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大兴“八三一”事件

大兴屠杀“黑五类”，是“红八月”恐怖狂潮的巅峰。谈“破四旧”，这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笔者曾和戚本禹交往一年多，关于文革的经历，他曾系统地对笔者谈过。由于研究的需要，笔者最关心的是青海“二二三”事件和大兴“八三一”事件。前者他向笔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而后者，除了说他曾经到过大兴之外，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在《回忆录》中，戚本禹却把自己描写成大兴事件的亲历者和终结者。他这样说：

“在得到大兴县发生大屠杀案的报告后，我和王力连夜驱车赶去大兴，可等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却早已经得到了风声跑了。”

经过调查了解，加上时任大兴团委书记的康生孙女的帮助，他俩终于弄清了情况，然后；“我和王力当夜赶回钓鱼台，已经凌晨四点多了。回来后我马上给我熟识的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打了电话，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第二天，马力就亲自带着人去了大兴县。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当场宣布，如果再发生乱打人、乱杀人的事，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21]于是，大兴的屠杀停止了。

故事编得很好，可惜不是事实。他没说他和王力是哪一天去的大兴，但马力去大兴是9月1日清晨，按戚本禹所述推算，他和王力去大兴理应是8月31日。8月31日是大兴屠杀最疯狂的一夜，亲历者有具体描述：

“我当时在中共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任干事，后被机关群众推选为‘文革组长’。‘八三一’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根亢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等10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

“9月1日凌晨1点左右，我们来到新立村与马村交界处就被马村的民兵阻住了。他们各个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锨、刀子，对我们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的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我们的位置在村子的东侧。我们对拦截者说单位、亮身份、谈目的，一直乞求到金鸡报晓也没让进村。这时，北京卫戍区的张益三同志驱车而来，又进一步与阻拦进村者晓以利害，他们仍坚定不移，任你说破嘴舌，只能听到四个字：‘不准进村’。”[22]

张益三是和马力一起被市委派去大兴的（不是戚本禹打电话叫去的）。此事，吴德在回忆录中讲得很清楚：

“大兴、昌平发生了乱打乱斗，一夜之间打死了几十人……我们立即派人去制止，结果，派去的人进不了村子，村子边都站了岗，不让进，就像禹作敏一样。[23]我们说市里派人去不行，让卫戍区派人去。被派去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和市委的秘书长马力。”[24]

8月31日的夜晚，大兴县的恐怖气氛远非“水晶之夜”可比。村内杀人，村外布岗，严禁出入。县委书记带十几个人、市委派卫戍区政委去，都进不了杀人现场。他们不断地冲锋，直到9月1日的黄昏时分，才冲至第三道防线，王根亢厉声吼叫：“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站岗的民兵经过请示，这才放他们进去。现场的惨状，令人毛骨悚然。而戚本禹说他和王力一到大兴，“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却早已经得到了风声跑了”，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尤其荒唐的是，戚本禹还说他为制止大兴屠杀打过报告：

“在亲自到现场调查，综合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后，我跟陈伯达说，我们得赶紧给毛主席、给中央写个报告，制止这种事情。不然的话，还会出大事的。陈伯达让我来写。于是我去找了关锋和王力一起商量。”

“我们的报告是1966年8月26日写好，先送给陈伯达、江青，第二天江青和陈伯达就在上面签了名，上报给主席。第三天8月28日上午，主席一起床就批了。”

“8月29日下午，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们）特别谈了在大兴所发生的灭门惨案。主席听了就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说，中央肯定没有这样布置过。谢富治也说，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事。叶剑英则一声不吭。”[25]

故事编得有声有色，时间逐日排列，毛、周、谢的讲话口吻逼肖，不由得不令人叹服。可惜故事有悖常理。大兴县杀人是8月27日开始的，戚本禹居然在26日写出了报告。中央29日研究了大兴的问题，大兴县却在31日大规模杀人。离奇的是，戚本禹、王力那晚还赶到大兴把杀人者吓跑了。

难道说是戚本禹记错了日子？不是。因为戚本禹和关锋确曾在8月26日给毛打过一个报告，毛批了，而且专门于29日召开常委扩大会研究了该报告。此事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上有记载。29日的常委扩大会，在逄先知、金冲及的《毛泽东传》上也有记述。但那报告肯定不是关于大兴屠杀的，因为那时候还没开始屠杀。戚本禹为了证明确实写过关于大兴屠杀的报告，就把这个报告拉来顶差。殊不知他并不清楚大兴屠杀的来龙去脉，本想移花接木，反而弄巧成拙。

