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期的台湾，内外交困。在外部，台湾被国际社会所抛弃，绝大多数国家都和中华民国断绝了正式邦交；在岛内，以本土力量为主体的反对派虽然刚刚遭受到高雄事件的重挫，但潜流汹涌，后劲不可低估；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代的外省籍党国政要相继过世。作为政治强人，蒋经国当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继续实行其威权统治，但是这种局面又能够撑多久呢？外有大陆的威胁，台湾自身的安全越来越成问题；内有本土力量的挑战，强龙越来越难压倒地头蛇。与此同时，大陆的中共政权却走出十年浩劫重现生机，邓小平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开放，在国际社会赢得广泛的尊重（那时，戈巴契夫还没上台呢，更没有发生“六四”）。一方面，美国利用大陆对抗苏联，另一方面，大陆则利用美国向台湾施加压力。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想出一国两制这条妙计。他们对蒋经国和国民党喊话：你们中华民国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了，趁早接受我们的一国两制吧，我们保证你们可以在台湾永久执政，保障你们的一切利益不受侵犯，只要你们愿意归顺我们，放弃中华民国的招牌，接受一个降级的王位。反过来，如果你们拒绝一国两制，那么要不了多久，本土反对力量就会起来取而代之，到头来你们既保不住中华民国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权。

应该承认，一国两制这一招果然厉害。如果蒋经国贪图一党之私，他完全可以在“民族大义”的幌子下与邓小平“相逢一笑泯恩仇”，接受一国两制，国共第三次合作，共同“振兴中华”；既体面，又实惠。如果蒋经国接受了一国两制，那么，台湾就成了今日之香港。有中共做后台，国民党要保持威权统治就更为容易，台湾的民主力量不得不面对更强大的敌人，要取得突破无疑就更为困难；即便搞起了民主，那也只是今日香港式的民主，国民党外省籍权贵仍然可以稳居主导。然而，蒋经国没有接受邓小平的盛情邀请，坚决拒绝一国两制，同时大力推动政治改革，解除党禁报禁，从而使台湾走上民主化的不归路。一旦台湾实现自由民主，一国两制就失去了着力点：统治者可能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而愿意接受一个降级的王位，但是，获得自由民主的人民决不愿意在自己头上再来一个专制的太上皇。

当初，邓小平曾经说过八十年代三大任务，其中之一就是统一台湾，可见是如何的自信满满；可是等到蒋经国开放民主，邓小平就知道他的统一台湾的宏愿不可能实现了。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对戈巴契夫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上述分析我最早是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出来的。后来我读到一些中共官方学者的言论，他们也认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为蒋经国量身定制的，历史机遇稍纵即逝，时不再来，因此，随着台湾民主化以及蒋经国的去世，这一和平统一的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剩下的只有武力统一了。

2、关于“以经促统”以及香港和西藏的前车之鉴

自从台湾走上民主化的不归路，中共当局就知道它的一国两制方案已经破功。接下来这三十多年，中共做的主要是防独，而不是促统，因为和统已经失去着力点，武统又没有把握。不少人谈到中共的以商逼政，以经促统。不错，中共采用经济手段可以对台湾的政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不可轻视；但是要靠经济手段去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则注定办不到。因为大多数台湾人分得很清楚，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台湾人决不会因为和大陆经贸往来的得失损益而自愿放弃主权。

毫无疑问，台湾要防止成为第二个香港或第二个西藏。不过严格说来，台湾的情况是和当年的香港与西藏很不一样的。

先说香港。香港之所以被一国两制，并非出于港人的自愿；此前香港的主权在英国人手里，是英国人把香港交给中共当局的，而英国人这么做也是形势所迫。

中共在1949年夺得政权，本来就可以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号下“解放”香港的，不过当时中共没有那么做。当时，中共为突破西方在外交上的封锁，和英国就香港问题达成非正式协定：中国不索取香港主权，以此换取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接下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和西方进一步高度对立，西方对中国实行物资禁运，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成了中国和西方转运物资的唯一仲介，对中国有不可替代的利用价值，所以中国一直没有收回香港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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