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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2024年12月13日讯】
近日在北京官场在热传一个信息，那就是前中共主席刘少奇之子、退役的上将刘源，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上书。上书的标题沿用曾经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瞿秋白，当年被国民党处决之前所写的一篇著名文章的题目，叫做“多余的话”。有分析指，习近平已失去民心、官心和军心。
近日，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时常披露中共高层动向内幕的袁红冰教授爆料，中共主席刘少奇之子、退役的上将刘源，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上书。上书的标题沿用曾经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瞿秋白，当年被国民党处决之前所写的一篇著名文章的题目，叫做“多余的话”。
刘源罗列了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三大罪状，分别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台海危机，内容大约如下（已删减）：
关于经济危机，刘源认为，中国当前经济陷入了极大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十八大以来实行的所谓极左的经济路线，包括国进民退，在民营企业和外企内设立共产党支部等等一系列违背市场经济的政策，正是这些政策导致了经济的大衰退。
关于政治危机，刘源指出，当前直接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危机，主要表现为官心不稳、军心动荡。刘源认为，现在党政官员可以说是官怨沸腾，大都对前途失去希望，出工不出力的怠政，已经成为权力正常运转的重大的障碍，而尽可能利用手中还掌握的权力，捞取金钱和个人利益是当前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官员共同的心理和日常的生活目标。
使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的意识形态进行宣传教育，已经对社会和广大干部失去了吸引力和感召力，这也正是包括广大干部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对前途失去希望的精神原因。
至于部队的军心不稳，那就是更严重的政治危机。党的二十大之后，军队中的清理整顿不仅没有迎来相对平稳的时期，反而更加轰轰烈烈。从两任国防部长到火箭军历任领导层，战略支援部队的领导层，军工系统的近百名高级官员，军委装备部的领导层，都受到了全面的清理和审查。现在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主任苗华也受到了调查。
那么多年来，经过苗华审查提升的大批的军官，现在是个个人心慌慌，提心吊胆，根本不可能专心在部队的工作上。现在许多军官上了堂的护身的枪支日夜不离身，随时准备与前来抓捕的调查人员鱼死网破，就算同归于尽，也不愿沦为阶下囚受辱。这是军心动荡的极其危险的真实的反应。
关于台海危机，刘源提出，各种事实都证明，党对台湾的统战工作总体上是失败的，台湾社会拒绝统一的意识越来越强烈。造成统战工作总体上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大革命极左的意识形态的回潮，和违背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所引发的国际困境。这一切都使台湾社会对大陆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疏离感。
刘源痛批习近平是来自于体制内的红二代向海外媒体《看中国》的爆料，“这说明中共红二代挑战习近平的地位越来越激烈。”
刘源的话基本上都说到了点子上。“但有一个错误的关键，他依然在幻想邓小平路线是中共的出路，他依然再幻想中共可以自我改良及和平转型，换一件马甲来继续他们的红色统治不变。”
唐表示，其实刘源也已经意识到共产主义已经是破产了，因为他用瞿秋白的文章标题来作为上书标题，他应该是释放这种信号。“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看清楚，尤其是他还推崇邓小平。”
唐靖远分析，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为了中共的延寿，对西方国家去进行欺诈，它不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中共的基因里决定了它不可能有任何的自我改良的机制。所以对中共来说，它只能够是彻底的解体并接受历史的清算。这是它唯一的结果和结局。”
刘源上书中央的消息可信度很高，因为消息从袁红冰教授传出来，他和国内有些关系。
刘源批评习近平，主要是他认为习不应该背叛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应该开倒车。邓小平支持民营企业，习近平却搞国进民退。邓小平的政策让一些人发达了，习近平却想搞计划经济，让人想到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刘源还说，不但民心出问题了，军心和官心也出现问题。很多官员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抓了很多人，甚至逼供。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就一直进行大清洗，12年的清洗过后，大多数的官员都被认为是习的亲信。