关于大兴“八三一”事件的经过，笔者在《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一文中曾有论述。[26]事件起因于榄杆市事件。8月25日，小房产主李文波砍伤了抄他家的女红卫兵。在举国上下视红卫兵为天兵天将的时候，李文波的行为无疑大逆不道。尽管他被当场打死，事情却并未了结。中央专门开会研究，周恩来、谢富治立即发表公开讲话，把事件定性为阶级报复。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讲话尤为出格，他竟然说：“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也就算了。”“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于是整个北京市刮起了复仇的旋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说：“阶级敌人用白色恐怖向我们进攻，我们要用红色恐怖来还击。”[27]红卫兵由打“黑五类”，发展到打狗崽子，“破四旧”每天打死人的数目由两位数跳升到三位数。

“这股腥风刮到大兴县以后，有人讹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要‘反攻倒算’、‘妄想变天’、‘阴谋杀害贫下中农’等等。一时间阴风四起，铺天盖地而来……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28]

这次恶性屠杀事件，起因于爱护、支持红卫兵，直接导火索则是周恩来、谢富治的讲话。据《北京日报》社1985年2月编的《宣传手册》）讲，大兴县公安局8月26日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各派出所纷纷行动，27日就展开了屠杀。“有的人造谣说：这事（指杀人）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29]

戚本禹显然也知道一些内情，所以他在《回忆录》中竭力撇清周恩来和谢富治的责任，却把罪名按在万里的头上。他说“在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中，也是当地公安部门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单”。明明是县公安局会议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戚本禹却说是万里的指示。明明是派出所利用基干民兵联手村干部杀人，戚本禹却说“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如此信口雌黄，目的只有一个：洗清有罪的“左派”，把污水泼在主张改革的叶剑英、万里身上。

红卫兵如何走上杀人道路

王力、戚本禹说中央文革反对“破四旧”，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破四旧”所针对的地、富、反、坏、右，不是文革斗争的大方向，而他们是始终把握斗走资派这个大方向的。“破四旧”是走资派为转移斗争方向挑动、引导红卫兵去搞的，王力点了陶铸的名，戚本禹则举出叶剑英、万里。

走资派，或者说一切当权派，当然欢迎“破四旧”。在“炮打司令部”的形势下，当权派人人恐慌，巴不得把祸水引向地、富、反、坏、右。这一点，在地方上表现尤其明显。各省的方面大员，接过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旗帜，纷纷组织官办红卫兵，让他们走上街头“破四旧”。典型的如西南局的李井泉、中南局的王任重、西北局的刘澜涛、湖南的张平化、上海的曹荻秋、杨西光……一段时间里“捉黑鬼”、“斗鬼风”甚嚣尘土。偏远如青海，王昭也把佛教大师喜饶嘉措拉出来，鼓励红卫兵去破他的四旧。

但是，北京的“破四旧”却不能用这个理论去套，因为北京的红卫兵是毛泽东支持的。毛泽东支持他们，正是因为他们的大方向正确。北京红卫兵打死人，不始自“破四旧”，而始自中学生斗黑帮。第一个打死的，是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此后不断有学校领导和教师死于“左派”学生、红卫兵之手。是几十名、上百名的教育工作者的牺牲，刺激起红卫兵运动的恐怖狂潮。有个北京红卫兵这样描述他们当年的经历：“从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到抡起皮带扬铁棍，打死老师打流氓，最后，定格在旧社会残存下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身上。”[30]

“破四旧”打死“黑五类”，不过是打死教育工作者的延伸。到8月下旬，二者合流又互相激励，遂愈演愈烈。校长老师都敢打死，地富反坏右又岂在话下。

余英时曾提出，“中国是一个最讲‘尊师重道’的古老文明古国，而且尊师的传统从未间断过。”“为什么文革爆发后，第一个暴力行动便指向老师呢？”他认为这是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其实，这问题说大很大，说简单也简单，红卫兵不过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文革前，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指斥教育界，有些话说得很严重。例如：

“无论哪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工作人员，过去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31]

“我们过去自己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我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人统统收下来，逐步改造。有一部分人改好了，另一部分人还是照他们的老样子。你叫改造，他们不听你的。”[32]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33]

“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34]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35]

