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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焦点人物吴三桂被误读的真实人生


发表时间: 12/2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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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焦点人物吴三桂被误读的真实人生


作者:张宏杰

清人所绘吴三桂坐姿像

述说明末清初的历史离不开一个重量级人物——吴三桂。在民间传说中,被封为平西王的他是一个“冲冠一怒为红颜”、将清兵引进山海关的大明王朝背叛者,吴三桂一时间也成了“汉奸”的代名词。他与陈圆圆之间的爱情故事也多被文学作品演义。重重的历史迷雾令今人无法看清吴三桂的真面目,本文试图为读者还原吴三桂的真实人生。

把吴三桂从繁体字的杂乱掩埋下发掘出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当我的目光一层层刷去吴三桂躯体上的泥尘之后,当他的灵魂像兵马俑一样艰难地从黄土中展现轮廓的时候,我的心便和他的灵魂一起痛苦地痉挛了。这些考古家手中的珍物啊,当他们走过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有着和我们异样,然而又能共通的悲欢。那欢乐,是千锤百炼后的抵达和黑夜掩盖下的放松,是曲曲折折的释放和矫揉造作的皈依。而那痛苦,却是巨大张力下的血淋淋的撕裂与麻木,是浓黑的夜的泪水。这种泪水,可以毒杀任何一种生物,只要它是上帝所创造。无论如何,陈迹已经腐败,又通过树的汲取,进入我们的躯体。无论如何,这一派风景已经在历史上写下,能否观赏要看我们的悟性。

明崇祯十五年(1642),吴三桂三十一岁。这是一生中最挺拔亮丽的年华。就在这一年,他第一次面对了从未经历的精神重压。

这一年三月,明朝和满洲之间的最后一次关键性战役——松锦之战尘埃落定。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军土崩瓦解,锦州陷落,洪承畴被俘。大明王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宁锦防线终于被撕破。宁远,成了大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最后一座堡垒。

继洪承畴之后,三十一岁的吴三桂统率辽东兵马,成了宁远城的最高军事长官,成了明帝国风头最劲的将领,也第一次成了明清两朝大角斗中的焦点人物。崇祯皇帝和皇太极的目光分别从北京和盛京而来,聚焦在他身上。来自东西两边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关系的压力和吸力,揉撕着他。西面,是前途黯淡的祖国和家园。那里正处在分崩离析前夜的紧张慌乱之中,幸亏山海关那高大厚实的城墙,把饥民的呻吟和叛军的呐喊声严严地挡住,让他享受片刻清静。而东面,三百五十年前,坦荡而蛮荒的辽东平原上,尖声嚎叫着的满洲人潮水般一波比一波汹涌地扑来,冲刷得宁远城摇摇欲坠。

越来越多的人投向满洲,像洪水浸泡下不断崩塌的堤石。其中包括吴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将,这座宁远城原本是他们把守。祖氏三兄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祖逖,那个志在恢复中原的东晋英雄。他们在辽东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并且相继栽培和提拔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及吴三桂本人。不过,现在,他们不再提及自己那位著名的祖先,他们写来亲笔信,替满洲人劝降。这些信件娓娓说明,饥荒和寇贼的侵蚀下,大明朝千疮百孔,气数已尽,识时务者为俊杰。随信而来的,还有皇太极的敕书,那上面写明,满洲人许诺给吴三桂的官职远比崇祯皇帝给的高。

可是,官职再高,毕竟是满洲人的。“投降”这个词,即使是在吴三桂脑海里转一下,也火辣辣的,烫得他的神经不舒服。他吴三桂,怎么能和叛变投降联系在一起呢?

自视颇高的他无法接纳这个肮脏的字眼。天朝和异族,从来是两个相互消解的世界。从敌人那里得到的越多,标志着丧失得越多。满洲人给他的地位再显赫,也无法抵偿投降使他付出的人格代价和名誉损失。如果那样,他将日夜承受舆论造成的心灵重压。

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漫漶而无序的世界截然不同,穿过三百五十年来的时空,在关东这片土地上(那时候,这片土地上到处覆盖着不修边幅的森林和无边无际的野草。人类只是在这野蛮豪放的土地的胸膛上,侵蚀出几小块难看的疤痕,作为城市和屯田。整个情景就像皮肤病初起时的症状),放眼四望,所见到的世界却是清晰、坚固、完整的。那是约三百五十年前的先人们心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来有源,去有迹,结构严谨,雄伟壮丽,一目了然。这个世界由儒家的伦理纲常所支撑,几千年来不断有智者为其修补加固,使其成为一处绝好的精神家园。每个人一出生就已被规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个灵魂都可以在这个宏大坚固的庇护下安全而慵懒地憩息。这些灵魂都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刀剑相逼,不会另寻他路。