习近平以为凡是不忠于他的都清洗掉，然后换上对他忠诚的。其实共产党的人个个都是阳奉阴违，他们没有道义。愿意为中共当炮灰的人越来越少，刘源也看到这一点。
如今，中共的官员很多都躺平了，因为他们都不知应该跟谁。刘源也提到，官员们“出工不出力”。
共产党的官员、军队，越来越少用心做事的人。这样的组织，无论你是共产党还是什么党，一定死路一条。当你不再相信一个组织，不再相信领导人，采取躺平，这组织就是走向灭亡的第一步。下一步就会在躺平中惊醒，然后倒戈，就像叙利亚最近发生的事。阿萨德军心、民意全部丧尽。
刘源的上书事件透露出中国内部政治危机的严重性，反映了中共高层在面对习近平领导下的政策变革时的裂痕。这封信不仅是对习近平政策的批评，更是红二代及中共内部精英对当前政权的挑战。要理解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首先需要从中共政治体系的运作、刘源的背景以及中国当前的内外困境来进行深入分析。
中共高层的权力结构与刘源的地位
刘源作为中共的“红二代”，其身份和背景赋予他对中国政治局势的独特视角和影响力。作为刘少奇的儿子，他代表着一个历史悠久且深具影响力的家族，且在军事和政治体系中有着一定的资源和人脉。因此，他的言论和行动不仅仅是个人意见的表达，更有可能代表了一部分中共高层对习近平治下政策的不满。
从历史角度看，红二代是中共内部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声音往往能在党内产生较大的波动。刘源的批评不仅仅是在对习近平的个人领导进行反思，更是在提出一种对传统政治路线的恢复呼声，即回归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然而，这种声音的提出也暴露出中共高层存在的裂痕，尤其是在面对习近平改革和集权的背景下。
对习近平政策的批评
刘源的上书提出的三大罪状：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台海危机，基本上揭示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面临的深层次矛盾。
经济危机：刘源认为习近平的政策，特别是“国进民退”以及在企业中设立共产党支部等措施，导致了民营经济的萎缩和外资的流失，进而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衰退。这一观点指出了习近平上台后，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控制和干预加剧，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过度干预和极左思维的复兴反而削弱了中国的经济活力。尤其是中共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强势监管，令人怀疑中国是否仍能维持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长。
政治危机：刘源提到官员心态的变化和军心的不稳，直接影响了中共的执政稳定。他描述了大量官员在习近平治理下的失望情绪，甚至采取了“躺平”态度，这说明当前的政治环境正处于一个恶性循环中。当官员和军队失去信心，国家的治理效率和内部凝聚力会大幅下降。此外，习近平长期进行的清洗和整顿，也可能让一些官员和军队高层产生恐惧和不满，导致治理结构的内部分裂。
台海危机：刘源指出，习近平对台湾的政策，特别是回归极左意识形态的统战手段，使得台湾社会的统一意愿更加减弱。这一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对台湾政策的失败，也显示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中国对于台海问题的硬性政策和宣传未能有效改变台湾民众的看法，反而导致了对大陆的疏离。
红二代与习近平的冲突
刘源的批评虽然表面上是针对习近平个人的治理风格和政策，但更深层的含义是红二代与习近平的根本冲突。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中共精英的治理理念不断变化。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曾一度让中国取得了经济上的辉煌成就，这一政策基础也为中共维持了几十年的政权稳定。然而，习近平上台后，强力推行的集权主义和对外政策的激进化，尤其是回归极左的意识形态，引发了许多中共内部派系的不满。
刘源的上书虽以批评习近平的政策为主，但他仍然寄希望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试图通过“改良”来恢复中共的治理能力。这种想法在当下的中国似乎显得过于理想化，因为中共的治理结构本身已经深陷矛盾，单纯依靠恢复某一代领导人的路线来解决问题，恐怕难以实现。
中共的未来与解体的可能性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并非真正的政治改革，而是为了延续中共政权的生命力。中共的“基因”决定了它不可能自我改良，因此它的未来注定是走向解体和清算。这种观点揭示了一个更加深远的问题：中共政权本身的根基已经不稳，依赖于集权与封闭体系来维持的政权，迟早会因为其内在矛盾和外部压力而崩溃。
在这种情境下，刘源的批评虽然为中共高层的一部分声音，但从大历史背景看，中共如果不能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可能最终会走向解体。无论是刘源的呼吁，还是习近平的改革举措，都未能真正触及中共政权的根本问题。
刘源的上书和袁红冰的爆料反映了中国当前复杂的政治局势。随着习近平治下的政策走向极端和失衡，中共高层的内部裂痕逐渐显现，红二代对习近平的挑战愈加激烈。然而，这种挑战只是中共体制内部分裂的一个缩影，真正的危机在于中共是否能够突破自身的僵化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否则，刘源提出的种种危机可能会逐步演变成中共政权的末日危机，甚至可能导致中国政治格局的彻底改变。
