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舅舅祖大寿。吴三桂和他情同父子。这个曾经威名凛凛后来又身败名裂的将军，其实就是一个既慈祥又威严的老头。这个老头曾为大明江山出过死力，也曾大义凛然在生死之际多次拒绝满洲人的利诱。只是最后一次，身家性命和儿孙前途使他作了另一种选择。

这一次选择就扼杀了自己的精神生命，以往所有的功绩、忠贞，全都被泯灭。大忠大奸，大善大恶，竟然是一念之间判然分野。做人难啊!

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常受到你所连属的社会粗暴而蛮横的威胁。一个人，常常会突然陷入外部情势所造成的精神陷阱之中。比如，所依附的王朝灭亡了，无辜的生命会面临尽忠还是求生的考验;比如，一个妇女的丈夫死了，她面对的是苦苦守节还是忍辱再嫁的两难选择;再比如，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会在突然之间因为自己的亲戚犯罪而被株连入狱，虽然自己和这个亲戚可能根本不通音信。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王朝板荡，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简单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感的双重挑战，这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够强健，肯定要在这种重压之下委顿，再也难以发出热量。

《清史稿·祖大寿传》共四千余字，其中关于祖大寿降清之后六年之内的事迹记载仅寥寥三十二字：

明年，世祖定鼎京师，大寿从入关。子泽溥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1640)，大寿卒。

这枯燥平淡的几十字，从一个侧面明确传递出祖大寿生命中最后六年生活的压抑、灰暗：那是一种苟活。

明初有这样一个故事：元朝末年的礼部尚书危素，在元朝覆亡之后曾投井自杀却被救出。虽然他是个汉人，可是从一而终的原则却高于民族分野。朱元璋听说此事，认为其人忠义可用，把他招来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侍从文官。朱元璋此时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举动使自己也使危素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他因为欣赏危素的忠义而把他救了上来，却使危素陷入了不忠的窘境。他出于利用危素的品质而信任他，却使自己成了鼓励贰臣的人主。在危素尽心尽力地为他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朱元璋突然省悟到了这一点，当然，他是不会错的，那么只能是危素错了。于是这个危素在他眼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起来。有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屏风后闲坐，危素从门口进来，足声橐橐。朱元璋问：“来人是谁?”危素答道：“老臣危素。”朱元璋对危素泰然自若的语气十分反感，冷冷地说：“老臣危素，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

不久，朱元璋举行朝会，廷臣牵来元宫廷驯养的一头大象来表演节目。不料，这头大象可能是到了新环境不太适应，死活不肯表演，让满朝文武大为尴尬。朱元璋一怒之下，命人把这头大象杀了。可是事后一想，却认为大象是忠于故主，应该褒扬，遂命令予以厚葬。然后，他又让人做了块牌子，上面写上“危不如象”四个字，挂在危素身上，来奚落这个不幸的老头。不久，朱元璋找了个借口，把危素流放到了边远地方，让他在屈辱中郁郁而死。

我们不知道武人吴三桂是否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对于投降之后的精神代价，他必然比我们认识得深刻痛切。

吴三桂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六

历史上那座有名的宁远城，现在叫作兴城。

当年祖大寿亲自督建的古城墙依然雄踞，墙顶那些青灰色的古意斑驳的城砖，曾经印上过祖大寿和吴三桂的足迹。

游荡在古城之中，城中心的那两座巨大的石头牌坊吸引着所有来到这里的人的目光。这两座建筑依然以三百多年前刚刚矗立起时的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雄赳赳地俯视着过往人群，不过现在这种神气却显得有点自作多情。因为三三两两的游人们只是抬头看看牌坊上面那些依然精美的浮雕，然后摸摸下面那两个石狮子的头，没有几个人去认牌坊的主人费尽心思刻在上面的那几个繁体字。那几个字刻得极高，要认清楚，必须费老大的劲抬头才成。

前面的那座牌坊上的几个字是“忠贞胆智”，后面更为高大的那座上的四个大字是“登坛骏烈”。这些字的意思是表彰当初守卫这座城池的将军，表彰他们的忠贞和英勇。它们要表彰的人就是祖大寿和祖大乐。这两座牌坊是祖氏兄弟在皇帝的批准下自己修建的。后来，这两位热衷于自我表彰的将军同时背叛了他们的皇帝。

看着这两座石牌坊，最先想到的是它们为什么要建得这么高大，以至于经过其下的人会体验到一种压迫感。而且，下面还要放两头狰狞的狮子来保卫?

