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下党示意图。（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按：对共产党憎恨的人进行妖魔化，一直是地下党的任务之一。共产党的创作怎么能不“主题先行”呢？他们一定要先划一个框框，然后叫写文章的人在这个范围内去写，还力求写得生动。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一九五三年，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摄制了一部名叫《儿女经》的影片，编剧署名黄笛，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画家黄永玉。

一九四八年起黄永玉便在香港生活。他搞木刻，搞美术，也搞电影编剧，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多才多艺的人。他在《大公报》和《新晚报》的副刊担任业余美术编辑，又在长城担任业余编剧，还参与编辑《长城画报》，这是当年我们在金边时喜欢看的。

黄永玉创作《儿女经》，是以他的邻居严庆澍的家庭生活为素材的。黄永玉说：“写这部戏的动机是来自我一位好友身上，一天到晚吵个不休，前因后果，未始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我想，弄一部以孩子教育问题为中心的戏出来一定是蛮有意思的，就大胆向袁老总（袁仰安）和一些友好提出来。”

剧本经名导演陶秦整修，并由陶秦导演，拍成了一部社会写实与伦理主题相结合的“王牌之作”，当年十分轰动。

黄永玉多才艺以严庆澍家写剧本

香港电影资料馆编撰的《香港电影大全》，对《儿女经》有如下点评：

五十年代香港所谓“左派”阵营的电影，都有着一套严格的创作主导思想，慨言之，就是“主题先行论”。《儿女经》要探讨的，是家庭中孩子的教育问题。

故事说在报馆工作的颜兴堂（苏秦），生有七个孩子，整天要为生活奔波，晚上还要写稿来帮补家计。妻子（龚秋霞）单是家务便应接不暇。七个儿女都有缺点：长女大明（石慧）念的是私校，染上了贪玩虚荣的毛病；次子二毛喜拆修机械；三毛好吃零食；四牛野蛮好斗；五弟虎儿（黎小田）与六弟龙儿终日嬉戏，爱把墙壁涂得花斑；最小的女婴客满则整天啼哭。

影片难得的地方是充满趣味性极强的生活细节（如五、六弟用铅笔铇铇筷子），七个孩子的戏安排得流畅生动，丰茂的枝叶衬托着鲜明的主线（大明渴望要买一辆脚踏车）。美中不足的是结尾流于教条化，张叔叔（平凡）的“导师”和“救星”身份简化了整个问题，完全掉进“主题先行论”的窠臼。

此外影片也未能摆脱某种原始的反富人情绪。当然贫与富有其生活上的矛盾，影片亦不乏敏锐的笔触，但在下半部带出唾弃资产阶级生活的讯息时，也不免同时否定了弹琴跳舞等活动及年轻人自发的思想感情。因此，影片所标榜的健康生活方式，其实是十分褊狭的。

共产党的创作怎么能不“主题先行”呢？他们一定要先有一个主题，或是先划一个框框，然后叫写文章的人在这个范围内去写，这样如何能写得生动和真实？当年他们在《新晚报》炮制的《侍卫官杂记》和《金陵春梦》，便是主题先行的样板。

周榆瑞命运与《侍卫官杂记》

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陆建立起政权后，其在香港的地下党便负起了妖魔化国民党及蒋介石的任务。一九五○年代初，周榆瑞以宋乔的笔名在《新晚报》连载《侍卫官杂记》，后由学文书店于一九五二年出单行本，是黄永玉设计的封面。

香港本土作家许定铭说：“《侍卫官杂记》是本日记体的长篇小说，假借侍卫官陈镇坤的名义，写他当‘蒋先生’贴身侍卫时的所见所闻。当时的‘侍卫官’，相当于旧日的‘御前带刀侍卫’，皇帝要出巡、游玩、开会……侍卫官当然要亦步亦趋，开路并当保镖。因长年在‘蒋先生’左右，接触到的轶事自然甚多，只看你怎样下笔。由于宋乔曾以记者身份驻过南京，对蒋朝各阶官员的生活及行事方式了解深入，写起来得心应手。作者一开始已蓄意丑化‘蒋先生’，选材便以负面内容为主，行文幽默风趣，极尽挖苦之能事，很受普罗大众欢迎。读者以消遣性质，一笑置之的态度读之可以，绝不能视之为真正的历史事件。”

吊诡的是周榆瑞于一九五三年被中共诱回大陆，在赴苏州的火车上被捕，理由是他在国共内战期间担任《大公报》记者时常常进出美国大使馆和美国军事代表团，并且同一名英国记者关系密切。该记者被中共认定为英国情报人员，因此周便当然是英国间谍了。周被扣押到一九五七年，直到他答应充当中共的间谍以后才被释放回香港。慑于中共的红色恐怖，周榆瑞终于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秘密离开香港前往英国，并用英文出版了一本叫《彷徨与抉择》的书，说他的出走是为了让下一代能过自由的生活。周榆瑞一九八○年在英国病逝。