近日在北京官场在热传一个信息，那就是前中共主席刘少奇之子、退役的上将刘源，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上书。上书的标题沿用曾经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瞿秋白，当年被国民党处决之前所写的一篇著名文章的题目，叫做“多余的话”。有分析指，习近平已失去民心、官心和军心。
近日，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时常披露中共高层动向内幕的袁红冰教授爆料，中共主席刘少奇之子、退役的上将刘源，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上书。上书的标题沿用曾经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瞿秋白，当年被国民党处决之前所写的一篇著名文章的题目，叫做“多余的话”。
刘源罗列了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三大罪状，分别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台海危机，内容大约如下（已删减）：
关于经济危机，刘源认为，中国当前经济陷入了极大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十八大以来实行的所谓极左的经济路线，包括国进民退，在民营企业和外企内设立共产党支部等等一系列违背市场经济的政策，正是这些政策导致了经济的大衰退。
关于政治危机，刘源指出，当前直接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危机，主要表现为官心不稳、军心动荡。刘源认为，现在党政官员可以说是官怨沸腾，大都对前途失去希望，出工不出力的怠政，已经成为权力正常运转的重大的障碍，而尽可能利用手中还掌握的权力，捞取金钱和个人利益是当前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官员共同的心理和日常的生活目标。
使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的意识形态进行宣传教育，已经对社会和广大干部失去了吸引力和感召力，这也正是包括广大干部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对前途失去希望的精神原因。
至于部队的军心不稳，那就是更严重的政治危机。党的二十大之后，军队中的清理整顿不仅没有迎来相对平稳的时期，反而更加轰轰烈烈。从两任国防部长到火箭军历任领导层，战略支援部队的领导层，军工系统的近百名高级官员，军委装备部的领导层，都受到了全面的清理和审查。现在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主任苗华也受到了调查。
那么多年来，经过苗华审查提升的大批的军官，现在是个个人心慌慌，提心吊胆，根本不可能专心在部队的工作上。现在许多军官上了堂的护身的枪支日夜不离身，随时准备与前来抓捕的调查人员鱼死网破，就算同归于尽，也不愿沦为阶下囚受辱。这是军心动荡的极其危险的真实的反应。
关于台海危机，刘源提出，各种事实都证明，党对台湾的统战工作总体上是失败的，台湾社会拒绝统一的意识越来越强烈。造成统战工作总体上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大革命极左的意识形态的回潮，和违背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所引发的国际困境。这一切都使台湾社会对大陆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疏离感。
刘源痛批习近平是来自于体制内的红二代向海外媒体《看中国》的爆料，“这说明中共红二代挑战习近平的地位越来越激烈。”
刘源的话基本上都说到了点子上。“但有一个错误的关键，他依然在幻想邓小平路线是中共的出路，他依然再幻想中共可以自我改良及和平转型，换一件马甲来继续他们的红色统治不变。”
唐表示，其实刘源也已经意识到共产主义已经是破产了，因为他用瞿秋白的文章标题来作为上书标题，他应该是释放这种信号。“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看清楚，尤其是他还推崇邓小平。”
唐靖远分析，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为了中共的延寿，对西方国家去进行欺诈，它不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中共的基因里决定了它不可能有任何的自我改良的机制。所以对中共来说，它只能够是彻底的解体并接受历史的清算。这是它唯一的结果和结局。”
刘源上书中央的消息可信度很高，因为消息从袁红冰教授传出来，他和国内有些关系。
刘源批评习近平，主要是他认为习不应该背叛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应该开倒车。邓小平支持民营企业，习近平却搞国进民退。邓小平的政策让一些人发达了，习近平却想搞计划经济，让人想到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刘源还说，不但民心出问题了，军心和官心也出现问题。很多官员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抓了很多人，甚至逼供。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就一直进行大清洗，12年的清洗过后，大多数的官员都被认为是习的亲信。
习近平以为凡是不忠于他的都清洗掉，然后换上对他忠诚的。其实共产党的人个个都是阳奉阴违，他们没有道义。愿意为中共当炮灰的人越来越少，刘源也看到这一点。
如今，中共的官员很多都躺平了，因为他们都不知应该跟谁。刘源也提到，官员们“出工不出力”。