这里面体现了一种与世俗拉开距离的努力，一种俯视一切凌驾一切的意味。而这种俯视一切凌驾一切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这个社会的道德观念的核心。

基本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作为凝聚人心整合全社会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是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出发点和归宿。所以，每个社会总是竭力高扬这种价值观，巩固这种关系社会向心力的精神制高点。

在祖大寿投降之后，这两座牌坊已成了两座具象的讽刺。作为继任者的吴三桂，几乎每天都要经过这两座建筑。不过，他却从来没有提议拆掉它们。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当宁远继任守将吴三桂三百多年前再次穿过这两座建筑之下时，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七

崇祯十七年(1644)，大明王朝终于要咽下最后一口气了。

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开朝改元，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吴三桂手下的三万关宁铁骑成了最后一张王牌。正月十九，崇祯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这其实是饮鸩止渴的一步棋，吴三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大明朝用吴三桂挡住了前胸，同时也把后背裸露给了敌人。面对这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僚系统最后一次典型地表现了它的低效性。先是在皇帝焦急的注视下，满朝的文武大员面面相觑，因为怕承担责任，谁都不敢发言。后来，还是内阁首辅、大学士陈寅打破沉默，老相毕竟阅历深厚老谋深算，他首先慷慨激昂地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老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却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议一议再议，迁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没个结果。

李自成却不必等待廷议的结果。这一个月之中，他的大军已逼近畿辅。北京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只有到这个时候，朝廷才下了最后决心。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

面对平西伯这个尊贵的头衔，吴三桂感觉不到一丝兴奋。在等待朝廷决议的这一个月时间里，他的心情应该比北京城内那些官员更为焦虑。如假设在这一个月内吴三桂曾经多次失眠，也许不会离历史真实太远。因为他的性格里缺乏逆来顺受的因素，所以面对绝境，他的心理挣扎应该比常人激烈得多。有足够证据表明，在朝廷作出决定之前，吴三桂已经作出了某种决定。现在，皇帝的诏命已下，大明朝的最后一个柱石之臣立即行动，检阅步骑，带兵上路。

从宁远到山海关，距离是两百四十多里，在当时，按正常行军速度，两天内可以到达。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样短短一段路，吴三桂的大军竟然走了八天。是由于队伍过于庞大以至影响了速度，还是出现了什么特殊情况呢?这成了明清易代史上的一个谜团。

俯视一下当时的情势，这个谜其实并不难解。此时，大明朝的腹地已成鱼烂之势，大半领土已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李自成的军队连战连捷，士气正旺。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能挡得住李自成的步伐吗?根本不可能。吴三桂也许能在北京城下阻挡李自成几天，却没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作为受恩深重的军官，他应该与大明朝共存亡相始终。问题是，现在只有终，没有始;只有亡，不能存。如果天下势仍有可为，他有可能做个中兴名将，拯大明于危难，扶大厦于将倾，不论有多少艰难险阻，吴三桂也不会却步。可如果只是单纯地送死，他实在没有必要那么兴冲冲地自投罗网。

当然，吴三桂不能按兵不动。如果他按兵不动，就会成为帝国和民族的罪人，就等于宣告自己是叛臣逆子。他可不想给天下人这样的口实。

所以，吴三桂选择了这样一个最佳方案：拖延。他摆出一副对朝廷尽职尽责的姿态，在行进的路上等待着大明朝的灭亡。等到明朝的灭亡已经成了既成事实，他的效忠对象已经不存在之后，他就有了道义上的行动自由。下一步的取舍，就轻松多了。

真实的吴三桂在求生本能的指引下，在道德的荆棘阵中寻到了一条缝隙，作了一次诡秘的出逃。

天地巨变，终于彻底压碎了吴三桂身上的道德外壳，他选择了求生而不是殉道。经过多少不眠之夜，吴三桂才终于把自己从忠君报国的道德外壳下剥离出来，不过这种剥离是血淋淋的。毕竟，自命不凡的吴三桂有过真实的道德理想。他对自己的生命构想绝不仅仅是一个衣食俸禄层面的碌碌之辈。现在，他的人格理想已被击碎，可以肯定，自诩为血性汉子的吴三桂从此不得不面对世人的指指点点，他不知道自己最终将以什么样的形象进入历史。

吴三桂只能仰天长叹。

现在，他的前途中剩下的，只有家族的平安，个人的功利地位，还有，陈圆圆。

一想到陈圆圆，他觉得这一切损失毕竟还得到了补偿。这个女人啊!

