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而事实上那些极力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法西斯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都是真正的帝国主义分子。二十世纪几次大的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都是由他们发动的。

7、钳制舆论

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第七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严厉控制舆论工具，镇压言论自由。

一九二一年，一个叫米雅斯尼科夫的俄共干部给列宁写了一封信，提议应该允许出版自由，因为“在我们这里有许多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的现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们揭发出来”。列宁读完此信后大作文章，斥责米雅斯尼科夫“滚进了温情主义的深渊”、“误入了迷途”。他强词夺理地说：“出版自由会助长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这是事实。‘出版自由’不会用来祛除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偏差、毛病(毫无疑问，毛病有的是)，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出版自由会成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他进而把出版自由上纲上线成一个“不合乎党性的、反无产阶级的口号”。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用大量篇幅谈论宣传工作和言论管制的重要性。他写道：“当一种有关世界和人类生存的革命思想已经被灌输给全体人民或在必要时强加给全体人民、而代表这一运动的中央机构则是掌握在为组成未来国家的神经中枢所不可或缺的少数几个人手中的时候，这一新的世界观就必然会取得决定性的成功。”他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起草的二十五条党纲的第二十三条这样写道：“我们要求从法律上向媒体中有意识的政治谎言及其传播宣战。为便于创建德意志民族媒体我们要求：（甲）所有德文报纸的编辑及员工必须是德意志民族成员；（乙）非德文报纸付印以前必须得到国家的特别许可；（丙）立法禁止非德意志人资助或影响德文报纸，违禁报纸应予镇压，涉案非德意志人应立即驱逐出境。必须禁止出版损害民族利益的报纸。我们要求依法追究艺术文化领域中所有对我们民族的生活起破坏性作用的倾向，并查封违犯上述要求的所有机构。”

师承苏俄的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按﹕早在江西“苏区”）就在其统治范围内钳制舆论，甚至不惜杀害突破管制批评中共党内弊端的文人王实味。在他们统治的地方，人们永远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国民党腐败，共产党清廉；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坏；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外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人亩产万斤粮，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二十年前，中共党内有人酝酿制定出版法，遭到党棍陈云阻止。他说：“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斗，就是利用了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来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直到现在，中国大陆的媒体在中共的高压下仍然是一片“万马齐喑实可哀”的肃杀景象。中共对舆论的控制甚至一直延伸到海外，对互联网的控制更是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党人害怕言论自由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靠谎言和暴力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他们害怕人民利用言论自由来揭穿他们的谎言反抗他们的暴力；他们是黑暗中的动物，手中没有真理，而言论自由正是剥除他们伪装还其本来面目的灿烂阳光。

8、垄断经济

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第八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反对自由经济而主张用国家机器来垄断经济命脉。

共产主义的精髓就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由共产党来组织生产活动。自列宁政权以降的各国共产政权都热衷于国有企业、计划经济，其灾难性后果有目共睹，毋庸赘述。有趣的是共产党的这一套恰恰也是法西斯党人所赞同的。

墨索里尼说：“法西斯主义称为‘企业主义’（corporatism，又译各阶级合作主义）更恰当，因为它主张融合国家权力和企业（corporate，指工会、商会与党组共同体）权力。”由于在墨索里尼看来国家权力是绝对的、高于一切的，因此他所谓的“融合国家权力和企业权力”其实就是党国控制经济的另一种说法。

至于德国法西斯则更是共产主义经济思想的忠实信徒。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提出“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的“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的十条措施。除了其中要求建立农工联合企业的第九条以外，其余九条不是在字面上就是在精神上统统包含在纳粹党的二十五条党纲之中。

苏俄共党发明的计划经济其实是用奴隶主的思维方法来管理现代的经济，自然是一败涂地。中共效法俄共折腾几十年，直到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才不得不放弃破了产的计划经济，改弦更张。过去二十几年的事实证明中共虽然在策略上有所改变但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改变。他们所谓的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不过是在专制制度下借用境外资本以苟延残喘，是三十年代德国法西斯实行的独裁政治加垄断经济的蹩脚翻版，是列宁所谓的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或曰法西斯主义经济的绝妙例证。这种极权控制下的经济在短期内的确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的短短五年中，法西斯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二，生产资料翻了一翻，失业率由百分之三十三下降到百分之五。这就是所谓第三帝国的经济奇迹，比中共这些年的所谓一枝独秀的经济发展壮丽多了。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专制腐朽的政治制度必将扼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制造仇恨、抬高自己、迷信专制、崇尚暴力、镇压异己、扩张势力、钳制舆论、垄断经济。而正是在这样一些实质问题上，它们是同林之鸟一丘之貉。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法西斯主义者公然反对民主，因而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而共产主义者则扯一块民主的遮羞布，因而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它们都是法西斯分子，都是人类最凶恶的敌人。

