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还特意发推文感谢习近平,原因在于习同意美方派专家和飞机去武汉撤侨,并因此得到了中共外交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批准以及中国航空系统的配合。
在美国率先宣布撤走自己的国民后,法国、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也都开始运作撤走自己的国民。这说明武汉疫情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共官方披露的信息,也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像。而且,更加有可能的是,美国等国从本国出现的病例身上的病毒中发现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但都不便明说。
1月11日,香港的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透露,根据病毒基因图谱比较发现,与武汉肺炎病毒最接近的,是浙江舟山蝙蝠类SARS冠状病毒。此外,海外有自媒体引用相关专家的分析,确认武汉肺炎病毒的E蛋白与舟山蝙蝠病毒具有100%相似度,这说明武汉新冠状病毒是中共改造过的人造病毒。而诡异的是中共研究病毒的研究所距离发现首例武汉肺炎患者的华南海鲜市场不过20里。这是一所怎样的实验室?是实验室病毒意外泄露还是有意投放?
1月25日,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的美国著名记者比尔·戈茨在美国白宫前首席策略师班农的“作战室”接受采访时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生物安全实验室,简称P4实验室)是目前中共唯一公开的具有研究生化武器项目的实验室。他提到美国国务院在去年年度武器条约合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深信中共正在秘密进行进攻型生化武器研究怀疑项目。戈茨还表示,中共实际上并不在乎病毒扩散爆发有多严重,其最为重视的是其政权。
而《华盛顿时报》则援引研究过中国生物战的前以色列军事情报官员、负责中东和世界范围内的生物和化学战研究的丹尼·肖汉姆(Dany Shoham)的说法,称武汉病毒研究所与北京的秘密生物武器项目有关。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生物武器研究是作为中共军民双重用途研究的一部分而进行的,“绝对是秘密的。”“武汉病毒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但该研究所中的某些实验室与中共军队或中共生物武器项目有关。”
此外,肖汉姆去年7月在《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从事生物武器某些方面开发的四个中国实验室之一,过去曾研究过SARS、H5N1流感病毒、日本脑炎和登革热、埃博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等病毒。“冠状病毒(特别是SARS)已在该研究所进行了研究,并可能保存在里面。”
虽然无法证实,但由武汉开始的致命肺炎病毒的来源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应该是脱不了干系的,它极有可能是中共军方研制的生化武器。对于这种致命病毒如何从实验室中“外泄”,肖汉姆表示,有可能是通过在有关设施出来的人不知不觉被感染上病毒而带出。但网络上亦有消息怀疑是中共为摆脱当前政治压力而有意投放的。
不管是实验室病毒意外泄露还是有意投放,以美国的技术应该检测到了新冠状病毒并不简单,进而推测是与生化武器有关。正如去年美国国务院在年度武器条约合规报告中所担心的“美国怀疑中共未能取消其生物战项目,没有遵守公约的要求。美国还担心,中共的毒素研发项目可能会带来潜在的生物威胁”。正是出于对美国人生命的负责,美国政府率先撤侨,而且美国对中共所为应是高度戒备,并静观中共的下一步。
比如近日,就有美国官员表示,在新冠状病毒爆发后,中国网站上出现了一些虚假传闻,声称该病毒是美国阴谋传播生物武器的一部分。这可能表明,中共正在积极宣传做准备,以便应对未来的指控。
就在美国等国宣布撤侨之际,习近平前所未有的在大年初一(25日)召开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商讨疫情防控问题。这也再次说明武汉乃至全国多地的疫情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北京也不例外。
网上有消息指,北京感染者已达万人。身在美国的海外富商郭文贵最新爆料指北京市纪委已经死了6个人,是去武汉抓人时染上的,但被要求严格保密。更不合常理的是,北京纪委人死后上报中央和武汉疫情出来上报给主管卫生的常委韩正,没有得到任何回复。郭文贵推断理由有两个,一是不想让习知道,或者根本不让习知道;第二是提前和习说了,等疫情发展。
在笔者看来,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还是涉及到中共高层博弈,即与江派渊源颇深的韩正基于某种目的刻意隐瞒。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意味着习再次误判,而1月20日习突然高调发话,要求遏制疫情,背后同样应有故事。
在习发话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了急剧反转: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急剧攀升,武汉等多地封城,北京、上海等众多城市众多大型活动取消,一些地方发出了大中小学开学推迟的通告……。
而在大年初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共成立了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换言之,习近平将亲自掌控全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合理的推测是,会上,高层获得了最新疫情严重情况的报告,从公开报导中习对疫情的判断“加快蔓延”、“形势严重”之语看,当下已经到了非常紧急的状态,而他提出的首个要求居然是“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做好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加强舆论引导工作,加强社会力量组织动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等。
这表明如何处置、报导疫情,地方当局仍没有决策权,仍要服从中央的指示,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要求其实就在暗示各地方官员为了不引起民众“恐慌”,可以继续瞒报。至于“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回应境内外关切”,也不过是继续哄骗世人的伎俩。如果真的可以让疫情透明,大可开放媒体和自媒体,少一些言论管制,但这无疑是中共做不到的。
面对着失控的疫情,面对着外界对病毒研究所“泄露”病毒的质疑,做不到让疫情彻底透明的中共最高层,如果还不明白这场大瘟疫究竟为何而来,如果还相信靠着“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和“两个维护”可以将病毒消灭于无形中,可以让自己将病毒拒之门外,那么,未来将面对更为惨烈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