只是在认识陈圆圆之后，他才明白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道理：原来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为了一个女人而存在的。

在拥有陈圆圆以前，他虽然有着风流将军的美名，但是他从来没有把女人真正当回事，女人在他眼里不过是供他消遣的玩物，不过是比其他东西更好玩罢了。可是自从结识陈圆圆之后，世界在他眼中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个女人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瑰丽、美妙而莫测的世界。他发现自己也变了，自己不再是以前那个汲汲名利的吴三桂了，他变得浪漫而多情，变得单纯而透明，和这个女人相比，许多以前显得那么重要的东西现在却无足轻重了。一个真正的女人可以改变世界。

现在，对他来说，做一个真正的男人比做其他任何一个角色都重要，甚至比做一个名垂青史的大英雄更重要。

现在，陈圆圆和他的家族，和大明皇帝一起，都留在京城里。他没法救出皇帝，但是，以他的三万铁骑，跟李自成去换取自己的身家性命和陈圆圆还是没什么问题。

八

吴三桂的算盘打得很准，就在他在勤王的路上缓缓行进之时，三月十九，农民军攻陷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用一根白绫，给大明王朝三百年的统治作了一个结束。

得到这个消息时，吴三桂刚刚走到河北丰润，距京城尚有数百里之遥。他忙撤兵返辔，率领大军奔回山海关。

这座依山傍海的雄关，将是他用来换取后半生前程的砝码。明朝的灭亡，使得这座关城已经姓吴了，他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不过，他知道，这座关城不论是对李自成还是对皇太极都是沉甸甸的。他完全有理由相信，李自成会为这座关城开出一个大价钱。李自成会找上门来的。

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明朝覆亡后的第十天头上，李自成的信使到了。带来了封吴三桂为侯的檄书，带来了四万两犒师银子，同时，还带来了老父吴襄的一封信。

一切都按照吴三桂的设想到来了，尤其是老父的这封信。皇帝已经死了，可是父母仍然在，这就是吴三桂在这个世界上堂而皇之地活下去的理由。忠臣是做不成了，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效忠的对象，可孝子这冠冕堂皇的社会角色还可以继续扮演下去，他的行为照样可以获得社会伦理观念的认可。父亲的信，说得多么有理：

……今尔徒饰军容，逊懦观望，使李兵长驱深入，既无批亢捣虚之谋，复无形格势禁之力。事机已失，天命难回;吾君已矣，尔父须臾!呜呼!识时势者，可以知变计矣。……我为尔计，及今早降，不失封侯之位，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骄愤，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受戮，身名既丧，臣子俱失，不亦大可痛哉!

是啊，大势已失，天命难回，帝国已亡，家族仍在。父母家小还有那日夜思念的陈圆圆都在李自成的手里，为了父母的生命，牺牲自己的名誉情有可原顺理成章。在大明他是平西伯，到了大顺他就是归命侯。寇贼杀了皇帝，寇贼就成了皇帝。从行脚僧起家的朱元璋可以做明太祖，那么，同样用血汗挣得天下的李自成为什么不能顺天应命抚驭万民呢?

现在，吴三桂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抛弃一直虚掩在身上的“忠臣”的外壳，不过里面还有一张“孝子”的面具，可以用来抵御社会正统价值评判系统的正面杀伤。在命运的逼迫下，吴三桂的生命欲望就像一只见不得光的软体动物，急匆匆地从一只外壳迁入另一只外壳。

吴三桂点齐兵马，把山海关交给大顺农民军，踏上了第二次西进的征途。

命运，却同他开了一次让他无比尴尬的玩笑。

走在西进之路上，吴三桂虽然心中还有点紧张，但是心境和第一次入关毕竟大大不同了。他不断幻想着，到京城之后会遇到的盛大欢迎场面，不免有几分激动。李自成也许会亲自迎接，所有新朝权贵都会出席接风宴会。封侯建府，钟鸣鼎食，他在大顺王朝可能前程更为远大……毕竟，他送给李自成的这份礼物不轻啊!

