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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2022年12月1日讯】
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11月29日（周二）严厉批评中共的“病毒清零”政策，指其不仅“完全不科学”，更是中共为全面控制人口的借口。汤姆．科顿（Tom Cotton）参议员敦促拜登为中国人民发声，以防止再次发生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两人都指责苹果（Apple）公司向中共屈服、限制抗议者们使用AirDrop共享功能。
德桑蒂斯：清零是借口 中共要全面控制人
在拜登的白宫于11月28日（周一）发表了一份表示支持中国人民和平抗议的温和声明的一天后，德桑蒂斯带领共和党人向中国共产党的“病毒清零”与封锁的苛刻防疫措施及中共对抗议者们的暴力镇压发出了猛烈的抨击之声。
周二（29日）在宣布为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市提供550万美元用于扩建基础设施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德桑蒂斯首先提到了中国最近几天发生的大规模反对中共“病毒清零”政策的抗议潮。
他说：“我只想对我们看到的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发表评论。这种病毒清零政策是苛刻的的，侵犯了人们的自由，它是完全不科学的。”
接着，德桑蒂斯州长表示中国人民对中共胡作非为的抗议是正确的，并强调“病毒清零”政策实际上是中共要全面控制人民的一个借口。他说：“中国人民能够发声抗议中国共产党（CCP）的所作所为，这是正确的。这个中共有一种对其人口要进行全面控制的疯狂愿望。‘病毒清零’实际上只是它们为所欲为的借口，这不是一个可以长期有效的模式。”
德桑蒂斯还称赞中国人民面对这些严苛的防疫规定终于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并表示“病毒清零”政策需要被扫入垃圾堆，他说：“中国人民终于发出了反对它的声音。我认为我们需要让这些严苛的病毒防疫政策进入历史垃圾堆，它属于那里。”
之后，就苹果（Apple）公司不允许中国抗议者使用AirDrop功能进行共享和交流的报导，德桑蒂斯批评苹果公司此举“显然”是在为“中共提供帮助和安慰”，并认为这“非常令人担忧”。
据报导，在苹果向中共屈服之前，AirDrop是在中国被严密监控的网际网络上为数不多的能够安全和私密共享文件的现成方法之一。该共享方式很难被审查者监控到或封锁住，因为它不通过远程在线服务器运行，而是允许iPhone和其它Apple设备直接使用WiFi和蓝牙信号相互发送文件。这些设备只要彼此距离接近，AirDrop就可以工作，非常适合抗议者们互相传递消息，或向周围人群发送“违禁”材料。
科顿议员敦促拜登为中国抗议者发声 防止再次发生天安门大屠杀事件
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科顿在周二（29日）播出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中敦促美国总统拜登应该为中国的抗议活动大声疾呼，以防止再次发生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但是也要准备好，万一又发生大屠杀的话，那就誓言要制裁中共领导人并让中国失去最惠国待遇。
科顿议员说：“拜登应该在镜头前用他自己的声音支持这些勇敢的中国人抗议他们的共产党政府，一个原因是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事件。但是也要说，如果再发生这样的大屠杀，如果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人民使用武力，那将会产生巨大的后果，不仅仅是制裁中国政府的负责人或撤销他们家人的（美国）签证，还要采取具体行动，比如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
科顿议员也表示，这不是在干涉中国内政，这是支持共产中国内部的自由声音，支持中国人对自由的深切向往。
他继续说到：“我们应该支持头号对手内部的这些自由声音。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没有干涉。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是中国人民的有机抗议，不仅针对病毒防疫政策，还针对他们对自由的向往。他们渴望听到美国的声音，听到我们支持他们最深切的愿望。”
科顿参议员也批评了“在中国深度投资”的苹果公司在中国限制AirDrop文件共享服务等功能，他呼吁美国政府尽其所能帮助中国的抗议者们能够互相交流、表达他们对自由的渴望。
