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分析了中国历史上怨仇相报的意识与文化，并对照了一些西方国家典型的和解例子后认为，我们必须从血腥的“有仇必报”、比较理性的“怨仇必报”，发展到“以直报怨”或“以德报怨”，“报”的目的是为了“和解”。

作者呼吁：“要化解清华各派之间的矛盾，只能走‘真相—宽恕—和解’这条路，这才能真正体现清华人的胸襟，才是对清华校训的最好诠释！”

“用真相换取宽恕，最后达到和解；希望这种宽恕、和解的文化，能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P108）

走“真相—宽恕—和解”的道路，这是作者真诚的心愿，也是一种善意的期待。因为只有在真相公开的前提下，才能谈得到宽恕，进而有可能取得和解。五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梦魇的清华师生，孜孜以求，莫不期盼着能在阳光照耀下，真相告白，加害者道歉，受害者宽恕，彼此谅解，走向和解团结的新天地。但是，历史曲折晦明，事实差强人意，许多事件的真相不仅没有大白，反而一直被严严实实地掩盖着：我们至今不清楚八二四推倒二校门的真相；我们至今不知道“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和“贾某某、邢某某及六学生专案”的真相；我们至今不了解七二七蒯大富悍然开枪杀害工宣队师傅的真相……。当事者金口不开，讳莫如深。至于清华舞台上曾经出现的“平庸之恶”，包括那些用暴力逼迫干部自辱互殴的学生：那些白天打人，晚上打麻将的三堡打手；那些私设刑堂，刑讯逼供的专案组人员；还有那些727向工人队伍刺长矛、扔手雷的暴徒……，这些人像没事人一样，至今扛着真相的包袱，没有忏悔致歉的表示，有的反而吹嘘当年所谓保护老教授的功绩。包袱不卸，真相不白，没有道歉，难言宽恕，更遑论和解。

中国传统文化中，鲜有“道歉”的规矩，更少能做到反思与自省。中国历来宗教底蕴薄弱，缺乏神明敬畏，也没有心灵向往，一般人很难做到自内的忏悔与救赎。有的人即使有悔悟表现，也往往是迫于外部的压力，而非内心主动的自觉与醒悟。

我很赞赏作者在处理孙耘一事中的宽容与大度。对于孙耘认错道歉的态度，我亦予以肯定，认为真不容易。但是，请恕我直言——我一直心有疑问：如果当年没有报考研究生这个背景，没有这一关乎改变其人生命运的巨大压力，孙耘将会怎么做？他是否仍会主动去向作者道歉吗？我看未必！同样的还有：如果不是由于妻子因知晓自己文革中的暴行而发疯，造成精神失常，此后只得一直守候的巨大压力，冯家驷会不会承认错误，改邪归正，用为人治病来洗刷自己过去的罪孽？同样未必！我认为，人性是软弱的，常常心怀侥幸，需要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被大喝一声，痛击一掌，才会猛醒。压力往往是治病救人的一剂良方。只有在足够强大的压力下，人性才可能幡然醒悟，驱逐邪恶，恢复良善，回归一个正常的人。战后的德国就是个例子。但现实状况是：由于生活中缺乏一种迫使自己静思顿悟的外界压力，社会上更没有一个强大的反思文革的舆论氛围，那些文革中的“平庸之恶”们至今逍遥自在，心无悔意，好像过去发生的事情与自己没关系。几十年来，中国大地上文革的土壤没有被清理，文革的空气没有被清洁，文革的思维依然横行无阻，这就势必决定了作者当年提出的“真相—宽恕—和解”只能是一个空幻的愿景，一个遥远的彼岸。

前不久陈楚三给蒯大富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你的一句道歉就能把当年造成的罪恶一笔勾销吗？清华文革史上最黑暗、最丑恶、最血腥的两个案件至今被掩盖着，对于“揭黑幕”这一要求，我是不会让步的。我很赞同陈楚三的态度。蒯大富不是个平常人，他是个政治玩手，把自己捆绑在政治集团的战车上，精于政治算计，没有人性良知。我在给楚三的短信中写道：戈培尔说过一句话：“有些秘密将被带进坟墓里。”

其实在真诚的心愿背后，作者还有一个深藏于内的想法，这是耄耋老人的真实思想。这一想法在书中出现了两处，一处在“缅怀黄报青先生”的末尾，他写道：“事过三十多年了，我常常想，发动这场大动乱的罪过且先不提，那些动手打黄报青先生，用刑逼供、迫害、侮辱报请先生，导致他精神崩溃，以致跳楼的人，到现在却看不见一个人站出来承认错误，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现在（法律）不会追究责任了，但我相信，良心——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良心的话——会谴责你们一辈子的。”（P161）另一处在回忆迟谢统治下的清华，作者这样写的：“苍天在上，这世界还是很公平的。我常常想，在这荒诞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大体公平的报应。有些人伤害了别人，也受到了伤害。有的人伤害过人，也道了歉。有的人到如今仍未认错。我相信，他们的良心永远会受到谴责，而且迟早会得到报应的。”（P125）由此可见，作者的内心深处根植着“良心为大”“因果报应”这一中华文化的传统信念，这是他思想的底线。凡在清华文革中欠下良心债的人——当然包括蒯大富——都应当在这两句话前扪心自问，接受良知的拷问。只有还请了良心债，归途才会有平安。

2018年1月5日（6月初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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