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

当年被中共中央和两报一刊吹捧到天上的红卫兵的丰功伟绩——“红八月”，于今已是尽人皆知的一场对政治贱民的血腥屠杀。不少学者把它比作纳粹时代的“水晶之夜”。其实，它比“水晶之夜”要恐怖得多，也残忍得多。“水晶之夜”总共打死91人，而“红八月”打死的，仅官方公布的便达1772人。至于红卫兵杀人手段的残酷、冷血，更是纳粹冲锋队所望尘莫及的。

是谁制造了这场屠杀？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仍然是一笔讳莫如深的糊涂账。“水晶之夜”的罪责是清楚的。街头烧杀的冲锋队员固然有罪，但罪魁祸首却是纳粹党及其党魁希特勒、戈培尔、海德里希。“红八月”呢？到目前为止，承担罪责的只有抽象的“红卫兵”。近年来不少当年的红卫兵公开作了真诚的反思和道歉，但多数是没打人、甚至还制止打人的，只有极个别是打过人的，当场打死人的则一个也没有。根据当时打死人的凶手往往多于被打死者的人数来推算，打死1772人，凶手应有几千人。这几千人是彻底在历史上消失了。

尤其令人惊诧的是，当年领导红卫兵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在他们的《反思录》、《回忆录》中，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坚决反对红卫兵“破四旧”、打人。不仅他俩反对，据说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甚至谢富治，都坚决反对打人、杀人。在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几千凶手居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多日而不是像“水晶之夜”那样一个夜晚，杀死了一千多人，这不是嘲弄十几亿国民的智商吗？

本文拟从分析王力、戚本禹的回忆入手，揭示“红八月”恐怖狂潮的形成过程，探明这场大屠杀的真正责任人。

王力如此“反思”

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这样说：

“红卫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旧’运动。有些历史学家不知道毛主席对‘破四旧’做法实际态度是什么。据我和毛主席接触中的了解，他是不赞成‘破四旧’的。我也不赞成。”

“毛主席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搞‘破四旧’这类东西，毛主席对此并没有欣赏。林彪、陈伯达也没有号召这样去搞。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

“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对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不满意。但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也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1]

按照王力的说法，从红卫兵走上街头，他就不赞成“破四旧”。毛泽东也不赞成，林彪、陈伯达也没号召，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鼓动红卫兵干的，罪魁祸首是主管宣传的陶铸。这个谎编得实在离谱。

“破四旧”是《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提出来的。“十六条”的第一条就指出，文化大革命首要任务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破四旧”。它说：

“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即“破四旧”。

“十六条”据王力讲是毛泽东要陈伯达搞的，陈伯达找了王力、关锋等人在钓鱼台十四楼着手起草。言下之意，陈伯达和王力是主要起草人。对此，戚本禹还因为没提到他而颇为不满，说起草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后来林彪和叶群也参加过讨论和修改。最后，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讨论和审定。”[2]

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毫无疑问是毛泽东亲自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制定并经中央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号召“破四旧”，而参加起草的王力，三十年之后竟然说他和毛泽东都不同意“破四旧”，这不是公然撒谎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依据的就是“十六条”。他们先是剪裤管、改路名、砸招牌，很快便发展成抄家、打人、打死人。他们之所以能为所欲为，无人敢管，就是因为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有“十六条”作依据。

红卫兵组织的蓬勃发展和走向社会，是在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大会之后。接见前，红卫兵只是个别中学的学生组织，活动也限于校内。接见后，红卫兵组织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并迅速冲向社会。那次接见，毛泽东戴上了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献的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的名声一下子便如日中天。毛泽东又问了宋彬彬的名字，鼓励说：“要武嘛！”表面上看，“要武”只是对名字中“彬彬”二字的调侃，实际上，毛是在用“十六条”教导红卫兵。“十六条”第四条提出：“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泽东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段出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话，下文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整个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都把毛泽东的这段话奉为圭臬。“红八月”的暴烈行动，更是与此直接相关。

王力说，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制止红卫兵的暴行，是“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仿佛毛泽东不知道红卫兵在杀人。这又是弥天谎言。8月是文革再发动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文革进程，连细节也不放过，一切都在毛的掌控之中。8月20日，林彪向毛泽东转送了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简报》。他显然是对红卫兵的暴行感到不安，想提请毛泽东注意。不料，毛泽东在转送文件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3]我们无从得知那份简报的内容，但从批语来看，决不会是剪裤管之类。那种小事，林彪是不会转送的。简报反映的很可能就是抄家、打死人的事。

当年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回忆录中也记下了毛泽东对“破四旧”的态度：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4]