只要读读这些讲话，红卫兵对师长们痛下黑手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就是身边的校长和老师，这对那些错过了革命战争年代而又急于当革命接班人的干部子女们意味着什么？请看两位干部子女的对话：

马（笑冬）：我当时就觉得文革给我们这代人提供了革命的机会。

叶（维丽）：这种想法在干部子弟中挺有代表性。……很多干部子弟急于证明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后来看到一个16岁的干部子弟写的日记，他参加了7月底江青第一次接见北京中学生的会。男孩在日记中说（大意）：“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刀已经磨得很亮了，我的刀在哪？”这个日记表现了那些有资格革命的青少年的心理，箭在弦上，露出一股杀气。[36]

这批杀气腾腾的干部子女如何走上了杀人的道路，倒真是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巴金说：“孩子们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不谈长期的狼奶教育，单就“红八月”看，“孩子们”杀人也不是一夜之间练成的，他们经历了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发生在8月初，即文革再发动之始。高潮的推手是撤销工作组。

早在1964年，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高干子弟，从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中，知道了毛对教育战线的不满，他们遵从“学校应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的教导，以不贯彻阶级路线为名攻击学校领导，是为“四、六、八学潮”。学潮被北京市委化解。

1966年6月，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组织红卫兵，仍以相同理由造学校领导的反，他们遭到工作组的抵制。

两次学潮，都是遵从毛的讲话闹教育革命，文革发动，他们自然代表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北京市委、刘邓工作组站在他们对立面，自然就是反动路线。其实，工作组也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搞教育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校长和老师。不同的是斗争方式，一个要放手发动群众，让学生大闹天宫，一个则想用传统搞运动的方式。7月29日，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又撤销了禁止乱斗的1966年310号文件，学生们彻底获得了解放。

很快，把阶级路线推向极致的“对联”出现了，“红五类”学生（其实是高干子女）自我感觉极度膨胀，老子天下第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开始动手了。8月4日，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在北大万人大会上用皮带抽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在座的中央文革大员无一人出面阻止。江青还当众拥抱彭小蒙，称她“小太阳”，说中央文革和“革命小将”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点名赞扬了北大附中红旗和彭小蒙。这无异于给造反学生的野蛮行为火上浇油。

从此，中学生放开手脚批斗黑帮了。典型案例如四中和八中的游斗，师大女附中的“八四”殴打校领导和“八五”游斗打死副校长卞仲耘。其时，中央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高层斗争惊心动魄，谁也不敢管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卞仲耘被打当晚回家对丈夫说：“她们打死我就像打死一条狗一样。”胡志涛去了西城区委，说：“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了。”区委根本不管。回到家，她丈夫说：“怎么打成这样？”她说：“工作组走了，没人管了。”第二天早上，她去北京市委求救，市委把她支到中学文革办公室，办公室说我们刚成立，没法管。她们不敢不回学校，结果那天胡志涛惨遭毒打，卞仲耘被打死。

笔者赞成叶维丽的看法：“这一阶段出现的暴力，在我看来，在‘文革’的‘再次发动’中，起了特殊的威慑作用，具有其他形式不可代替的功能。”

第二次高潮是8月中旬到8月25日前。标志性事件是8月13日的批斗小流氓大会和8月19日的批斗黑帮分子大会。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则是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批斗小流氓大会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主持的。由于在会上残酷殴打批斗对象，对中学生震动很大。请看两个中学生的回忆：

“那次在北京市召开了一场斗争大会，场面非常大，我后来回想应该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去了。会是在傍晚开的……在开会的过程中突然有人从看台上冲下去，打那几个被斗争的对象。我感到震骇……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力，在暮色苍茫中一个像古代罗马角斗场那样的场地。”[37]

“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十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座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人制止。”[38]

批斗会后各中学掀起打流氓的狂潮，红卫兵把周围胡同的小偷流氓抓进学校，严刑拷打，校园暴力增加了新内容，关押黑帮老师的劳改所、教育室扩大了收容队伍。这次是往死里打。人大附中因打死“四龙一凤”中的凤而名噪一时。师大女附中打死周围饭店的一名女服务员。两名被打死者都不过18岁。各中学红卫兵打死流氓的事时有所闻，这为几天之后冲上街头打地、富、反、坏、右开了个极其恶劣的头。