可是，四月初五，当吴三桂来到永平以西的沙河驿时，突然遇到了从京城里逃出来的家人。这个家人因多日逃亡形同乞丐，一见到吴三桂就痛哭失声。

原来，大顺军入城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追赃助饷，剥夺高官显宦们的家财来解决财政困难。吴襄虽有招子降顺之功，也不能例外。昔日巨富的吴府，现在已被搜刮得空空荡荡。

吴三桂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半天沉吟不语。他没想到李自成竟然送给他这样一份见面礼，看来他的如意算盘打得也不是太准。可是，自己已经走到这里，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也许他到了北京这些可以摆平。突然，他想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陈妾现在怎么样?”

家人告诉他，陈圆圆现在已是李自成驾下“权将军”刘宗敏的人了。

轰的一声，那些美好的幻想在吴三桂眼前彻底崩塌了。吴三桂像被人当众打了一顿耳光，原本白皙英俊的面庞一瞬间涨得血红血红。他觉得自己的头好像涨大了。三十三岁血气方刚的吴三桂，简直不能相信这样的奇耻大辱会劈头盖脸落到自己身上。好一群流贼，他把山海关拱手而献，他们却夺走了他最心爱的女人!什么封侯之赏，什么犒师银，都是敷衍，他们分明把他吴三桂当成了玩物!有生以来，没有人这么侮辱过他!吴三桂一把拔出腰间的佩剑，刀光一闪，面前的桌案已经被劈成两半。

“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

吴三桂出屋上马，调转马头。三万大军像一头发怒的雄狮直扑山海关。守城的农民军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已被袭杀殆尽，而闻讯应援的白广恩部，刚刚接近关城，也遭到痛击，竟然全军覆没。在战场上，很少有人能成为他的对手，尤其是在他狂怒之际!

一场激战之后的山海关出奇地寂静，吴三桂一个人坐在大厅之上，没有任何人敢进来。他既不是忠臣，也已不是孝子，命运撕掉了他所有的面具，现在，吴三桂只是一个因为女人而狂怒的男人。在狂怒过去之后，他发现自己真的无家可归了。

九

吴三桂多血质的性格特点，此刻又一次激烈地表现出来。性格即命运，而此时，性格即历史。就在他冲冠一怒的那个瞬间，墨一样浓的愤怒淹没了他的理智，当他静下来之后，吴三桂发现自己已被判定为一出悲剧的主角：他不但失去了国家，也失去了家族，同时，还有最心爱的女人。在这个条理分明的世界上，他丧失了经度和纬度，找不到自己的坐标。

冲冠一怒使吴三桂永远地背负了历史的重债，他因此而成了所谓“民族的罪人”。不过，吴三桂在这愤怒的一刻袒露出的人性底色是历史上一抹斑斓的色彩，否则这部历史就过于灰暗乏味了。这个由赤裸裸的愤怒驱动着的人，一瞬间挣破了文化在他身上形成的层层伪饰，显露出未被阉割的真性真情。否则，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不是历史罪人的吴三桂是什么样的呢?只有两种可能。一、他驱兵西进，与李自成激战于北京城下，以卵击石，壮烈殉国。一出情节单调重复的英雄剧背后是无意义的生命损失，对于历史进程不能有丝毫影响。二、吴三桂忍辱负重，为了民族大义，唾面自干，在那些羞辱捉弄了他的农民军将领前强颜欢笑，虚与委蛇，以此换取他们的残羹剩饭。很明显，吴三桂在大顺政权之下，非如此不能生存。这样的话，吴三桂确是兼顾了民族大义和身家性命，可是这样的人格形象是不是更为卑琐?

愤怒很快就过去了。冷静下来的吴三桂又恢复了理智，而他的理智是出众的。他迅速判明了自己的处境，他不甘于处于被打击被剥夺的地位。他要对命运反戈一击，永不服输的他在绝望中竭力奋争，试图冲出命运为他设计的险恶陷阱。

一○

顺治元年(1644)四月十五，清摄政王多尔衮接到了这样一封书信：

……流寇逆天犯阙……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之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上，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胁西胁，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唯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

这些充斥着“大仁”、“大义”字眼的文字——“亡国孤臣”吴三桂的这番“忠义之言”，是在吴三桂被李自成围困在山海关后写出的。走投无路之时，他顾不得什么华夷之分、敌我之辨，向昔日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发出了乞求。可是连乞求都是这么慷慨激昂，大义凛然，满腔悲愤，真好像文天祥再世，申包胥重生。可是，就连不识几个汉字的多尔衮也一目了然，这不过是一封投降信而已。他何尝不知道，这个“亡国孤臣”在几天前还仆仆奔走在投奔“流寇”的路上，兴致勃勃地想和流寇们分一杯羹!这些汉人真是会说话呀!