这段回忆把三个人对待“破四旧”的态度，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作为市委书记，吴德深感承担不起这场屠杀的历史责任，所以他决心说服毛泽东结束“混乱局面”。所谓“混乱局面”，指的就是血腥屠杀。他想不到他的“期望落空”。他用“雄才大略”、“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来形容毛泽东的回答，其实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也是要向后人厘清这场屠杀的责任。

林彪明显也不赞成打死人。他先用“这是个伟大的运动”抽象肯定“破四旧”，但话锋一转，他说“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联系前边的转送简报，他其实是在规劝。他的话和当年刘少奇说的“饿死人是要上书的”，本质上没有不同，只是说法更婉转而已。

只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对这场屠杀毫不介意。他对吴德汇报的回答是：“破四旧”动了几代遗老，“这样也好”。这完全符合毛泽东的革命思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何况，只是打死几个遗老！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破四旧”中放纵红卫兵虐杀“黑五类”所造成的恐怖景象，正是毛泽东震慑“反革命派”的重要手段。

王力自诩是在和毛泽东接触中了解到毛对“破四旧”的态度的，但他既没讲具体时间，也没讲毛泽东是如何表述的，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子虚乌有，无从判断。而林彪和吴德跟毛泽东的接触，都是在“破四旧”进行之中，他们所反映的毛对“破四旧”的态度，清晰而又明确，决非王力的谎言所能否定得了的。

王力把“破四旧”的罪责推给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在“破四旧”中，官方舆论确实起了煽风点火、助纣为虐的恶劣作用。但那绝不是“具体工作人员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恰恰相反，正是毛泽东指使他们这样做的。

8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唐平铸（《人民日报》代总编）、胡痴（《解放军报》代总编）时说：“现在学生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我们领导，在报纸宣传上，不要违反学生的潮流。”[5]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社论说：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

“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很！”

从8月26日到9月1日，是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据王友琴统计，26日打死125人，27日228人，28日184人，29日200人，30日224人，31日145人，9月1日282人。8月29日正是高潮的顶峰。社论把被红卫兵殴打、屠杀的人冠以“寄生虫”、“吸血虫”、“人民的仇敌”，强调了红卫兵行动的正义性质，又称赞红卫兵的行动好得很，分明是为大屠杀推波助澜、火上浇油。这可是奉毛泽东之命而撰写的社论。有学者说，撰写、修改该社论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不知王力是否参与其中。不管是谁撰写的，该社论是奉旨行事殆无可疑。

文革结束后，“红八月”的残酷真相陆续曝光，红卫兵杀人手段的残忍，惊世骇俗。王力为洗白自己，罔顾事实，竟然说他和毛泽东都反对“破四旧”。这既表现了他推脱罪责的无耻，也流露出他对深重罪孽的恐惧。他说是毛泽东，其实正是他自己“没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

戚本禹机关算尽

王力“反思”十五年之后，《戚本禹回忆录》出版了。和王力一样，戚本禹也竭力洗刷当年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的罪恶。那罪恶毕竟太大，责任人谁都想切割。最好的切割办法就是把罪责推给别人。王力推给了陶铸和新华社、《人民日报》，戚本禹则推给了叶剑英、万里和首都工作组。

和王力不同，戚本禹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罗列“事实”，用“事实”来证明他的观点。他在《后记》中说：“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我相信有一天，即使不同意我的立场、观点的朋友，也会承认我说的那些事都是真的。”

果然，2017年1月《红色中国》网站发表了一篇被称作“中右”人士的东夫写的文章《不可不读的〈戚本禹回忆录〉》，副题是“你可以不同意他讲的道理，但必须面对他摆的事实。”文章说，读了戚本禹讲述的查抄东风市场、写报告阻止大兴屠杀的事实，才知道原来“破四旧”是叶剑英和万里搞的。经历过文革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说法的荒唐。但戚本禹的“事实”，确实迷惑了相当多的人。到文革一代逐渐故去之后，戚本禹描述的“事实”说不定真还就成了“信史”。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分几个小题目，看一下戚本禹的观点和他回忆所涉及到的具体事实。

（一）红卫兵和破四旧

戚本禹说：“否定文革的人，总是把红卫兵与1966的‘破四旧’，所谓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与其中的随意抄家、乱打人、打死人和破坏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实这里的情况很复杂。”[6]

他首先把红卫兵和“破四旧”作了一个切割。按照他的说法，把红卫兵和“破四旧”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是否定文革的人的别有用心。但是“破四旧”毕竟是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没有红卫兵就没有“破四旧”，直接切割于理不通，所以戚本禹用了一句含糊的话：“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复杂就复杂在“破四旧”上。前面说过，红卫兵敢于肆无忌惮地“破四旧”，就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对此，戚本禹并不否认。他说：

“本来‘破四旧’是十六条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赞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7]