在这个世界里,生命并不属于自己。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生命是祖先的恩赐,它附属于父母和家族。所以,一个人生存的目的,乃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业,延续家族的血统,使之不致断绝。这种责任重于个人的生命利益。这种思维大而广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家族,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扩展。皇帝就是全社会的家长,他因上天的授权而享有至高无上的宗主权,普天之下的一切都被标上皇家的产权,阳光雨露都是皇家的恩典:恩命、恩旨、恩诏、恩赐、恩赏、恩赦、恩准、恩科、恩除、恩俸。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社会成员的一切行为,必须基于两条基本准则,那就是对皇帝的“忠”和对家长的“孝”。这是协调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宝,如果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把这两种品质充分发扬光大,一切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治理天下的要诀即是充分培养鼓励人们的忠孝品质。一个朝代如果覆亡,那么,作为本朝恩典的主要享受者的社会上层成员(包括官员和士人)就有义务为他的恩主尽忠殉国(这是光荣的选择),至少也应归隐山林,不再为新王朝服务(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在某种意义上,“忠”和“孝”已经脱离道德规范的范畴,而上升到价值本体的层面。叛徒、投降者、贰臣,他们背叛的不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个世界。他们注定要被世界所抛弃。

翻检图书馆里整架整架发黄的史书之时,我惊异于历朝历代忠臣烈士的数量,他们总是于王朝板荡之际集中出现,史书作者总是不得不为他们那些近乎雷同的事迹留出大量篇幅。他们的多数是在并无切身危险的情况下安然自裁,有的还同时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甚至于贴身仆人,常常是阖门自焚。他们用这种残酷的自杀方式,为自己的精神生存赢得空间,并因此获得精神上的自足感。这是他们完成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使命的最完美选择。

吴三桂似乎比别人更有理由效忠于大明朝。

在大明朝,吴三桂是朝野闻名的孝子良臣。他甚至可称得上是这个世界的道德楷模。这起因于一件意外事件。

那是天启末年的事。那一年吴三桂刚刚十六岁,还是个半大孩子,正在舅舅祖大寿的指导下学习武艺,父亲吴襄是祖大寿手下的一个总兵官。那一日,吴襄带领五百名士兵出锦州城巡逻,在辽西荒凉的白山黑水间,例行每天的公事。不过,这一次事出偶然,在城外几十里处,吴襄和皇太极率领的四万满洲兵遭遇。皇太极为什么带领如此庞大的军队出现在这里,史书未有明确记载,不过吴襄的境遇却可想而知。吴襄急忙撤退,但在锦州城几里之外,还是被如狼似虎的满洲兵团团包围。吴襄带领这五百人左冲右突,无济于事,全军覆没看来是唯一可能的结果。

祖大寿闻讯,带着外甥吴三桂登上城楼观战。两人都心急如焚,吴三桂一遍遍催促舅舅发兵救援。可是锦州城里只有三千守兵,坚守尚且不足,何谈出城救援。无奈之下,祖大寿只好硬起心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

我们无法确知十六岁的少年吴三桂的心理感受,无法确知他的举动是出于父子情深(吴三桂和父亲的感情真的很好,这在那时是并不多见的情形),还是少年人的热血冲动。总之,在祖大寿未加注意的情况下,少年吴三桂带领二十几名家丁驰出城门,杀入了四万满洲兵的重围之中。皇太极此时想诱明军出战,但是这二十多人的队伍却大出他的意料,这个精明雄武的满洲首领不知道明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少年吴三桂此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凭着一股血气,带领着二十多名家丁,居然如入无人之境,杀到父亲身边,把吴襄从目瞪口呆的满洲兵中带了出来。皇太极怀疑明军有诈,下令兵丁不要追杀,听任吴三桂父子逸去。

这个传奇性的遭遇,给吴三桂带来的是一生受用不尽的声誉资本。在文恬武嬉的大明王朝,这个十几岁的孩子的孝勇之举立刻遍闻天下。连皇太极也对这个后生赞不绝口,称他为“好汉子”,并不无遗憾地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在以德治天下的社会,对人的道德自觉非常重视。父子人伦,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从一个人对父母的态度,可以推断他对别人对帝国的态度。“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成了当然的逻辑。当吴三桂带着一身血水汗水杀回锦州城之后,祖大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儿不忧不富贵,吾即题请封拜。