吴三桂重又捡起了通行的社会伦理符号。他并不指望谁真的从词语层面理解他的话，这只是一种信息的标准化包装而已，华夷通用。形式永远是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第一位的，虽然实际上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多尔衮并没有用心思品味这些华丽的词，他立刻感到了这封信不同寻常的分量。这真是天赐之机，父兄两代人征战多年，始终不能接近的这座雄关，如今唾手可得，逐鹿中原的宏愿即将实现，他怎能不大喜过望。多尔衮立刻发兵，向山海关奔去。

这时，山海关已经被李自成的大军团团围住了。李自成这次亲征，不光带了六万大军，而且还带来了吴三桂的父亲。

他知道吴三桂是有名的“孝子”，他希望吴襄能发挥比六万大军更大的作用。到了山海关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吴襄在阵前致书劝降。

可是这封劝降书对吴三桂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吴三桂现在不需要什么台阶来下，李自成那里已没有他落脚的地方。李自成收到了这样一封回信：

父既不能为忠臣，桂亦安能为孝子?桂与父决，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这冠冕堂皇的措辞让李自成无话可说。他知道，再和这个人费口舌不会有任何意义了。大顺军向这座著名的关城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当多尔衮的大军到达城下时，这座关城已是岌岌可危。激战已进行了一天一夜，大顺军的攻势越来越猛，有的地方，已攻上了城墙。吴三桂焦急万分，可是老谋深算的多尔衮却一点也不着急。他望着吴三桂那神情焦虑的脸，不慌不忙地提出，吴三桂得先剃发改服，他才能出兵。他还记着吴三桂那封慷慨激昂的信中装出的那副大明忠臣的姿态。

吴三桂确实没想到这一着。不过，他没有犹豫片刻。不就是把顶发剃掉，脑后梳一条猪尾巴似的古怪辫子吗?不就是穿上那身难看的蛮服吗?他已经抛弃了帝国，抛弃了父母，抛弃了名誉，他还在乎这几根头发吗?!他已经不再在乎什么了，不坚持什么了，就是把自己出卖给魔鬼，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事实上，他已经这样做了。

在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吴三桂头顶上的一缕缕头发，飘落到地上。

心理学家说，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满洲人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所到之处，坚决要求被征服者剃发改服，即使逼得这些人再度反抗也在所不惜。而许多本来已经投降的汉人，仅仅因为保住自己的发式，却再一次选择了死亡。因为双方都明白，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改变，这实际上是为精神举行的葬礼。这种改变，意味着彻底放弃了人格独立，彻底放弃了价值体系，把自己变成异类。

吴三桂的精神世界终于放弃了最后一点依托。不过这样也好，现在心里已经了无挂碍，他反倒获得了解放，从此吴三桂可以任凭自己胸中的贪婪、欲念、仇恨，痛痛快快地肆意流淌!

多尔衮终于同意出兵了，吴三桂现在已经是他的掌中之物。不过，他依然从容不迫。为了保存八旗兵的实力，他命令吴三桂为先锋出城去冲击敌阵。这样，既可以检验吴三桂的诚意，又能目睹大顺军的实力，以便他随后实施有力的突击。

吴三桂只能从命了。他现在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条狗，那么，就像狗那样地去卖命吧!

吴三桂的人马出城了。四月二十二，从早上到晚上，他率领大军冲锋陷阵，连杀数十阵。清人彭孙贻在《平寇志》中这样描述道：

三桂悉锐鏖战，无不以一当百。自成益驱群贼连营进，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左右奋击，杀贼数千。贼多数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贼众(三桂)兵寡，三面围之。自成挟太子登庙岗观战，关宁兵东西驰突，贼以其旗左萦而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

战场上的吴三桂永远是无与伦比的。只是现在，他只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叛徒而已。

一一

法国传教士白晋在他所着的《康熙帝传》中说：“事实上，鞑靼人(满人)在征服帝国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洲人去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

