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年翌日发表讲话，重申以“一国两制”统一台湾，听者藐藐是意料中事，奇怪的只是他没把香港这个失败例子放在眼内，还高声叫卖“一国两制”，彷佛过去二十一年，象征香港沦落的种种事情一切都没有发生。

为政不在多言，北京要取信于台湾人，与其洋洋四千言，句句民族大义，倒不如身体力行，承认并改正香港“一国两制”的制度缺陷，示范自我更正的决心和能力。

首先，“一国两制”必须本于法治，任何如香港《基本法》的宪政文件，其解释权应由当地独立的司法机关全权拥有及主导，不容如香港般，由全国人大常委一而再、再而三释法，干预司法独立，也移走《基本法》对民主政制的承诺。至今为止，全国人大常委先后释法五次，除了一次是终审法院主动要求，其余不是由特区政府提出，就是由人大常委先发制人，以干预香港入境政策，抵赖行政长官、立法会双普选的宪政责任，以至取消立法会当选者的议员资格。北京要人相信台湾的《基本法》不是一纸空文，必须把香港颠倒的做法再颠倒过来，并废除人大常委的释法权。

其次，高度自治必须建基于民主。北京承诺香港推行民主制度，如今出尔反尔，真普选遥遥无期，但没有民主，特首如林郑月娥之辈只会听命于北京，何来高度自治。眼下台湾是民主之地，北京口说容忍并不足够，必须以身作则，让香港推行真普选，示范高度自治行之有效，才能释除台湾人的疑虑。

除了法治和民主，北京不能在台湾政府以外组织第二支管治部队，更不能干预台湾的内部政治。2003年后，北京老实不客气，由在港干部组成第二支管治队伍，参与特区内部政治，例如协调建制派不同政治势力，影响立法会运作，以至介入政治选举。加上人大常委不但可释法以影响法庭判决，亦可按政治需要制订决议，干预特区发展。如人大常委2014年以“831决议”限制普选行政长官的人选数目和选举方法，去年又通过决议认定高铁“一地两检”有效，不顾《基本法》的明文限制，怎能不令台湾人忧心？

因此，《基本法》要写得好之余，在运作上亦应以香港为示范，除了尽早戒除介入特区政治，并需要确立制度及法规，约束并且惩罚介入者，如设立有力的调查机构，授予权力，依法起诉违规者。否则的话，台湾人又凭什么信任北京可以放手让台湾自治呢？

最后，承诺能否落实不能视乎北京的好意而已，当年《中英联合声明》本是两国向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但中国外交部近年只视之为历史文件，英国如今有何异议亦无计可施，即使有违约之处，亦无制裁和纠正的办法。因此，北京要让台湾人相信“一国两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有效力的认真承诺，就必须设立机构及机制，如交由联合国仲裁，处理日后来自台湾的投诉。若裁定违反协议，抵触者必须立即纠正，但若无法纠正，便可宣告协议无效，两地亦回复到协议前的政治状态。当然，更有说服力的做法，是由香港做起，建立成功先例，以起示范的作用。

四十年前，北京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两岸以“一国两制”统一。当年台湾是蒋家天下，亦不能私相授受，最后不了了之，如今实行民主制度超过二十年，政党轮替出现多次，而香港实施“一国两制”二十一年，破漏百出，以香港为样版，只能贻笑大方。唯一急忙补救的办法，正如上述，就是堵塞香港法治漏洞、在香港推行真普选、严禁大陆干预香港内部政治、设立“一国两制”协议的国际仲裁机制，才能让人看到诚意。

否则的话，重复“一国两制”的诉求，不是罔顾台湾政治现况的一厢情愿，便是开出台湾人不会接受的价码，以掩饰武力攻台的用心。果真是后者，北京在中美贸易战水深火热之中，只会为自己添烦添乱，引发更大更多的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