共产党的官员、军队，越来越少用心做事的人。这样的组织，无论你是共产党还是什么党，一定死路一条。当你不再相信一个组织，不再相信领导人，采取躺平，这组织就是走向灭亡的第一步。下一步就会在躺平中惊醒，然后倒戈，就像叙利亚最近发生的事。阿萨德军心、民意全部丧尽。
刘源的上书事件透露出中国内部政治危机的严重性，反映了中共高层在面对习近平领导下的政策变革时的裂痕。这封信不仅是对习近平政策的批评，更是红二代及中共内部精英对当前政权的挑战。要理解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首先需要从中共政治体系的运作、刘源的背景以及中国当前的内外困境来进行深入分析。
中共高层的权力结构与刘源的地位
刘源作为中共的“红二代”，其身份和背景赋予他对中国政治局势的独特视角和影响力。作为刘少奇的儿子，他代表着一个历史悠久且深具影响力的家族，且在军事和政治体系中有着一定的资源和人脉。因此，他的言论和行动不仅仅是个人意见的表达，更有可能代表了一部分中共高层对习近平治下政策的不满。
从历史角度看，红二代是中共内部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声音往往能在党内产生较大的波动。刘源的批评不仅仅是在对习近平的个人领导进行反思，更是在提出一种对传统政治路线的恢复呼声，即回归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然而，这种声音的提出也暴露出中共高层存在的裂痕，尤其是在面对习近平改革和集权的背景下。
对习近平政策的批评
刘源的上书提出的三大罪状：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台海危机，基本上揭示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面临的深层次矛盾。
经济危机：刘源认为习近平的政策，特别是“国进民退”以及在企业中设立共产党支部等措施，导致了民营经济的萎缩和外资的流失，进而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衰退。这一观点指出了习近平上台后，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控制和干预加剧，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过度干预和极左思维的复兴反而削弱了中国的经济活力。尤其是中共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强势监管，令人怀疑中国是否仍能维持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长。
政治危机：刘源提到官员心态的变化和军心的不稳，直接影响了中共的执政稳定。他描述了大量官员在习近平治理下的失望情绪，甚至采取了“躺平”态度，这说明当前的政治环境正处于一个恶性循环中。当官员和军队失去信心，国家的治理效率和内部凝聚力会大幅下降。此外，习近平长期进行的清洗和整顿，也可能让一些官员和军队高层产生恐惧和不满，导致治理结构的内部分裂。
台海危机：刘源指出，习近平对台湾的政策，特别是回归极左意识形态的统战手段，使得台湾社会的统一意愿更加减弱。这一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对台湾政策的失败，也显示出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中国对于台海问题的硬性政策和宣传未能有效改变台湾民众的看法，反而导致了对大陆的疏离。
红二代与习近平的冲突
刘源的批评虽然表面上是针对习近平个人的治理风格和政策，但更深层的含义是红二代与习近平的根本冲突。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中共精英的治理理念不断变化。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曾一度让中国取得了经济上的辉煌成就，这一政策基础也为中共维持了几十年的政权稳定。然而，习近平上台后，强力推行的集权主义和对外政策的激进化，尤其是回归极左的意识形态，引发了许多中共内部派系的不满。
刘源的上书虽以批评习近平的政策为主，但他仍然寄希望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试图通过“改良”来恢复中共的治理能力。这种想法在当下的中国似乎显得过于理想化，因为中共的治理结构本身已经深陷矛盾，单纯依靠恢复某一代领导人的路线来解决问题，恐怕难以实现。
中共的未来与解体的可能性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并非真正的政治改革，而是为了延续中共政权的生命力。中共的“基因”决定了它不可能自我改良，因此它的未来注定是走向解体和清算。这种观点揭示了一个更加深远的问题：中共政权本身的根基已经不稳，依赖于集权与封闭体系来维持的政权，迟早会因为其内在矛盾和外部压力而崩溃。
在这种情境下，刘源的批评虽然为中共高层的一部分声音，但从大历史背景看，中共如果不能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可能最终会走向解体。无论是刘源的呼吁，还是习近平的改革举措，都未能真正触及中共政权的根本问题。
刘源的上书和袁红冰的爆料反映了中国当前复杂的政治局势。随着习近平治下的政策走向极端和失衡，中共高层的内部裂痕逐渐显现，红二代对习近平的挑战愈加激烈。然而，这种挑战只是中共体制内部分裂的一个缩影，真正的危机在于中共是否能够突破自身的僵化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否则，刘源提出的种种危机可能会逐步演变成中共政权的末日危机，甚至可能导致中国政治格局的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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