四、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堕落为法西斯分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是人类的一个虽然美好但是不切实际的梦幻，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则是由此而演绎出来的一个虽然现实但是极其恐怖的梦魇。如果说天堂和地狱只有一步之遥，那么梦幻与梦魇应该也是近在咫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文所提到的那些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大亨们从忧国忧民的天使变成杀人无数的魔鬼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其中既有他们个人及其信奉的理论所蕴含的内在原因，也有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外在原因。

公平地说，所有那些为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独裁者们都不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也未必是生性恶劣的奸佞之徒。相反他们在年轻时往往都具有崇高的理想和敏锐的观察力。他们对社会的不公充满义愤，对他人的苦难满怀同情。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消除社会的弊病以造福于他人。他们通过阅读文献、观察社会而找到自认为正确的济世良方。然后他们会毅然决然地、锲而不舍地向别人宣传他们的见解并鼓动别人追随他们一起投入他们发起的旨在推翻现有秩序改造人类社会的运动。

然而，如同英国谚语所说，通往地狱之路是用好心铺成的。

社会运动不同于物理运动，它的轨迹很难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预测。因此，一个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正确与否也很难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即使由于人们对于某种社会变革理论直觉地认同，在其具体的实施方法上也难免有不同的见解，而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也是很难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难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要平息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使革命运动不至于中途而废，只能由独裁者以理论权威和革命领袖的双重身份作出决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个人品格的另一面，即他们的好为人师、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也就凸显了出来。

马克思的朋友巴枯宁谈到马克思时曾经说过：“马克思是个非常自私、好忌妒、爱动气和好报复的人，他俨然就是人民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人是上帝”，“他不仅仇恨资产阶级，而且仇恨一切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为了打击不同的思想，他认为使用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这段评语用在上文提到的每一个独裁者身上都十分恰当。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领袖们所拥有的绝对的、不容置辩的权威使他们的自我极度膨胀。而当一个人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代表、真理的化身的时候，即使他还没有着手进行跟自己拯救人类的初衷截然相反的镇压人民的勾当，他跟魔鬼撒旦之间也已经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了。

另一方面，独裁者之所以能够得逞，除了他们自身的问题以外，他们所处的社会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必须承认，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是有许多先天性缺陷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

人类的第一个主要缺陷是轻信和盲从。作为群体的人与人之间是以相互信任作为纽带而联结起来的。大多数人，特别是青少年，对于别人的说辞，特别是对他们认为是有学问的人的说辞，总是倾向于相信的。这是因为普通人受教育的程度不高，而青少年的生活经历不足，无法对别人的说辞进行深入的推敲，看其是否真有道理。如果这种说辞既有诱惑力又有煽动性，说话的人又比较具有个人魅力，那么它就很容易在人群中引起共鸣，变成一种富于感召性的力量，足以鼓动人们盲目追随他们的领袖做出任何惊世骇俗的事情来。这就是所谓的群众运动。苏维埃政权的诞生、第三帝国的崛起、中共伪政权的建立、文化大革命的推行等等靠的都是这种对革命的理论坚信不移、对革命的领袖忠贞不渝的群众运动。

人类的第二个主要缺陷是自私和胆怯。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如果质疑独裁者的谎言意味着失去自由，那么人们宁可选择沉默；如果反抗独裁者的暴政需要以生命为代价，那么人们宁可选择顺从。殊不知沉默与顺从的结果是独裁者自以为得计的狞笑，是变本加厉的迫害和榨取，是更加可怕的悲剧和灾难。等到人们忍无可忍作垂死挣扎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已经失去的生命永远地失去了，已经错过的机会永远地错过了。

人们的轻信和盲从使得独裁者们信心大增，以为自己从事的正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伟大事业；人们的自私和胆怯又纵容了独裁者，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地用暴力消灭一切不同的声音或潜在的威胁而不受惩罚，从而变本加厉，一发而不可收拾。