之后,吴三桂高中武举。再之后,仕途一路坦荡,年仅二十八岁时,就做到了镇守一方的宁远总兵,成为青年将领中的翘楚。在仕途的攀升过程中,他比谁都更深切地感受到道德资源对一个人社会成就的巨大推动作用。吴三桂十分珍重自己忠臣孝子的社会形象,他习惯于围绕这个形象设计自己的行动。在父母面前恭谨体贴,在朋友圈里轻财好士,在百万军中英勇无双,吴三桂知道社会对他的角色期待,也尽心尽力地完善自己的社会角色。年仅三十一岁,吴三桂即已被破格提拔为辽东提督,总领关外军事,社会对他的回馈不可谓不厚。大明朝对他确实高恩厚德。

确切地分析吴三桂选择中的道义原则和现实利益的比重,也许是不可能的。不过,最后的结果是明确的,他拒绝了舅舅的建议。此举很快就为朝廷所知,并进一步丰厚了他的道德资本。不过,从以后的叙述中我们会得知,吴三桂的这一选择并不轻松。

大明朝就像一辆沿着下坡奔向悬崖的马车,所有的势能都指向一个万劫不复的终点。这些势能是此前的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它的最后一任驭手——崇祯皇帝竭尽心力的努力看起来更像一个苍白的手势,于事无补。相反,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垂死挣扎,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

大明朝的问题不在于遍地的水灾、旱灾、蝗灾,不在于四处蜂起的盗贼,也不在于几位奸臣或昏君。这些只是表象。在这一切的背后,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精神支柱已经腐烂了。

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那样重视名教纲常。半文盲皇帝朱元璋,本质上是一个精明的、讲究实用的农民。他在马背上夺取了天下,又以他那典型的农民式灵感发明了八股文,发明了《大诰》,发明了《皇明祖训》。他的努力指向一个方向:把天下人的头脑装进儒教纲常的保险箱,让社会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条之下永远平稳运转。

儒教的价值,在明朝被张扬到了极致。孔子在明朝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每个读书人都必须死记硬背四书五经,每个乡村在朔望之日都必须集会听老人们宣讲圣道。这个朝代的读书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善于引经据典,这个朝代树起的贞节牌坊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每个年代,总有一批批大臣因为谏举皇帝不符祖训的行为,和皇帝据理力争较劲到底,被廷杖被流放被杀头,光荣地登上忠臣榜。

可是也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后期那样,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空前低落,人们的精神生命空前萎缩,社会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之中。

名教纲常的道德约束作用,因为朱氏家族的透支使用而遭到严重损害。事实上,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的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它只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它也许能激起社会动荡时期的某种道德狂热,却不适宜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调节器。

在明朝以前,儒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软约束发挥作用,而在明朝,这种软约束越来越硬化,这就使这一伦理标准陷入了困境。由于操作上的难度,它实际上成了一种伪标准。人们有充分的智慧,来解决道德高压和自然欲望间的矛盾。他们一方面通过伪饰行为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背地里则是心照不宣地沉沦在道德禁区里,享受矫枉过正的物质欲念的满足。道德价值的过分张扬,最终结果却是整个价值体系被削弱扭曲和人欲中卑劣丑恶一面大放纵大宣泄。

随便举几个例,便可以把上述论证落到实处。嘉隆以来,整个明朝陷入奢靡淫纵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个阶层都沉陷于自然人性的放纵之中。在民间,金粉气息充斥于大街小巷,狎妓征歌之风遍及每个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画,色情文学成为民间文学的主流。在社会上层,这种风气更为炽盛。宪宗成化年间,内阁首辅万安因进献房中术而得到宠信,朝中执掌风宪谏诤的大臣,居然也争献媚药秘方。

有人说,明中后期是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阶段。这是一种善意的误解。明朝社会的晚期,人性的约束实际上固然已经废弛,但人们并没有公然宣称人的觉醒。人们生活在犯罪感中,虽然狂纵不羁,但是正统的社会价值依然是心中的认同。这只能导致人们精神的委顿,导致人们强烈的务实倾向,回避任何实质上的崇高。

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恐怕还是末代皇帝崇祯在诏书中亲说的: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如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征收钱粮先要克扣),完正额又欲羡余(帝国规定之外又要私自征收)。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一有建设工程,就乘机中饱私囊)。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判案)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不给贿赂),则敲扑任意;囊橐既足,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餍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清·计六奇撰《明季北略》卷十三)

