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大学生刘建用相机记录了89学运的全过程。近日，刘建在美国把他珍藏三十年的两千多张学运照片公之于众。刘建说，他曾经选择遗忘六四。但为什么他如今又公布这些照片？

记者：刘先生，您这两千多张八九学运的照片，您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拍摄的？

刘建：我当时21岁，是个大学生，学校里组织了一些去天安门的活动，我都参加了。实际上，当时我住得离天安门比较近，而摄影是我的一个爱好。我是拿着相机，一直在拍。当时，我拍这些，就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拍的。

参加学运的有社会各方面人士，以大学生为主，还有北京市民，各个企业，政府部门，还有警察和部分军人。甚至还有中央党校。

记者：这些照片中有哪些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刘建：其实很多照片都是经典的，从最开始，包括4.27大游行，包括绝食，请愿，最后到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早上。

记者：您说您看到了有军人参与示威，这些是戒严部队的军人，还是其他身份的军人？

刘建：军人包括有老兵、武警等，都是给了学生很大的帮助，他们很多人是穿着军装。我说的不是戒严部队的人，因为他们是军事行动的组织，不太可能参与到学生的行动里边。

记者：您的照片中，有没有六四事件本身的照片？

刘建：六月三日晚上我没有拍太多，因为当时是非常危险的。六月三日晚上，我记得我当时是在翠微路附近，就是城乡贸易中心前面那一块儿，都比木樨地还要靠东一些。当时是晚上，因为是胶片，是根本拍不出来的，那个胶卷后来根本就废了。

记者：六月四日临晨，天安门的局势平息下去了，事后您有没有去拍现场的照片？

刘建：没有去。六月四日早晨六七点，我起床以后，出门看见，当时已经有三轮车（板车）拉来一些已经死亡的人。

记者：你是亲眼看到的？

刘建：是我看到的，在水利医院。这些尸体放到了水利医院后面的一个小房子里。我拍了一些照片，那个房子里大概有三四十具尸体。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大学生，还是北京市民，或是其他身份，但不是军人。他们死得很惨。

记者：你看到他们身上是什么样的伤？

刘建：全是子弹打的。

记者：你能辨别得出那是子弹的伤，是吗？

刘建：一定是的。如果是砖头，或是别的东西打的，那伤口都不一样。

记者：当您看到这些尸体的时候，您的想法、感受是什么？

刘建：当时的心情非常沉重。因为这些人前几天还和我一样，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啊。他们可能是学生，可能是支持学生的市民，甚至可能是政府认定的暴徒，我觉得这些人最不该死。但实际上都是被枪打死的。在这二、三十具尸体里，有五、六具是直接打脑袋，脑袋是被爆开的。现场很惨，那几个场景我拍都没拍。

另外的一个房间里还有十多具尸体，我当时觉得给这些尸体拍照片也是很不尊重的。我拍了三、四张，我就出来了。空气当时的味道也很浓，血腥味。他们的血还没有干。

记者：当时您是支持学运的，但三十年后，您怎么看待这场学运？

刘建：其实我对政治并不敏感。当时，我从一个普通老百姓，或者一个大学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争取民主的运动，无论它对与不对，都应该是每一个人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

我从事件之后，就把这些图片藏起来了。当时，这些还是胶片，还没有洗印，大概两年之后才洗出来。在国内的这种状况下，这二十六、七年时间，其实我都是选择在遗忘。

记者：为什么选择遗忘？

刘建：对，选择遗忘。这也是共产党希望的，把这个事情淡忘，让时间去遗忘。

记者：您说选择遗忘，但这三十年，您还是把这些照片好好地保存着，是吗？没有想过要销毁吗，既然你已经选择了遗忘？

刘建：六四之后，政府动用了各种手段，包括从学校方面，从社会方面，收缴和六四相关的各种物品，当然图片和影像是最为关键的。

记者：就没有人找您询问过您拍的这些照片吗？

刘建：在学校，老师还是比较偏袒我们的，所以学校里面没有上缴。而我住在大院里，所以也没有象社会上那么深入地查。

记者：大院是指政府大院，还是军队大院？

刘建：我的父母都是军人。

记者：军队大院里是个什么氛围？对这个事件是什么样的看法？

刘建：我觉得他们后来都不太讨论这些问题，大院里都在回避这个话题。

记者：回避！回避也是一种态度。那么，在事过三十年后，为什么您有决定把这些照片公之于众呢？

刘建：我真的很后悔，这么晚才拿出来。在2018年底，快过元旦的时候，我就对女儿说，明年就是2019年，明年也是8964三十年。我女儿就很惊讶地问我，8964是什么？

我说，你不知道吗？她说，从来不知道。当时我女儿是15岁，但她不知道。所以，我很惊讶，我说，你们初中毕业了，你们对历史，都不知道8964是一个什么事件？那就是说，在中国的教育里面，完全把这一段是抹杀了。但作为中国来讲，作为教育工作来讲，应该让人知道真实的是什么。

记者：所以，您公布照片的意义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事件，是吗？

刘建：是的。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