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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2024年7月16日讯】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观察。
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于7月15日开幕，中共喉舌新华社发表题为《改革家习近平》的逾万字文章，称习近平继承和发扬邓小平的事业，被认为是“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习近平执政的新时代是改革新时期，新时代改革为“习式改革”。有分析指，习的“改革定义”与外界的期待不同。此外，以“安全”为主轴，社会控制越严格的话，对市场经济越是不利。
官媒首度称习近平“改革家”
这篇《改革家习近平》的长篇文章，称“习近平被认为是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与以往借助海外媒体提法及民间人士之口不同，这是官媒首次为习近平冠上《改革家》的名衔。
文章一开头即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带领全党全国踏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
文章对比称，邓小平1978年发起改革开放，几乎“从零开始”；习近平2012年就任总书记时，中国许多发展红利正消退，并引述习近平所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该文章还表示，习近平的改革情结一以贯之，与邓小平相同，改革动力也来自人民期待。
文章又指，习近平有“改革家传”，获父亲习仲勋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开创者。
新华社这篇文章表示，海外舆论称中国新时代改革为“习式改革”，而非单纯“经济转型”。文章历数习近平在政、商、民及文教、环保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成就，认为“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改革之一”。
与此同时，刊登中共施政理论的《求是》杂志在7月16日刊出了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强调所有政策都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不可“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
习的“改革定义”与外界的期待不同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在2013年对习近平和李克强上任后的改革措施感到期待。不过，他在第18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年后就准确预期，“该会议的结论将难以推动”。
巴里·诺顿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习近平对“改革”的定义和外界的期待不同，他想打造的是“以新质生产力来提高全生产要素的‘去美化’经济体”，经济增长并非他的主要考量。
对于今届的三中全会，巴里·诺顿说：“他们会试着两全其美。但这意味着什么？在实际制度变革上意味着什么？在实际激励机制改变上意味着什么？对于在系统中工作的人们来说，他一直在积极地改变激励机制，这样人们就不会把赚钱作为主要或压倒一切的动机，他希望人们致力于他想推动的各种议题，而且他聪明的实际改变激励机制。在即将到来的三中全会上，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吗？我不这么认为。我看到他想要更多的两全其美，但有没有办法实现更多的两全其美呢？我不看好。”
习倒退回毛泽东模式
中国问题专家程翔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习近平的“改革”，明显倒退回毛泽东的旧路。
程翔说：“邓小平的三中全会改变国家方向，除了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亦由‘党牢牢控制一切’，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才可以政府的功能和企业的角色。但习近平就强调党管一切，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状态，管到中国经济奄奄一息。习近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管治模式，在几年，习近平时常恢复毛泽东的集体经济模式，特别全面恢复‘供销合作社’，最近又通过‘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决议’这都反映习一步步回到邓小平所废弃的道路。”
程翔指出，若“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就没有往后40年的荣景”，惟习近平竟倒行逆施，走回曾被中共视为失败的“计划经济”。习担心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因为担心会“令党失去执政权”。
程翔说：“ 我记得在在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后，内地有很多人说‘改革就亡党，不改革就亡国’…（这想法）一直存在共产党心中，当改革令市场力量达到相当大力量时，必然出现一种反市场力量来保住党权。习不断提出‘四个自信’、‘食洋不化’、‘中国式的道路’，就是在想找出一个办法既发展经济又能保党的执政权。”
程翔认为，以过去前苏联东欧集团等历史可监，“党权与国运不可并存”。
以“安全”为主轴 对市场经济不利
据《美国之音》报导，台北的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宏仁认为，从会前中国持续推动《反间谍法》和惩治台独的22条《意见》等一系列铺陈来看，此次三中全会很可能会将“安全建设”的概念更融入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
王宏仁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一切以‘安全’为主轴，但近年来，外资企业早已被香港安全凌驾于经济的治理方式吓坏，对中国经济也更加抱持观望态度，类似的‘改革’恐怕无助于提振外资信心。”
王宏仁认为，“把安全、政治的东西加进来之后，社会控制越严格的话，对市场经济是越不利的。”还有西方国家关心的国家补贴问题，你有没有办法大刀阔斧的立场转变?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三中全会它的意义还是比较小。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观察。