不得不佩服这位末代皇帝的清醒、洞察力和勇气,还有不错的文笔。可惜仅仅描述症状无济于事,没有哪位名医能挽回大明朝的抽心一烂。

在三纲五常的覆盖之下,整个社会成了一盘散沙。由于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人格标准,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表象之下是人们之间的深刻不信任。人们因为对自己不抱信心,所以对他人也失去了信心。皇帝信不过大臣,上司信不过下属,朝中大臣信不过外面征伐的武将。一遇大事,廷议经常是经月不决,大家都怕承担责任,都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

即使是忠心自矢的人,也总笼罩在人们的怀疑目光之中。

整个明王朝后期最杰出的军事领袖袁崇焕,因为满洲人一个并不高明的反间计,被崇祯皇帝活活剐死。继袁崇焕之后,又一个最有才干的将领洪承畴,也是因猜忌怀疑被推进了身败名裂的厄运之中。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按正规途径升入社会上层。不过和一般读书人不同,教条化的儒教灌输模式并没有毁坏他的思维能力。他通达权变,冷静务实,办事能力极强。崇祯初年,陕西农民军震动天下,官军望风而逃,洪承畴受命前往镇压,六破李自成军,俘获起义军首领高迎祥,给农民军以毁灭性打击。陕西战事初平,关东形势吃紧,崇祯皇帝又征洪承畴总督辽东军事。洪承畴总结前几任辽东军事长官屡战屡败的教训,制定了稳扎稳打的战略,针对满洲人羽翼已成、实力颇丰的现实,决定采取屯田久驻、步步为营的策略,逐步把满洲人赶回老家。应该说,这是当时情势下唯一现实的策略,也是明朝在明清角逐中最大的一个胜机。可惜洪承畴这个战略构想遭到朝廷的激烈反对,性格急躁的崇祯和那些精通小楷和八股的官员们一致主张速战速决,他们认为天朝大国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异族,实在是一件奇耻大辱。指责洪承畴怯懦畏缩、糜饷老师的奏章一件接一件地递到皇帝面前,皇帝则派出一个又一个太监到前线监军,谕旨里流露出愈来愈明显的怀疑和杀机。被逼无奈的洪承畴仓促出战,结果是全军覆没。洪承畴不是败给了满洲人,他败给的,是自己的同胞。

吴三桂是洪承畴辽东遭遇全过程的见证人之一,他亲眼目击了洪承畴在内外夹击下走向覆灭,这令他胆寒不已。和每个处于历史大情节之中的人们一样,他并不能清晰洞见情节的转折点,但是他每时每刻都能感到充斥帝国的死亡气息。这个帝国就像一艘庞大而破烂的大船,在风雨飘摇之中,不知还能支撑多久。

他吴三桂,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吴三桂,为什么非要用自己的新鲜亮丽的生命去做这艘破船的殉葬?

即使隔了三百年的历史烟尘,吴三桂的生命光芒依然能穿透文字的覆盖,明亮我们的视野。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欲望、才华、能量的生命,上天赋予这个生命那么多优越之处,似乎并不是为了让它满载着遗憾消殒。

吴三桂堪称美男子。祖籍江苏高邮,弥漫着水气的杏花春雨的江南,吴三桂本人却是在风霜凛冽的辽东长大。江南的水气和塞外的长风同时融进了他的气质。吴三桂的外表兼具北雄南秀。在白皙的面庞上,两道爽朗的眉毛和一条挺拔的鼻梁,十足地挑起了男子汉的英风飒气。更引人注目的是,眉宇间那股端凝沉稳之气,竟如深潭静水,潋滟袭人。

三百年前的文字是这样记载的:

三桂巨耳隆准,无须,瞻视顾盼,尊严若神。

延陵将军美风姿,善骑射,躯干不甚伟硕而勇力绝人。沉鸷多谋,颇以风流自赏。

年少成名的吴三桂曾在北京短暂逗留。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有着传奇经历而又风姿俊逸的他几乎引起了轰动。名公巨卿乃至文人雅士们都以结识他为荣。他兼粗豪与文雅的气质,使名动京师的大诗人吴梅村十分倾倒,为他留下了“白皙通侯最少年”一句。