他说道：“美国企业可以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帮助这些中国公民相互交流。苹果公司当然在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且其iPhone的市场渗透率很高，它可能会启用某些功能，让他们能够相互交流，从而组织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我们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帮助这些中国人表达他们对自由最深切的渴望。这正是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冷战时期所做的。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正如我在《只有强者》（Only the Strong）一书中所写，这并没有导致对抗性战争。这带来了和平、成功和胜利。”
上周末中国乌鲁木齐、上海、北京、广州等多个城市爆发被称为“白纸革命”的反封控争自由的运动以来，当局加强了打压行动。据从各地陆续传来的消息，已经多名抗议者遭到当局抓捕。一名目击者表示，警察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抓走抗议者，也有被警察盯上的抗议者奋力挣脱逃离了抓捕。与此同时，十余名中国律师表示愿意为被捕抗议人士免费提供法律援助。一名被封控在家的北京维权律师表示绝不接受当局以反人类的防疫清零政策为由实施非法拘禁。有评论指，民众上街对中共当局把疫情爆发近三年以来的各种反科学做法表达不满，就是为了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
维权账户公布部分被捕者信息
自从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上周日凌晨响起要求共产党和习近平下台的口号声，一个叫作“中国大陆良心犯资料库”的推特账户陆续发布一些关于各地被捕抗议人士的信息。
——2022年11月27日 成都 望平街 维族人 一身黑色黑色手套 短发卷发 很瘦 目前无更多消息。
——2022年11月27日 晚上 上海 乌鲁木齐中路被拘捕。姓名 金嘉伟 。已经超过24小时无法取得联系。没有现场照片。
——上海 微信号：Linrimbaud(林怼怼）于北京时间28日深夜至29日凌晨之间，在上海市的家中与记者语音通话时被门口的警察打断，要求查验手机，之后失去联系。
——武汉景雪琴（网名李笑笑），因参与游行失踪，家住武汉恒大御景湾。 11月28日晚11：30，被不知名警察带走，给朋友最后发的消息是，人在古田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长丰派出所，电话：02783848288。最新消息为其被行政拘留5天。
——11月30日，上海南京西路附近，李康梦可能已被捕，目前失联。
美国之音目前无法核实这些信息的准确性。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接电话工作人员拒绝答复美国之音的咨询提问。
抗议者：参与抗议是公民责任
11月26日晚上，许多年轻人聚集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举行守夜活动，对日前在新疆首府死于火灾的遇难者表示哀悼，活动后来发展成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行动。
11月27日凌晨，有消息说，上海当局出动大批警力在乌鲁木齐中路大约十余名抗议者抓上两辆警务车。
美国之音采访了一名当时在现场的抗议者。出于安全考虑，他要求匿名引述他提供的资讯。
这位抗议者告诉美国之音，“警察当着我的面抓人的，因为我一直在人群的第一排。我一直没成为他们的目标，只是运气好而已。”
他还表示，“被盯上基本上不可能逃开抓捕。我只见到一个人，趁警察手一滑，加速跑走了。”
被问及为何参加这次悼念活动抗议行动，他表示，“也是心血来潮吧，碰巧看到了。然后觉得我有必要选择‘参与’。因为这是我作为公民的责任。”
他称自己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白纸运动爆发后，他参加了两次街头抗议活动。他说：“我知道中共有多强大。但这两次都是去中心化的、自发的行动，所以也是有可能继续发展出令人意外的事态的。”
这位碰巧参加了街头抗议活动的上海市民表示，他将把这几天的经历和感受写出来分享给广大网友。
维权律师发声
中国警方对抗议极端封控并表达民主自由诉求的人士展开抓捕后，十余名中国律师在网上发表声明，表示感谢并致敬每一位表达者，愿意为每一位因表达而失联/被抓的人士，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经验分享。必须是全面免费的。
在这份声明上署名者中有多位知名维权律师。
有其中律师日前发推表示，上述声明发表后，有人拨打声明提供的律师手机号码，辱骂并威胁他们，疑是拥护当局的五毛所为。
11月30 日，在北京的维权律师、马丁·恩纳斯人权奖获得者余文生在推特上发布并宣读致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等世界领导人公开信。
信中说，“米歇尔先生，您明天 (12 月 1日）即将访华，我却因此被非法拘禁封控在家. 中国现在经历的一些问题，如动态清零等政策，不仅仅是人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反人类问题，它们己经背离世界文明，它们是对中国人的犯罪，是对人类的犯罪。我希望您这次访华，能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尽快结束这场反人类浩劫。也希望各文明世界领导人对中国问题重视。”
