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右）与徐志摩（左）是最要好的朋友，却没有参加徐志摩组织的“仇俄友俄大讨论”。（看中国合成图）
【中国观察北京时间2021年12月25日讯】近日，一篇关于胡适在联合国控诉斯大林的文章引发热议。该事件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但早在1925年10月，胡适就曾缺席徐志摩在《晨报副刊》组织的‘仇俄友俄大讨论’。作为与徐志摩关系密切的挚友，胡适为何对这一重大议题保持沉默？直到1926年出国途中路过苏联，他才在写给张慰慈的信中透露原因。
胡适坦言，当时许多朋友敦促他参与‘反赤化’讨论，但他始终犹豫。他强调自己的实验主义立场不容否定政治试验的正当性，更无法盲从传统观点。尽管仅在莫斯科停留三天，他仍认为苏俄的制度试验具有理想性与方法论价值，呼吁学界承认其试验权利。这种观点在随后数月的欧洲游历时进一步深化。
1926年底，胡适从英国启程赴美，对美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深感震撼。他在《漫游的感想》中提及，李大钊曾劝其回国参与俄国事务，但此时他已在美国。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日本经济学家福田德三的言论，后者因惧怕美国现实而不敢赴美，这种态度与李大钊形成微妙呼应。
胡适由此反思，社会革命的差异远非抽象概念可概括。他指出，许多知识分子仅高谈主义而忽视事实，这种学风值得警惕。这种认知使他最终对苏联实验形成独特见解，也为后世自由知识分子的讨论留下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