从儿童时期起,吴三桂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品质。膏粱子弟的他当然同样贪玩调皮,但是在练武场上,他却表现出一般儿童所没有的自律能力和吃苦精神。在长时间单调而艰苦的练习中,吴三桂异常投入,从不偷懒。另一个突出的品质就是争强好胜,从不服输。根据现有资料判断,吴三桂的神经类型极好,智商很高,身体协调性和反应能力均为一流,天赋极为突出。祖大寿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外甥身上的不凡素质,对他极为宠爱,广延名师,悉心栽培。才十几岁,他的一身骑射本领就已十分出众,校场上常常夺魁,在关外军中已小有名气。

唯一遗憾的是吴三桂对读书不太感兴趣。一心望子成龙的吴襄在培养儿子上不惜工本,曾叫吴三桂投在董其昌门下读书,无奈吴三桂实在不是此道中人,吴襄也只好由他去了。好在当时对武将的文化素质要求并不高,武功骑射是衡量武将才干的主要标准。

但是,出众的武功和传奇般的孝勇之名,并不足以解释吴三桂令人目眩的升迁步伐。吴三桂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处世能力。他属于多血质类型,社会协调性极强,善于感知别人的情绪反应。不论什么场合,他都能镇定自若,在战场上,吴三桂表现出的勇气和沉着使他能赢得所有军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场合,吴三桂的沉稳风度使他能永远成为人群中心。吴三桂城府极深,精明机敏,和同龄人相比,他显得成熟许多。年纪轻轻的他在关外上层人物的圈里就有着“轻财好士”的美誉。虽然年纪轻轻,又是名门之后,可吴三桂身上见不到一点纨绔之气,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从无疾言厉色。尤其是对那些地位较低的人,他同样和蔼可亲,一脸坦诚,让人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吴三桂热衷于广泛交游,人有所长,他总是千方百计要与之结识,别人遇到困难,他经常主动慷慨解囊,一掷千金。对于那些身居高位于他的前途大有关碍的人物,吴三桂更是善于攀附,不显山不露水之中每每赢得他们的好感。天启年间,高起潜代皇帝总监辽东兵马,初出茅庐的吴三桂就认这位位高权重的太监做了义父。大学士方一藻巡抚辽东以后,吴三桂很快和其子方光琛成了结拜兄弟。洪承畴经略辽东之后,他又和洪的亲信幕僚谢四新结为至交。所以历任边关大吏无不对吴三桂宠眷有加,他不发迹,还有谁能发迹?

在谦恭谨慎八面玲珑的背后,是他那深藏不露的强烈欲望。在内心深处,吴三桂是一个极为自负、极为自傲的人。自身的出众素质和不断的成功使他对自己的能力极为自信,吴三桂深知自己是个欲望强烈的人,包括功名欲和享受欲。他绝不会把这一生白白放过,他要居高位,享大名,得到天下最美好的女人。他还要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读《后汉书·皇后纪》时,吴三桂不觉掷书长叹:“‘仕宦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汉光武帝刘秀语),余亦遂此愿足矣!”而只要向社会上层攀升,生命价值、个人欲望,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解决。这真是一幅简洁而绚丽的人生图景。

武人吴三桂也许不会去更多地思考诸如生命的终极意义之类的问题,也不会体验到困扰着我们笔端(有时仅仅是笔端)的存在的荒谬之类的后现代痛苦。吴三桂兴致勃勃地沉醉在他的世界中,他的痛苦和欢乐都是古典的、沉重的、全神贯注的,有着埋头走路不抬头看天的性质,因此也具有某种朴素动人的意味。他存在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大明朝这座巨大的山体上尽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着幸福的临近。但是,就在吴三桂兴致勃勃地攀到半山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脚下所踩的原来是座冰山,正在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消融。即使攀爬到最高处,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毁灭,而不是达到永恒的幸福之源。

武人吴三桂在宁锦战役之后,在接连听到关内官军连连战败的消息之后,突然发现了自己原来是站在冰山上。此刻他体验到了存在的荒谬。当然,吴三桂不会用这个词去表述。他只是觉得,他心中那个完整坚固的世界破裂了,名誉、尊严、社会成就和生命欲望,个人价值被割裂成不同的两半。他必须有所取舍。而任何一种选择对他都是一种不能负担的残酷。

一种无可逃避的残酷。

和烂熟的大明王朝相比,那时候的满洲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标准化的伦理构架。满洲人更多的是凭借体内原始的热情和冲动生活着。他们大致知道些《三国演义》的故事,知道些忠孝仁义的粗浅概念,可是宋儒的高深理论却不是他们野性未除的头脑所能理解的。所以他们的行为方式更自然,更直接,更灵活,所以这个民族显得朝气蓬勃,锐气十足,效率很高。他们的征服需要汉人的引导,所以他们竭尽全力争取那些有才干的汉人,执着而真诚。