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于7月15日开幕，中共喉舌新华社发表题为《改革家习近平》的逾万字文章，称习近平继承和发扬邓小平的事业，被认为是“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习近平执政的新时代是改革新时期，新时代改革为“习式改革”。有分析指，习的“改革定义”与外界的期待不同。此外，以“安全”为主轴，社会控制越严格的话，对市场经济越是不利。
官媒首度称习近平“改革家”
这篇《改革家习近平》的长篇文章，称“习近平被认为是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与以往借助海外媒体提法及民间人士之口不同，这是官媒首次为习近平冠上《改革家》的名衔。
文章一开头即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带领全党全国踏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
文章对比称，邓小平1978年发起改革开放，几乎“从零开始”；习近平2012年就任总书记时，中国许多发展红利正消退，并引述习近平所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该文章还表示，习近平的改革情结一以贯之，与邓小平相同，改革动力也来自人民期待。
文章又指，习近平有“改革家传”，获父亲习仲勋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开创者。
新华社这篇文章表示，海外舆论称中国新时代改革为“习式改革”，而非单纯“经济转型”。文章历数习近平在政、商、民及文教、环保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成就，认为“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改革之一”。
与此同时，刊登中共施政理论的《求是》杂志在7月16日刊出了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强调所有政策都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不可“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
习的“改革定义”与外界的期待不同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在2013年对习近平和李克强上任后的改革措施感到期待。不过，他在第18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年后就准确预期，“该会议的结论将难以推动”。
巴里·诺顿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习近平对“改革”的定义和外界的期待不同，他想打造的是“以新质生产力来提高全生产要素的‘去美化’经济体”，经济增长并非他的主要考量。
对于今届的三中全会，巴里·诺顿说：“他们会试着两全其美。但这意味着什么？在实际制度变革上意味着什么？在实际激励机制改变上意味着什么？对于在系统中工作的人们来说，他一直在积极地改变激励机制，这样人们就不会把赚钱作为主要或压倒一切的动机，他希望人们致力于他想推动的各种议题，而且他聪明的实际改变激励机制。在即将到来的三中全会上，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吗？我不这么认为。我看到他想要更多的两全其美，但有没有办法实现更多的两全其美呢？我不看好。”
习倒退回毛泽东模式
中国问题专家程翔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习近平的“改革”，明显倒退回毛泽东的旧路。
程翔说：“邓小平的三中全会改变国家方向，除了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亦由‘党牢牢控制一切’，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才可以政府的功能和企业的角色。但习近平就强调党管一切，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状态，管到中国经济奄奄一息。习近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管治模式，在几年，习近平时常恢复毛泽东的集体经济模式，特别全面恢复‘供销合作社’，最近又通过‘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决议’这都反映习一步步回到邓小平所废弃的道路。”
程翔指出，若“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就没有往后40年的荣景”，惟习近平竟倒行逆施，走回曾被中共视为失败的“计划经济”。习担心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因为担心会“令党失去执政权”。
程翔说：“ 我记得在在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后，内地有很多人说‘改革就亡党，不改革就亡国’…（这想法）一直存在共产党心中，当改革令市场力量达到相当大力量时，必然出现一种反市场力量来保住党权。习不断提出‘四个自信’、‘食洋不化’、‘中国式的道路’，就是在想找出一个办法既发展经济又能保党的执政权。”
程翔认为，以过去前苏联东欧集团等历史可监，“党权与国运不可并存”。
以“安全”为主轴 对市场经济不利
据《美国之音》报导，台北的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宏仁认为，从会前中国持续推动《反间谍法》和惩治台独的22条《意见》等一系列铺陈来看，此次三中全会很可能会将“安全建设”的概念更融入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
王宏仁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一切以‘安全’为主轴，但近年来，外资企业早已被香港安全凌驾于经济的治理方式吓坏，对中国经济也更加抱持观望态度，类似的‘改革’恐怕无助于提振外资信心。”
王宏仁认为，“把安全、政治的东西加进来之后，社会控制越严格的话，对市场经济是越不利的。”还有西方国家关心的国家补贴问题，你有没有办法大刀阔斧的立场转变?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三中全会它的意义还是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