官移植协调,但是这个东西里面是有很多勾当,和私下的勾当的。”
ICU等提供供体线索 收线索费
发现潜在器官供体(捐献者)、联系捐献者家属、协助完成捐献,这是器官移植协调员的工作流程。武汉红十字会一位工作人员在大陆媒体报导中表示,一般被判定为脑死亡的病例都会被上报并作出评估,再由器官捐献协调员找其家属“协商”捐献。
实际情况是怎样呢?梁辛表示,“很多医院,像我之前工作的单位,它是和一些医院的神经外科、神经内科、ICU、急诊是有联系的,就像提供(器官)线索一样,给(他们)线索费。”
他举例说,“像急诊,接到一个脑外伤的病人急诊,大概会判断他的情况,觉得(是)家里治不起、脑死亡那种情况,(急诊医生)就会联系到我们部门,联系到之后,(我们)跟家属谈,谈成了给这个医生钱,像一个线索费一样。”
“他们都知道我们的联系方式,有的是本医院对本医院,还有我们医院对其它医院的,医院对科室的。”梁辛说,“我在辽宁嘛,一般(来源)都在东三省内,或者是北京、郑州、天津,像这种地方(找供体)。”
他解释说,“器官也是需要保存,时间太长的话也不好,所以不会到南方的地盘上去取。”
供体十个有九个都是找治不起病家庭的
对于被大陆媒体吹嘘为“生死摆渡人”的崇高职业,梁辛认为,做那种事其实很残忍的,都是威逼利诱让病患家属“捐献”亲人器官,“表面说做器官捐献,献爱心,其实这都是对外说的,私下都会谈钱”。
梁辛不是学医出身,因为当时失业,找了器官移植协调员这份工作。他说,“做这个大部分都不是学医的,没有编制。如果你找的供体很多,就会挣得很多,也是像做业务那种有提成的。”
“我当时只知道一个大概,不知道能做一些具体什么事,后来等我接触之后,慢慢我自己的内心有点接受不了。”
他说,他们去找的供体,都找家庭条件很困难、治不起病家庭的,十个有九个是这样的情况。那种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人,可能属于真正自愿捐献的,但到七八十岁去世时捐献,其器官已不能用了。
梁辛目前遇到的,多是突发性的脑梗、心梗、脑出血的供体,提供人一般五十岁左右。这类病如果抢救及时、治疗及时能挽回性命。但由于大陆的医疗制度导致医疗费昂贵,仅住院费一项一天大概一二万元,很多人负担不起、治不起。
梁辛披露,“器官捐献协调员”会根据医生提供的供体信息找其直系亲属,“和家属谈,切入点就是医疗费问题,因为这种情况谈成的话,会给家属拿医疗费,医疗费基本上都在十万以内,这个都会给拿。”
“如果说是农民工,很大一部分会成功的。”他说,“找那些家庭条件越差越穷的人,(给他的)十来万块钱只是医疗费,红十字会那边给的价格大概是八万到十万不等。”
“通过红十字会这个渠道,它都是说自愿捐献,其实没有自愿捐的,都是(通过)威逼利诱。”梁辛说,“我同事都说过这话:‘你不同意,谁拿钱来看病?’”而这种穷家庭一般都会因借钱看病而欠债,需要还债的。
找一家人中最贪的那个谈 成功率才会高
“他(器官捐献协调员)会找这一家人最贪婪的那个人,就是最急需钱的那个人,跟他谈。比如说:‘人反正已经快死了,这个钱要是死了就拿不到了。’”“只要把这个人谈成了,这个人就会去谈自己家的人。”
梁辛遇到不少这种情况,他向大纪元讲述了半年前遇到的一个姐姐贪钱卖弟弟器官的事。
供体28岁,病症是蜘蛛网膜下腔出血,是血管瘤,没有及时发现,发现时已经晚了。
梁辛说:“(这个人)进来直接进ICU了,然后ICU给做了一个定量脑电图,家里人不知道这个人脑死亡了,但是我们已经提前把这个脑死亡的证明给做了。”“因为他比较年轻,他的器官源算是特别优质的器官源,而且他的血型特别好,是O型。”
在得到ICU提供的这个供体消息后,梁辛的同事开始联系供体的家属。这个供体很年轻,还没结婚没孩子,他的父母不同意取儿子的器官。
“但是他有一个姐,我同事发现他姐很贪婪,而且很需要钱那种,而且她弟弟看病(花的钱)都是姐姐拿的。”梁辛说,姐姐需要钱去还她这个债,“同事和他姐姐去谈,他姐姐看还有钱拿,同意了,然后他姐姐去闹家里面的人,去闹她父母,说要捐什么的,要奉献爱心,那其实就是为了钱。”
“从第一次(联系供体家属)结束到最后一天摘取器官,大概四五天的时间,这四五天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他的母亲内心很难受。”
本来和家属谈好的是获取一个肝两个肾,因为有心脏移植手术需要心脏,又加了获取心脏,供体的母亲抗议说:“不是一个肝两个肾吗?我只同意捐这个,我只同意捐两样。”
梁辛说,“其实这个获取的手段很见不得人。”
供体的姐姐去报销医药费时,还惦记弟弟医保卡里的钱。梁辛说,“连她弟弟死了,账户里的钱都不放过。每个家庭(器官捐献协调员)都会去找这样的人去谈(捐器官的事),成功率才会高。”
他说:“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事情,我是希望牺牲我一个,能够唤醒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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