既然“破四旧”的活动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那么“破四旧”的罪责理应由中央文革承担。但是，戚本禹话锋一转，轻轻的一句话，就把责任推掉了。他说，虽然“破四旧”是革命行动，“但是，后来在某些权势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旧’行动演变成了一场乱抄家、乱打人、打死人……的非法行动。”是什么权势人物呢？“据文革小组当时的调查了解……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任重在里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8]

在这里，戚本禹又进行了一次切割——切割“破四旧”。即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的“破四旧”本来是革命行动，后来在叶剑英唆使下才演变成了红色恐怖的非法行动。因此，打死人的责任应该由叶剑英和王任重承担。（按：王任重和首都工作组毫无关系，只是因为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和江青有矛盾，戚本禹就把他也拉上了。）这种切割，只能骗骗没经历文革的年轻人。

红卫兵走上街头是8月19日，当天就打死了人。8月24日打死人的数目上了两位数，26日上了三位数，9月1日打死人的高潮结束。前后不过十二天，何来演变？在这十二天中，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人民日报》狂热地吹捧红卫兵，从未间断，吹捧的内容正是他们的抄家、打人。8月31日，正值“红八月”的“红色恐怖”高潮中，毛泽东第二次检阅了红卫兵，对红卫兵的“破四旧”大加赞赏和鼓励。在检阅之前，林彪审定别人为他起草的讲话稿时，在“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话后边，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毛泽东作最后审定时批示给林彪：“这样修改很好。”[9]

当然，叶剑英、王任重也吹捧红卫兵“破四旧”。那段时间。举国上下无人敢不吹捧，就连最敢讲话的陈老总，也说：“群众运动打死几个地主有什么了不起的。”[10]大家吹捧，是因为都在看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脸色行事。现在始作俑者不承担责任，却拉追随者垫背。戚本禹自己在回忆录中承认了对红卫兵“破四旧”“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可是却一点不反思自己的罪孽，还用垫背者来洗清自己，手段未免低下。

（二）关于首都工作组

戚本禹把“破四旧”的责任推给叶剑英，主要根据就是首都工作组主持了“红八月”的遣返。他说：

“就在红卫兵上街进行‘破四旧’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组以加强首都安全的名义，实施了一项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坏以及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驱赶出北京的计划。而他们用来出面执行这项计划的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带头。”

“我记得在一次毛主席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还向主席汇报了把一批人驱赶出北京的事。当时主席对这种做法是有疑问的，主席认为只要这些人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那就应该就地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管，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地赶走。主席说你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那叫农村怎么办啊？由于主席的表态，总理就中止了这个计划的实施。”[11]

首都工作组确实实施过一次遣返，但不是在“红八月”，而是在它刚成立的1966年5月。周恩来在1967年1月曾对此事作过说明：

“文化大革命初期，总要把地、富、反、坏弄走，有些不稳定的人也调一调。组织一个工作小组，但又担心扩大，有点踌躇。请示主席，主席指示，除个别劳改犯外，其它自己消化，不要把矛盾上交，也不要把矛盾下放。”

“六月十日我请示过主席，六月十三日回来，传达主席指示，这个工作就停了。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12]

这次遣返和“红八月”红卫兵的遣返是两回事，它根本不是由“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出面执行的，那个时候中学生还在上课呢。据张民讲：“按当时规定的政策，第一步是清查，第二步是通过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员会，说服、动员其迁出北京。”[13]具体遣返了哪些人，由于看不到档案材料，不得而知。

戚本禹把首都工作组5月实施的遣返挪到8月来，目的就是洗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纵容红卫兵的罪责。他以为把事情推给首都工作组，罪责就可以让叶剑英承担了，因为叶是首都工作组的组长。其实首都工作组所做的一切事，第一要负责的是毛泽东，其次是周恩来，叶剑英不过是具体执行者。关于首都工作组的成立，周恩来在1967年讲过：

“我总想向你们说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时间。去年三、四月份罗瑞卿的问题被林副统帅揭发出来，后来彭真的问题也揭发出来了，首都安全问题也被提出来了。主席上半年没回来，就是因为不安全。主席在北京总的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根据主席指示，林总提议成立一个北京工作组，准备处理这个问题，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14]

原来因为毛泽东感觉北京不安全，不敢回来，所以指示林彪解决这个问题。林彪提议成立北京工作组，于是周恩来着手筹备，然后再由毛泽东批准，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这个由毛、林、周共同策划的神秘机构，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事无巨细均由毛泽东拍板的凌驾在政治局之上的机构。戚本禹把“破四旧”的责任推给首都工作组，以为这样毛泽东就洗白了，结果恐怕适得其反。5月指示首都工作组遣返和8月纵容红卫兵遣返，主意都是毛泽东定的。