这封公开信也发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美国总统拜登、德国总理朔尔茨 、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苏纳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
公开信发布之前，余文生和夫人许艳之前曾拒绝接受封控，走出有身穿白色防护服人员把守的小区大门。最近一次，他们在小区门口遭遇阻拦，双方发生肢体冲突，余文生被撞到在地。
事后余文生说：“他们把我困在家，实际上就是非法拘禁。他们没有拿出任何法律方面的手续和文件，实际上我非常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把我们封控在家，原因就是明天12月1号，欧盟理事会主席的米歇尔要访华。这在这个敏感期内，他们要把一些认为敏感的人士要封控在家里头，不让他们出去。学校就非法拘禁。对于咱们这种反人类的一种措施，我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借所谓的动态清零政策，这种反人类政策把我封在家里，我更不能接受。”
2018年1月，余文生公开建议修宪将国家主席产生方式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随后被警察从家门口抓走。他遭羁押三年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他在狱中期间获颁2021年度的素有“诺贝尔人权奖”之称的的“马丁·恩纳斯人权奖”。
党媒批核酸乱象文章遭全网屏蔽
这场扩展到中国数十城市的抗议浪潮对顽固坚持清零政策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构成空前挑战。抗议事件持续发生并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关注之际，北京当局的官方宣传仍然坚称动态清零不动摇，但国际媒体和观察家们注意到，乌鲁木齐、广州等一些地方的封控开始松动，甚至宣布解封。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11月29日发表一篇似乎在回应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的该报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核酸乱象不止，疫情永无宁日”。
文章承认北京、上海、安徽、河北等一些地方存在核酸检测公司造假问题。
不过，这篇党媒评论员文章目前已在中国各大门户网站删了个精光，都被404。
评论：核酸乱象当政者难辞其咎
北京资深媒体人、独立专栏作家高瑜表示，中共当局在这个时候把核酸乱象抛出来，显然是为了转移目标，丢卒保帅。
她说：“目标明确，就是中共中央不承担责任。任何一级的共产党领导也不会承担责任。主要目标，现在不是已经出来了嘛，核酸乱象。那核酸乱象不是你党抓的？你这个政策就不是你定的？核酸公司，甚至散布病毒的公司就不是你们批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甩锅）作用也有限。”
评论：拥护普世价值的街头抗争
高瑜认为，这场反封控争自由的白纸运动打破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追求的就是习近平当局不准传播的普世价值。
她说：“疫情三年来，武汉那么惨烈的疫情，甚至从外省调火化车来，都那种状况了，也没大规模的抗议。有敲锣的，敲脸盆的，但那都是在社区里，也没看见走上大街抗议的。我认为，他们喊出的口号，都是拥护普世价值的。”
高瑜曾在官方媒体工作，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遭军队镇压前夕被捕，后多次坐牢。她认为，这次白纸运动显示，中国民众不堪继续忍受极端防疫政策和各种荒谬严酷的限制公民自由权利和基本生存权的措施，有人已经不畏惧暴政镇压，如四通桥抗议者彭立发。
她还指出，鉴于民众的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没有组织，也没有很好的联络方式，抗争不可能一蹴而就，争取权利的路程将是漫长的。当务之急，就是呼吁当局立即释放被捕的抗争者。
中共的“超限战”
中国共产党正在与美国交战，尽管我们的大部分政治和军事领导都没有看到这一点。根据美国退役准将罗伯特‧斯伯丁（Robert Spalding）的说法，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培训，无法理解中共如何结合其经济、军事、外交、技术和通信能力，对我们这个主要敌人发动“超限战”。
为什么美国很难理解中共威胁的性质和程度。
“我必须训练自己去观察这些模式，因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美国人）的大脑无法理解中共和中国军队的政治战争的水平。他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我学到的是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战争。”这位曾驾驶过B-2隐形轰炸机的退役空军军官说。
