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很容易把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的打压理解为一种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政治控制：监控、审讯、拘押、封口，以及对家属施压。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少数族群倡议者长期生活在海外，一个更值得警惕的变化正在浮现——离开中国国境，并不意味着摆脱中国政治权力的影响范围。近年来披露的一系列案例显示，北京已经把部分国内维稳手段延伸到境外，并通过家属、商业关系、数字技术、国际组织以及当地执法体系等不同渠道，对身处海外的人施加压力。这种跨国镇压的真正意义，并不只在于若干个体遭遇了什么，而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控制能力正在突破传统国界，而民主国家现有的法律和制度却未必已经准备好应对这种变化。
2025年4月，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与42家媒体合作发布《中国箭靶》（China Targets）调查。这项持续10个月的调查采访了生活在23个国家的105名受到中国当局针对的人士，同时查阅了中国政府内部文件、警察审讯录音录像、网络攻击记录以及其他资料。调查所呈现的并非几个彼此孤立的案件，而是一套具有相当稳定模式的跨境施压体系。受访者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异议人士，也包括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族群权益倡议者，以及因为讨论台湾、香港、西藏、新疆和法轮功等敏感议题而受到关注的人士。ICIJ认为，一些早年形成的国内安全操作指南至今仍能在海外针对异议人士的行动中看到痕迹。
调查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种压力并不一定表现为直接逮捕。对一个已经离开中国的人来说，真正有效的控制往往来自他仍然无法完全摆脱的社会关系。ICIJ调查显示，105名受访者中，有一半表示自己的中国大陆家属曾遭警方或国安人员恐吓、审讯；60人认为自己在所在国遭到跟踪或监视；22人称曾受到人身威胁或遭到袭击；19人报告遭遇可疑电子邮件或网络攻击，其中一些攻击被认为与国家行为者有关。
这种方式的关键在于，它不必直接触碰海外目标本人。一个人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或欧洲公开参加抗议活动，表面上享有当地法律保护，但他的父母、配偶、子女甚至其他亲属可能仍然生活在中国。如果国内亲属被约谈、警告或者要求劝阻其海外活动，政治压力就可以通过家庭关系传递出去。对于北京这种做法成本相对较低，因为它不需要在外国领土上直接实施传统意义上的强制执法；对于目标却可能形成一种持续存在的心理约束。所谓“跨国镇压”的危险性，恰恰在于它把一个人的政治表达与其无法轻易切断的家庭关系捆绑在一起。
ICIJ披露的内部文件进一步说明，这种方法并非完全依靠临时起意的个人行为。调查提及了诸如通过家属施压、限制活动人士进入中国以及利用金融和经济手段切断个人生活资源等做法。这里需要特别注意，调查报道所描述的是来自受访者证词和内部资料所揭示的操作模式，并不意味着每一起海外账户冻结、签证问题或商业纠纷都能够被直接认定为中国政府实施的政治行动。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当多种案例呈现出相似的施压逻辑时，民主国家不能再简单地把这些事件逐一视为普通治安问题或私人纠纷。
这种变化也解释了为什么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成为争议焦点。红色通缉令本身并不是国际逮捕令，而是成员国提出请求后，通过国际刑警合作机制寻找和临时拘捕相关人员、以便进一步进行引渡或其他法律程序的国际警务工具。国际刑警组织的宪章明确规定，该组织不得从事具有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性质的活动，并设有专门机制审查通缉令和其他通知是否符合相关规则。
问题在于，政治性质的案件完全可以被包装成普通刑事案件。如果一个国家把政治异议者描述为经济犯罪嫌疑人、诈骗嫌疑人或者其他刑事案件当事人，国际合作机构首先面对的就可能是一套看似正常的司法文件，而不是一个清晰标注“政治迫害”的案件。ICIJ调查发现，中国当局曾通过国际刑警合作机制追查异议人士、维吾尔族权益倡议者以及其他被北京视为威胁的人士；一些目标甚至是在边境接受检查时才发现自己受到相关国际警务机制的影响。
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刑警组织已经被某一个国家完全控制。恰恰相反，国际刑警组织近年来不断强化对政治性质案件的审查，2024年还公布了进一步解释其人权与中立原则的实践规则。真正的问题在于，国际制度永远依赖成员国提供的信息和执行结果。即使一个国际机构拥有审查机制，只要某个国家能够先把政治目标包装成普通刑事案件，再利用成员国之间正常的警务合作渠道制造法律风险，制度漏洞就可能被利用。