（三）查抄东风市场

查抄东风市场是戚本禹所谓反对红卫兵打人的铁证，《回忆录》对此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戚本禹讲，红卫兵走上街头乱打、滥杀后，“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记者反映到文革小组来”，“为此，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周总理也参加了”。“总理和江青让我立即去了解情况，并去制止老红卫兵这种乱打乱杀的暴力行为。总理还派了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和我一起去。”[15]于是就有了查抄东风市场的精彩一幕。

笔者曾面对面听戚本禹讲过这段经历，有些细节比《回忆录》所写还要血腥。用不着怀疑这段史实的真实，那种血淋淋的场面，非亲历者编不出来。但是这件事绝对不是发生在“红八月”，而是在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重要通告》之后，即66年的11月下旬。

关于这份通告的出笼，吴德曾经这样讲：

“那时（是）武斗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了。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11月18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16]

戚本禹正是根据这个通告才去查封的东风市场。陈伯达取缔六中劳改所也是这个时候，《陈伯达遗稿》同样用这事说明自己反对打人。殊不知9月6日陈伯达还去六中支持红卫兵，那时六中劳改所已经打死人了，陈走后，六中红卫兵又打死学生王光华。

吴德的回忆是真实的，直到10月份中央文革小组还在维护毛泽东的放手发动群众、不准压制红卫兵的决策，连一份制止打死人的通告都不准发布，怎么可能在“红八月”开会研究红卫兵打人问题，还派戚本禹去查抄东风市场呢？戚本禹说是周恩来派他去的，我们不妨看看文革中周的讲话：

“东风市场设了点，有四间房子关了八个人，我想去，不方便。周荣鑫同志去过，雍文涛同志也去过。设点押人不能搞。”[17]

这是9月25日周恩来对首都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负责人的讲话，目的是婉劝红卫兵不要设点打人。直到9月下旬，周荣鑫和雍文涛都对东风市场的打人据点束手无策，周恩来的规劝也透着苦涩和无奈。如果“红八月”周恩来就派戚本禹抄了东风市场，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

戚本禹说，红卫兵乱打滥杀的情况，是记者反映给中央文革的。“红八月”之后，确有一位《解放军报》记者采访过东风市场，他在叙述了目睹的惨状后，说：

“回到报社，对东安市场（按：文革中改名东风市场）红卫兵发生的过火行为，我连夜写出情况反映送往中央文革。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就传来，要记者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专门宣读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段语录。”[18]

这才是中央文革在“红八月”中的真实态度！诚如戚本禹所说，他们完全知道红卫兵的乱打滥杀，他们不缺乏了解情况的渠道。但是，在毛泽东不准压制红卫兵的指示下，在中央出台《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规定》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形势下，他们不会也不敢开会研究制止红卫兵乱打乱杀的暴力行为。他们不仅自己不制止，还坚决反对别人去制止。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解放军报》记者的采访反映，都是例证。类似的事还有不少。直到9月2日，周恩来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要求红卫兵不要打人，拘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讨论的时候，中央文革的人还坚决反对，致使该意见胎死腹中。

或以为戚本禹毕竟查抄了东风市场，这不也能证明中央文革反对老红卫兵的乱打、滥杀吗？笔者拟借用戚本禹的一句话：“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查抄是11月下旬，也就是冬天进行的。1966年的冬天和夏天，那可是乾坤大转移。毛泽东曾经说过：“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了。”[19]这部分人就是夏天“破四旧”、冬天“刮黑风”的老红卫兵。夏天，他们在学校里造反，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殴打校长、老师，打死人；冲上街头“破四旧”，抄家、批斗，打死“黑五类”；革命豪情高万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他们百般呵护、怂恿、支持。冬天，他们保爹、保妈、保工作组；上街贴大字报，刮“黑风”炮打中央文革，变成了“反革命”，遭致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严厉镇压，部分老兵甚至被关进监狱。东风市场打人打了三个多月，为什么没人敢管？11月下旬，中央文革为什么又查抄了它？道理就在于此。戚本禹把他冬天镇压老红卫兵的事搬到“红八月”来，企图以此掩盖他们夏天的罪行，心机虽深，但骗不了从文革走过来的人。

其实，王力也好，戚本禹也好，一直到关进秦城监狱，他们始终没有停止对红卫兵“破四旧”的歌颂。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记录红卫兵“破四旧”丰功伟绩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竟然是会议文件之一。也是在那个时候，林彪指示办《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筹办工作。1967年春末夏初，筹办就绪，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在陈伯达带领下到展览馆接见工作人员。据当事人回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个个脸上泛着罕见的红光，一副春风得意的神态，颐指气使。”[20]不知道那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戚本禹是否像他在回忆录中说的，认为“破四旧”是“随意抄家、打人、打死人”的非人道行为？这个展览办了两年，一直到1969年初才结束。到那时为止，社会上一直无人敢对“破四旧”说半个不字，而王力、戚本禹其时已经在秦城监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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