斯伯丁说，研究中共政治战争需要“理解战争的新背景，这种背景实际上更多地与情感和心理、以及对宣传的控制有关。”
斯伯丁在唐纳德‧川普总统任期开始时担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武官。他后来转到白宫，在那里担任战略规划高级主任。在2018年离开政府后，他决心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共对西方的战争，并揭露“中共努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者的主要蓝图”。
根据斯伯丁的说法，1999年由两名人民解放军上校乔良和王湘穗撰写的一本名为“超限战”的小册子中概述了这一关键理论。在斯伯丁最近出版的《没有规则的战争》（War Without Rules）一书中，他解读了这本艰涩、冗繁，且晦涩的中共文本。这些文本讲述了北京政权对美国无所不用其极的斗争手段。
斯伯丁解释说，作者们制定的战略是为了应对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
“那段时间（比尔‧克林顿总统）向台湾海峡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因为中共正在向海峡发射导弹，克林顿希望他们打消这个念头。”斯伯丁在采访中说。
由于中共面临着“一台不可思议的战争机器”，乔良和王湘穗“的任务是提出一个对付一个非常强大的美国的理论”。
他们得出的关键结论是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相反，中共利用了美国和其它西方民主国家所提供的工具，如贸易和经济关系，以及他们可以利用的国际机构，为他们带来好处。作者们认为，全球化和互联网提供的庞大信息平台将进一步推动中共的战争工具。
正如斯伯丁在《没有规则的战争》中所写的那样，超限战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或非武力、军事和非军事手段，以及致命和非致命手段，迫使敌人接受符合自己利益的条件。”斯伯丁写道，在超限战中，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迄今为止，中共最成功的战役是利用COVID-19病毒。在《没有规则的战争》一书中，斯伯丁区分了“中共在实验室里设计了COVID-19作为生物武器”的猜测和“不那么极端但被证实的情况：中共利用一场突发危机来推进自己的利益并伤害其对手”。
“如果你了解超限战的本质”，斯伯丁在接受“越过目标直播”采访时说，“你可以看到他们在用冠状病毒做什么。病毒不是关键，关键是中共能够利用病毒来产生恐惧，……由于中共与西方的联系，他们能够利用这些联系来向（西方社会）输出恐惧。”
为了传播恐惧，中共利用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等机构。据报导，该组织的总干事谭德塞受到中共的影响。斯伯丁说，当中共首次实施疫情封锁时，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不是我们大流行协议的一部分”。
然后，该组织改了口风，这似乎是由它与中共的关系所引导的。斯伯丁说，世界卫生组织后来声称“封锁阻止了病毒的散播”，因此，这鼓励了自由世界的其它国家也基本上接受了封锁政策。
斯伯丁谈到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开发的疫情预测模型。该模型从根本上夸大了COVID-19的危险，之后又引发了一系列赞扬中共封锁的研究。斯伯丁说，通过各种中共机构，北京“一直在向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支付数千万美元，习近平本人于2015年曾访问过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利用西方机构作为政治战争的工具来传播恐惧，中共塑造了最终会摧毁经济、社区、家庭和生活的决策。此外，西方官员采用的策略，比如封锁、对挑战COVID官方说法的医学观点进行广泛的新闻和社交媒体审查，以及强制注射疫苗，这些都侵犯了作为西方社会基石的自由。
而这正是中共政治战争运动的重点——破坏西方作为自由捍卫者的地位。根据斯伯丁的说法，北京“正在与民主原则交战”。
“他们看到……自由的理念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威胁”，他说，“他们一直担心他们的人民可能会被这些自由原则唤醒。因此，他们尽一切努力使人民与西方隔绝。但确保他们长期生存的真正方法是确保西方不再是民主国家。”
美国和其它西方民主国家如何保护自己的原则和人民，使其免受极权主义政权的侵害？这个政权如何利用其掌握的任何工具——包括我们为和平目的而开发的工具——对我们进行围攻？
这个问题由于以下事实而变得更加复杂：西方统治阶级的大部分人已经被中共对我们的超限战所影响，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自愿在这场战争中与中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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