除了轻信盲从和自私胆怯这两个人类共同的缺陷以外，独裁者能够得逞的另一个外部因素是贪婪无耻的奸佞小人的存在。这种人既不轻信也不盲从但却工于心计；虽然自私却不胆怯而且心狠手辣。他们如同苍蝇逐臭一般地趋炎附势，如同饿虎扑食一般地陷害忠良。为了在独裁者的人肉筵席上分得一杯羹，他们既不要良心也不要人格，既可以出卖灵魂也可以出卖亲友。他们为独裁者出谋划策、歌功颂德、鱼肉百姓、残害无辜。越是在专制主义横行的国度里，这种人就越是兴旺发达、繁衍不息。正是由于这种人的教唆与帮助，独裁者们才渐渐背离了他们拯救人类的初衷而走向其反面，踩着亿万人民的尸骨爬上专制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禽兽们最后往往还是死在他们所效忠的主子手里，正所谓飞鸟尽弓箭藏，狡兔死走狗烹。从亚戈达到叶若夫到贝利亚，从刘少奇到林彪和四人帮，这些曾经权倾一时威风八面的共产主义打手们曾经为他们各自的主子残害无辜生命消灭竞争对手登上权力顶峰立下无比辉煌的功勋，可是他们无一例外全都在他们亲手建造的共产主义绞肉机中结束他们可耻的一生。即使能得善终，如康生郭沫若钱学森之流，其生前之丑恶行径也足以将他们永远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千秋万世遭人唾骂。

马克思早年也曾经痛恨专制制度，崇尚民主自由。他曾经幻想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大概没有想到所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恰恰是在他所非议的美英法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而并没有在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实现过。他还说过“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他大概也没有想到按照他的设想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样是一个“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专制制度，更没有想到“不成其为人”的既包括被别人专政的人，也包括专别人政的人。是他所宣传的那种思想和他所主张的那种制度把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人变成了鬼。从利人利己的动机出发，以害人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就是马克思和其他所有从社会主义活动家演变而来的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最大悲剧。

五、必须在全世界杜绝专制主义余毒

经过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血雨腥风，人类进入了科学昌明的二十一世纪。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人权宪政这些普世价值已经渐渐植根于世界人民心中。世界民主阵营自四十年代经过浴血奋战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之后，又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于九十年代粉碎了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邪恶帝国。至此，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摆脱了专制主义的桎梏而走上民主宪政的康庄大道。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某些极端教权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专制主义势力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俄国，在日本，在欧洲，在美洲，到处都有代表这股势力的人物及其组织在活动。在中国，在北韩，在越南，在古巴，共产党人仍然控制着那里的政权，迫害着那里的人民。他们对内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控制人民思想，剥夺人民自由；对外奉行国际恐怖主义，鼓吹超限战，与世界各地的各种恐怖主义势力相勾结，提供金钱，提供训练，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穷兵黩武，丧尽天良，以核子武器和生化武器为后盾，以亿万人民的身家性命为赌注，要挟恐吓国际社会，为保住手中权力不惜与国际民主势力决一死战。他们是对当今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历史证明，对专制的沉默就是对邪恶的纵容。为了制止正在中国和其他专制国家进行的迫害和虐杀，为了保卫世界人民的和平生活、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遭受我们和我们的父兄亲身经历的苦难，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世界民主阵营一边，坚决果敢、不屈不挠地向以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和本拉登的基地组织（Al Qaeda）为代表的国际专制恐怖主义势力作战，直到在全世界彻底肃清一切形态的专制主义余毒。

必须看到，由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具有严重的欺骗性，而共产主义的罪恶又多半是在共产党国家内部进行，因此世界民主势力对共产主义邪恶本质的认识远远不及对法西斯主义的认识，尽管共产主义对人类社会的祸害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烈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非但如此，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左翼人士和左翼媒体中还有一定的市场。

正因为如此，批判共产主义之荒谬并清算共产主义之罪恶的历史责任就义不容辞地落在我们这些曾经身受其害的知识分子肩上。只要共产党一天不放弃专制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俯首认罪，自动解散，我们就要以十倍百倍的勇气和热情来揭露它，反对它，打击它，直到把它永远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当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绝不轻信任何理论，绝不盲从任何个人。我们能够支持和爱戴的只能是像美国国父华盛顿那样一心创立民主制度而绝不迷恋个人权力或者是像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那样决意埋葬专制制度而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优秀政治家。

我们必须记住戈尔巴乔夫的至理名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我们必须反过来牢记《国际歌》中的千古绝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必须记住《独立宣言》中的不朽篇章：“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由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变得会损害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而新政府奠基于其上的原则和据以组织权力机关的方式必须是就人民看来是最能够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

只有当我们全体人民了解并且珍惜自己的权利，懂得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选择并且监督政府官员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当家作主而不再期待贤君明主的出现；才能识破貌似合理的专制主义思想，防止专制主义制度把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变成祸国殃民的独夫民贼，防止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势力死灰复燃；才能保证人类永远摆脱战乱灾荒与自相残杀的威胁，让我们生活于其上的这颗小小星球真正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充满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幸福家园。

公元二零零二年于洛杉矶

《黄花岗》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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