联合国体系同样面临类似挑战。ICIJ对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调查发现，在其分析的106个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联合国认证非政府组织中，有59个与中国政府或中共存在密切联系。这里同样需要区分两个概念：与政府关系密切并不自动意味着某个组织从事非法活动，也不能据此把所有中国背景的国际组织一概视为政府代理机构。但当政府关联组织大量进入国际人权机制，并利用会议、认证、外交活动和组织网络影响议题设置时，国际机构内部的开放性便可能成为政治影响力扩张的渠道。
习近平时代海外镇压的另一个特点，是国内政治安全逻辑与外交活动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ICIJ调查了习近平2019年至2024年间31次海外访问中的部分案例，发现至少有7次访问期间，当地警方对抗议者采取拘留、逮捕或其他限制措施，以避免他们在中国领导人访问期间公开表达异议。这里尤其值得民主国家反思：如果一个外国领导人的到访可以让当地执法机关主动限制本国公民的合法抗议，那么受到影响的已经不仅是某个异议人士的个人权利，而是东道国自身法律秩序的独立性。
更大的背景是，这种跨国镇压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但中国在规模、持续时间和手段的综合运用上尤为突出。自由之家2025年公布的十年数据记录了2014年至2024年间48个政府实施的1,219起直接、实体性的跨国镇压事件，涉及103个国家。其中，中国被记录为272起，占全部案例约22%，是这一数据库中最活跃的实施者。2024年单年则有23个政府在34个国家实施160起实体性跨国镇压事件。需要注意的是，这160起是所有国家实施者的全球总数，并不是中国一国的数字；而且自由之家明确指出，由于大量数字骚扰、家属胁迫和未遂行动难以独立核实，公开记录只能反映问题的一部分。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跨国镇压最有效的部分往往恰恰不是那些能够登上报纸头条的暴力案件。一个海外活动人士遭到袭击当然容易引起关注，但更常见的可能是匿名威胁、网络监控、跟踪、骚扰、恶意举报、商业压力、签证问题、家属施压以及试图诱使目标进入法律陷阱。自由之家指出，2014年至2024年的数据库虽然已经记录了大量直接实体事件，但数字监控、威胁以及针对国内亲属的间接胁迫很难完整统计，因此实际规模很可能高于公开数字。
2026年发生在意大利的一起事件，也说明这一问题并没有随着调查曝光而结束。意大利内政部门在2026年3月对8名被怀疑代表中国政府监视和骚扰异议人士的中国籍人员下达驱逐令。此前当地媒体报道称，中国国家行为者曾在2024年攻击一个负责保护中国异议人士的警察单位数据库。无论个案最终司法认定如何，这类案件本身已经促使欧洲国家把海外政治干预和跨国镇压视为国家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移民管理或普通刑事案件。
真正值得民主国家警惕的，是这种压力与正常的全球化体系之间存在一种令人不安的依附关系。银行体系、国际警务合作、大学、非政府组织、社交平台、移民制度以及跨国商业网络，本来都是开放社会运行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却也可能被一个拥有强大国家机器的政府转化为施压工具。一个制度越开放，就越需要假定参与者会遵守基本规则；而当某些政府把开放本身视为可以利用的弱点时，民主制度就必须增加新的防护机制。
因此，对跨国镇压的回应不能只是保护几个知名异议人士，也不能只在发生暴力事件之后追究责任。民主国家需要建立更加明确的法律定义、情报共享和执法培训机制，对外国政府通过代理人、家属胁迫、网络攻击和法律程序施压的行为进行识别；同时也必须加强对国际刑警通知、引渡请求以及其他跨境司法合作的审查，确保政治迫害不会因为换上一层刑事案件的外衣就获得国际合法性。对于大学、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也有必要认识到外国政治影响与普通外交交流之间的界线。
这场较量最终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中国异议人士的命运，而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一个人在民主国家获得庇护之后，他是否真正拥有表达意见而不必担心远在另一国的政府报复家人的权利。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国境线在法律上存在，在现实政治中却可能已经变得越来越薄。ICIJ的调查之所以值得长期关注，正是因为它把分散在不同国家、不同机构和不同案件中的线索连接起来，使人看到一种过去容易被当作个案处理的现象正在形成更清晰的结构。对于民主社会真正需要维护的并不是某一群人的特殊政治待遇，而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保护能力不能因为外国政府的政治意志而失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