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黑帮分子，是为四、六、八学潮翻案的大会，批斗的主要对象是彭真内弟、市委教育部部长张文松和市教育局长李晨，四、六、八中的校领导陪斗。会上，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席群情激昂，不断有红卫兵冲上台抡起铜头皮带抽打批斗对象。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拉回后台冲洗后再押回批斗。八中校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当场昏厥。

这次批斗会后，校园暴力急剧升级。当晚，北京外国语学校打死教师张辅仁、职员张福臻；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从19日开始连续被打三日三夜，于22日被打死。此后陆续被打死的有八中支部书记华锦、景山中学工友李锦坡、白纸坊中学支部书记张冰洁、北师院附中教师喻瑞芬、人大附中老师杨俊、第十五女子中学支部书记梁光琪……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毛泽东有一个讲话：

“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39]

已经打死那么多人了，毛泽东还认为乱得不厉害。“呼吁书”号召红卫兵不要打人，毛泽东却认为太文明了，是惊慌失措，对打流氓倒有些不以为然，对暴力批斗黑帮却不置一辞。这大约就是“掌握斗争大方向”吧。

第三次高潮是8月25日，也就是榄杆市事件之后。由于事件定性为“阶级报复”，红卫兵掀起红色恐怖复仇狂潮，大量的人被打死。新凤霞在《绝唱》一书中说，8月26日到28日是北京市“打全堂”的日子，她听到红卫兵说：“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一个也跑不了。”最后，终于引发了昌平、大兴的大屠杀。

“红八月”的乱打人、打死人，是在一片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氛中公开进行的。据卞仲耘的家人回忆，他们去火化卞遗体的那天，城里到处红旗飘舞、锣鼓喧天，和他们的悲戚心情形成极大的反差。整个十年文革，“红八月”一直是革命的象征，是红卫兵引以自豪、官方媒体反复赞颂的“丰功伟绩”，谁胆敢否定“红八月”，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而王力、戚本禹却在几十年之后说他们当时就反对“破四旧”。当年他们的革命表演有目共睹，他们会在那个时候充当反革命？

不能否认，毛泽东、中央文革确实都说过不赞成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话，“十六条”也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打死这么多人的事呢？问题出在，他们认为推动运动发展、实现革命目标远比打死人（何况是打死阶级敌人）重要得多。红卫兵打死人的时候，他们不仅不出面阻止，反而鼓励红卫兵继续革命。他们是拥有绝对权力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的态度理所当然地引发了恐怖狂潮。

【注释】
[1]《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644页。
[2]《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4页。
[3]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38页。
[4]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27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第52页。
[6]《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4页。
[7]《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4页。
[8]《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4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118页
[10]《陈毅在外交部关于红卫兵扫四旧的讲话》1966、08、30，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10年版。
[11]《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5页。
[12]《周恩来接见科学院京区各单位代表谈话纪要》1967、01／21。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10年版。
[13]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第100页。
[14]《周恩来接见科学院京区各单位代表谈话纪要》1967、01／21。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10年版。
[15]《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82页。
[16]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28页。
[17]《九月二十五日周总理在接见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讲话》，载联合编辑组编《首长讲话选编》，1967年3月，第156页。
[18]李景荣《狂热？幻灭——红卫兵运动剪影》，载《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19页。
[19]《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第1961—1968年卷，第290页。
[20]丁大华《世所罕见的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载《文史精华》2008年第一期。
[21]《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84页。
[22]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载《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399页。
[23]禹作敏：80年代天津大邱庄的庄主。庄内曾私自打死人，并拘禁办案人员。天津公安局动用400名武警封锁大邱庄，村民和工人持棍棒、钢管与武警对峙。1993年禹作敏被捕，判刑20年。
[24]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38页。
[25]《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86页。
[26]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27]引自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267页。
[28]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载《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398页。
[29]引自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第81页。
[30]高宜《最黑暗的夜晚》，载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5页第一版。
[31]《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的谈话》（1964年8月25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1961－1968年卷，第220页。
[32]《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时的谈话》（1965年8月8日）同上第314页。
[33]《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同上第335页。
[34]《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3月20日华东）同上第332页。
[35]《毛泽东给林彪同志的信》，即“五七指示”。
[36]叶维丽《动荡的青春》，新华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第110页。
[37]叶维丽《动荡的青春》，新华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第107页。
[38]老鬼（当年第47中学学生马波）《血与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转引自《文革受难者》第310页。
[39]《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23日），，《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1961－1968年卷，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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