祖氏三雄一直是他们争取的目标,满洲人因为受到祖氏兄弟的有力打击而敬重他们。满洲人听不懂忠干天地义动云天的神话。在部落的争战中,狡诈、残忍、背叛都不是罪恶,而是生存的方式。弱的服从强的,失败者归顺胜利者是理所当然的事,投降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应该说,他们不能完全了解他们的诱降给这些汉人带来的心理伤害。

崇祯四年(1631),皇太极在一次战役中俘获了祖大寿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他赐给他们房屋土地,并以此为诱饵招降祖大寿。祖大寿不为所动。

崇祯五年(1632),皇太极围祖大寿于大凌河城。三个月后,城中粮竭,祖大寿和皇太极订下城下之盟,率队出降。皇太极大喜过望,厚赏祖大寿,为了表示对祖大寿的充分信任,命祖大寿为前导,带兵攻取锦州。不料在锦州城下,祖大寿甩开大队人马逃入城中。皇太极的胸襟、气度和精明借此机会表现出来,他“命达海传谕慰诸降将(和祖大寿一起投降的其他将领),大寿诸子孙赐宅以居,厚抚之”。

七年之后,皇太极又一次俘获祖大寿。这一次,祖大寿自度不免一死,皇太极却依然不屈不挠地争取他。出于对明朝的失望,对子孙前途的考虑,还有对这位满洲首领人格力量的屈从,这一次,祖大寿低头了。

皇太极明白他的成功不仅仅是招降了祖大寿,更重要的是,他用这一举动在汉人将领中建立了信任。他知道他的付出将会得到巨大的回报。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后来越来越多的汉人的归降,满洲人夺取天下将是一个虚妄的梦幻。

洪承畴刚刚被俘的时候,也曾经一门心思尽节殉国,在满洲人的监狱里蓬头赤脚,日夜大骂,只求速死。可是皇太极一点也不生气,供给洪承畴精衣美食,细心照顾,不断派人去劝降,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他亲自到监狱中去看望,看到洪衣服单薄,解下自己的貂裘大氅给他披上,并且问道:“先生得无寒乎?”洪承畴瞠视久,叹道:“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

洪承畴不是腐儒,清和朱明之间的上下优劣,明眼人一目了然。在和满洲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亲身感受到了这个民族大有前途,必将取朱明而代之。而使他最后下了投降决心的,还是这个满洲统治者不可抵御的个人魅力。

吴三桂简直不能相信洪承畴会投降。而相信之后,他却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

洪承畴是在朝衮衮诸公中吴三桂真心敬重的人物之一。对于读书人,吴三桂的心理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对这些人嘴里那些深奥的道理敬畏有加;另一方面,这些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人,办起事来却往往让他诧异不已。这些人办正事迂腐天真,可是捞起钱来门道比谁都精,钻营起来脸皮比谁都厚。遇到树名邀誉的机会争先恐后,到了拿章程做决断的时候却言不及义,纷纷推诿。满朝大员,率多此类,吴三桂以为,帝国就是在这些人手里败坏了。

不过,洪承畴和他们不一样。这位大帅外表也一样的文弱,可眼神中却有股通透沉静之气,那是胸中有城府有见识有块垒有操持的沉静。这位文章学问名满京师的学士,并不是那种只能纸上谈兵的书呆子,他放下毛笔跨上战马,就把大名鼎鼎的李自成打得只剩下十八骑败走商洛。吴三桂觉得,书上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读书人就应该是这样,内圣外王,下马能文,上马能武,这才是受了圣人之教,得了圣人之道。对这样的人,吴三桂从心底里佩服,他们才是天地正气之所钟,帝国希望之所在,虽然满朝昏昏,但只要有几个这样的大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明朝就有希望,老朱家的气数就不会尽。

松锦陷落之后,人父都做好了悲痛的准备,等待着洪承畴殉国的消息传来。毫无疑问,又一个崇高的身影将走进祭坛,做孔孟之言的悲壮殉葬,和苏武、岳飞、文天祥们一起享受后代的崇敬眼光。也许还会有《正气歌》之类的作品留下来,成为千古名篇。崇祯皇帝甚至已经在北京为洪承畴立了祠堂,设了祭坛。

可洪承畴居然就投降了。道德文章的这位光辉代表转眼就成了丑恶的叛徒,一夜之间,就从高耸入云的道德殿堂坠入精神地狱。这个角色转换也实在太迅速了,实在叫人难以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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