罗孚策划抹黑蒋介石的《金陵春梦》

由于《侍卫官杂记》的成功，《新晚报》老总罗孚便想再接再厉，弄出又一篇奇文，塑造一个所谓“真正的蒋介石”。《新晚报》开了几次会，谁也不肯接受任务。推来推去，任务落到了严庆澍身上，理由是：他在蒋介石发迹的上海住过，又上过抗日战争前方，到过内战前方，还到过台湾等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当时任务不重，每天写稿只有两三千字，时间充裕。

但是，用什么来写呢？严庆澍不但与蒋介石毫无渊源，在蒋介石执政的几十年里，他连总统府的大门都没有进过，就连蒋介石本人他也只远远看到过一次。事实上，《金陵春梦》完全是虚构出来的。这位被中共称为“一位赫赫有名的文坛奇才”的人，因恶搞得煞有介事，在香港、大陆甚至南洋和欧美华人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金陵春梦》的开篇无疑是先声夺人的，写得也很精彩。不过，说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究竟有什么依据？当时，罗孚手里恰好有友人送的五页“八行笺”，据说真是蒋介石的一个侍卫官写的，说的是抗战时河南曾有一个叫郑二发子的人，到重庆寻找蒋介石，说他是蒋介石的亲哥哥。蒋介石并没有为难他，只是叫戴笠把他遣送回乡。

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梦想当朝总统是自己的弟弟，前往冒认，以期一朝富贵，或打点秋风，并不为怪。蒋介石没有把他关起来，只着手下送他回家，说明蒋先生的大度；如果有人胆敢冒称是毛泽东的哥哥，跑到北京城认亲，这人不被人间蒸发，才是怪事！毛泽东死后，不是有不少女人到党中央冒认她们的孩子是毛的骨肉么，党中央又是如何对待这些女人呢？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的书里说过：毛主席有性病，他早就不能生育了！

严庆澍妖魔蒋介石为党立大功

严庆澍以那五页材料为骨架，再翻阅蒋氏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蒋的传记资料……，便这样杜撰开了，天南地北，子虚乌有，一直写了八本之多。他巧妙地从“郑发三子”的故事铺延开去，说蒋介石的生父是河南人，姓郑，生三子，介石排行第三，故名“郑三发子”。后来他的母亲王采玉带他南下浙江嫁给奉化人蒋肇聪，“油瓶子”“郑三发子”遂改姓换名为蒋中正。严庆澍还牵强附会地说“中正”谐音“宗郑”，说明介石自认来自郑家，真是刁笔一转，可致人于死地。《金陵春梦》对蒋介石尽情妖魔化，使看书的人以为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在国民党败走台湾和共产党如日中天的一九五○年代初，严先生的生花妙笔确为党立下大功。为了与“宋乔”相呼应，他取了“唐人”的笔名。

抗战期间严庆澍曾入读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半工半读。一九四六年他在上海加入《大公报》，一九四九年转香港《大公报》。一九五○年《大公报》增办《新晚报》（即《大公晚报》），严就在《新晚报》工作，直到一九八一年因心脏病于北京去世，死时身上盖着党旗。严先生为他的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只是主题先行的两个典型实例。几十年来，中共笔杆子的创作绝大部分是主题先行，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徒污笔墨。有人说：严庆澍是抗日时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他一生中用近四十个笔名发表多部红色宣传品，是“逼出来的‘革命’的多产作家”，和陈伯达一样是受中共之命制造谎言的笔杆子。

污名蒋介石的左派报人冯英子

有文章说，“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始作俑者是著名左派老报人冯英子。一九四九年五月，夏衍（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等人在香港创办《周末报》，冯英子任总编辑兼总经理。不久有人投稿，说抗战时期河南有一个叫郑二发子的人到重庆找蒋介石，自称是蒋介石的亲哥。蒋并没有为难他，只叫戴笠把他送回去。冯英子想起他从上海到香港时，在船上认识一位张大同先生。

到香港后，张大同和冯英子同住在大道东的真教围，两人经常在一起侃大山。有一次张大同谈了蒋介石幼年时叫郑三发子的传说，佐证了冯英子收到的那篇稿子的故事。冯英子于是在《周末报》上撰文，把郑二发子重庆寻弟的事情叙述一遍，然后发了一通议论。唐人在《金陵春梦》里所写的故事，就是从《周末报》抄来的。这一对蒋介石抹黑的故事流传了几十年，到今天仍然有人相信，你不能不佩服中共御用文人们造谣诽谤、无中生有的“功力”！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二十三辑）刊载了何国涛写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宓熙（原蒋介石侍卫队大队长）写的《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唐瑞福与汪日章合写的《蒋介石的故乡》等文，彻底澄清了唐人在《金陵春梦》中所写的海外奇谈，只是谬种已经流传，流毒甚广，但能看到这些文章的能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