吴三桂就是这些“最勇敢”的汉人中“最杰出”的一个。事实上，在大清取得江山的过程当中，平西王吴三桂在所有的将军中出力最多，功劳最大。一旦弃了道义信条，同胞的生命，在他眼里就成了一具具成全自己功绩的道具。出于一种特殊的心理，面对自己的同胞，他比满洲人下手还黑，手段还残暴。这里面也许掩藏着这样一个心理学的真实，那就是，这类举动正是为了掩饰吴三桂内心的负罪感、恐惧感和痛苦。

四月二十三，山海关大战后的第二天，吴襄在永平范家店被斩首。四月二十六，吴家满门三十余口在北京二条胡同被杀光。

虽然早已知道这样的结局，但是当他面对眼前到处僵卧的亲人尸体时，吴三桂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心理刺激。亲人的血，湮灭了他最后一丝犹豫和顾虑。他已心硬如铁，没有什么可以再软化他。从山海关之战以后，他像发疯一样对李自成穷追不舍，终于在望都和真定之间追上了。一场昏天黑地的厮杀之后，李自成扔掉所有辎重妇女，狼狈逃走，陈圆圆终于又回到吴三桂手中。

这是吴三桂用一个家族的性命换来的女人。

击溃了李自成，他马不停蹄，他迎击降清复叛的姜襄，鏖战榆林叛将刘登楼，败明宗室朱森釜于阶州，败农民军将领王永强于同官，平定陕西，攻取四川，收复云贵……他的马蹄从关外一直践踏到云南，踏遍了大半个中国。没有他的浴血奋战，大清绝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夺取江山。这一系列战役，许多是硬仗、恶仗、死仗。他曾多次陷入绝境，生死悬于一发，凭着不屈不挠的斗志和运气，他才一次次和死亡擦肩而过。吴三桂一生中最激烈的战斗是为满洲人打的。为大清朝，他真的做到了舍生忘死。这一系列战役充分反映了吴三桂作为一个军人的杰出素质。从单纯的军事观点看，许多战役也许能成为军事经典。吴三桂的判断力、决断力，意志品质的坚定性、持久性，战略战术上的创造性，在此过程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虽然屡获大捷，吴三桂并不敢居功自傲，仍然是每战身先士卒，躬履行间，战战把头别在腰带上浴血搏杀。吴三桂知道，为大清作战和为大明作战不同，作为一名叛臣降将，他在满洲人面前总有点伸不直腰，抬不起头。他只有豁出性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忠勇，才能赢得清人的信任，才能在清朝的权贵中站稳脚跟。

顺治十七年(1660)，在为满洲人卖了十七年命之后，吴三桂终于获得了他的报酬，吴三桂被封藩云南，位享人臣之极。

然而，虽然满洲人授予他高官显爵，吴三桂还是时时处处觉察到了他们的防范心理，觉察到了他们目光中隐藏着的一丝轻蔑和不信任。

谁让他吴三桂是一个降臣呢!面对满洲人那外松内紧的满汉分野，对汉人将领处心积虑的提防措施，吴三桂并没有过多的抱怨和愤懑。他天生是个行动人物而不是观念人物，他不会让这些没有任何积极效果的情绪占据他的理智空间，浪费他的心理能量。现实主义是吴三桂的坚定指南。他考虑的是如何采取下一个行动。

一二

吴三桂是追着永历的足迹来到云南的。

明朝虽亡，可是朱氏子孙一直没有放弃恢复的努力。明朝的残余在江南又建立了南明政权，在帝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可惜这个小朝廷还是改不了窝里斗的老毛病，成天价忙于争权夺利，结果被清军追得整日东逃西窜。追得南明的永历皇帝经常是饥肠辘辘，卧不成眠，偶然讨得一碗饵块炒青菜，也要称之为“大救驾”。最后，被追得走投无路，逃入了蛮荒炎热的缅甸，才算保住了一条命。

看来永历皇帝只能在缅甸无声无息地死去了，满洲人终于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可吴三桂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只有擒杀永历，才能彻底证明自己的忠心无二。

吴三桂对永历皇帝个人并无好恶可言。作为昔日的明臣，他对这位故主的后裔也并非没有恻隐之心和抱愧之意。大明朝没有任何对不起吴三桂的地方，有的只是高恩厚德，他前半生的功名地位都是大明所赐，可是他回报的却是对明朝后裔的无情追杀。不过，既然做了恶人，就做到底吧!现在，他就要借昔日恩人的头颅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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