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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2022年9月4日讯】
荷兰农民抗议政府关闭大片农田计划的行动升级，他们在荷兰各地的高速公路上设置路障，导致多条道路被封锁。
荷兰农民的抗议活动，旨在反对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的全球主义政府试图强加欧盟严厉的氮排放法规，可能会导致荷兰多达30%的农场消失。
此前，在警察与农民抗议者发生冲突后，紧张局势一直升温，一名警察甚至向拖拉机车轮后面的一名少年开枪。尽管并未射中，但警察因过度使用致命武力而受到严厉批评。
荷兰农民的抗议是对吕特政府试图实施激进的气候计划的回应，该计划是到2030年将牲畜的氮排放量减少一半，以实现欧盟提出的自然保护区网络Natura 2000计划中规定的目标，该计划要求成员国从被认为具有生态重要性的地区取消工业或农业。
吕特政府表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一些农场需要减少95%的排放量，并且该国30%的农田应该彻底关闭，尽管俄乌战争导致的粮食危机在不断发展。
虽然荷兰政府将此举视为“不可避免的过渡”，但农民们称，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针对，因为其它欧盟成员国在尝试实施布鲁塞尔议程方面几乎没有那么积极。
本月早些时候，荷兰政治评论员伊娃‧弗拉尔丁格布鲁克对布莱巴特新闻发表评论说，她的国家正被用作《世界经济论坛》大重置的试验场，并表示“所有这些政策都来自这些机构，而且它们正在被首先在我们的国家实施，与加拿大一起，我们在这个议程上是一个试点国家。”
弗拉尔丁格布鲁克说，通过控制粮食供应，政府将能够“完全控制”人们的生活，“如果他们可以规定什么时候可以吃什么，什么时候可以吃或不可以吃的话”，那么“战争就已经开始了”。
荷兰拥有强大的农业和畜牧业，出口大量农产品，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气候激进主义和动物权利激进主义在荷兰众议院和荷兰的一般政治话语中变得越来越普遍，特别是随着荷兰动物党（Party for the Animals）作为政治力量的出现。
此后，荷兰绿党、绿色左派（GroenLinks）和社会自由派的民主66（Democraten 66，简称D66）等政党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了农民向可持续农业转型的必要性。这些政策建议一直遭到荷兰农民及其代表的反对。
到2019年，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报告称，只有通过直接行动才能制止氮对荷兰土壤的严重破坏性影响。该研究所称，农民对全国46%的氮排放负有责任，主要是由于畜牧业产生的牛粪。
基于此报告，D66众议院议员提尔德‧德格鲁特（Tjeerd de Groot）在2019年9月9日提出新政策，将目前的荷兰牲畜数量减半。
农民国防军和农民维权团体对这些政策和建议发起抵制，声称该研究使用“阴暗的方法”将农民“描绘”为严重的污染者。他们称，他们被不公平地描绘成污染源，是因为政府希望让真正的大污染者逍遥法外。
农民们表示，他们的基本权利受到旨在降低排放的立法的威胁，并要求任何新的立法都不会威胁到要消除农业企业。他们还要求在提出新的立法之前进行更多的研究。
除了政府声称的氮排放危机之外，荷兰新闻媒体还报导说，由于政府对农业和畜牧业的监管增加，以及动物权利活动在荷兰民众中的流行，农民感到自己的生存受到了威胁。
2019年5月13日发生的一起事件中，多达200名动物权利活动人士占领了北布拉班特省博克斯特尔的一个养猪场，引发了畜牧业者的恐惧，并促使他们组织了农民国防军等团体。这些团体后来成为了农民抗议活动的主要参与者。
自2019年开始，荷兰农民一直在不断地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政府的激进政策。当年10月1日，数万名农民前往海牙抗议，他们的拖拉机造成了一千多公里的交通堵塞。10月11日，荷兰农民在弗里西亚和布拉班特省抗议新的氮排放立法。结果，弗里斯兰省撤销了这项法律。
在政府于2022年6月10日，额外拨款243亿欧元资助农业改革，而这可能会使许多农民大幅减少牲畜数量或彻底宰杀牲畜后，抗议活动变得更加突出。政府的提议旨在到2030年将全国的氮氧化物和氨污染减半。据政府估计，这可能导致荷兰约30%的畜牧场关闭。
自此，荷兰多地发生抗议活动，导致政府出动防暴警察，并部署催泪瓦斯以驱散抗议活动，多个城市宣布紧急状态。
7月6日，警察在试图封锁弗里斯兰的一条高速公路后向开着拖拉机的农民开枪； 没有人受伤。一些渔民已经开始封锁港口，声援农民。
农民抗议活动得到了荷兰民众的广泛支持，也得到了海牙市长等地方官员的协助。民调显示，大部分民众支持抗议活动。
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IPCC官员奥特马尔‧埃登霍费尔（Ottmar Edenhofer）发出了一些惊人的忏悔言论：“基本上，将气候政策与全球化关键主题分开讨论是个大错误。……必须明确表明，我们通过气候政策，事实上重新分配了世界财富。……人们必须走出幻觉，不再认为国际气候政策就是环境政策了。这几乎与环境政策无关了，与森林采伐或臭氧洞等问题无关了。”
听起来很熟悉？全球化，财富再分配，绿色新政，大重置。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气候变化。
这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其实，这并不新鲜。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新概念。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提出生态学概念的英国科学家阿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和达尔文主义动物学家雷‧兰克斯特（Ray Lankester）都是费边社会主义者（Fabian socialists）。兰克斯特甚至与卡尔‧马克思是好友。马克思把资本家标榜为工人之敌，而坦斯利和兰克斯特则把资本主义立为自然之敌。
环保主义是共产党人继续对抗自由世界的便利店。
巴黎气候协定是气候变化宣传的结果。根据协定，到2025年，发达国家必须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承诺支付1000亿美元，以帮助他们“减少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这是一个高明的财富再分配策略。
此外，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12%的美国，应该在2025年前减排26%~28%，而排放量占比最高（23%）的中国，只需要“最迟于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换言之，2030年之前，中共可以为所欲为，不设排放上限。
此项规定无疑将削弱自由世界的经济，而助长中共的势力。
碳中和（平衡二氧化碳的排放与清除）、碳信用（可交易的排放许可）、碳市场等概念正浮出水面，来势汹汹。发达国家的碳信用额度用完了，可以再向发展中国家购买。这些碳信用额度可以成为一种新型货币——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财富再分配!
2019年11月，彭博社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和副标题均令人不寒而栗：“气候改变了。科学家称，地球需要减少人口以应对气候危机。超过1.1万名专家签署紧急宣言，警告能源、食物和繁殖必须迅速作出改变。”
显然，气候变化理论驱动的社会运动正在改变世界。该理论建立在美化的假说和计算机模型之上，正在成为一种暴政，一种掠夺民众自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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