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能够与之交流沟通的中国专家学者，都是中共当局豢养的一批寡廉鲜耻的御用专家学者，外国人从这些人那里了解到的都只能是和中共当局完全一致的观点和被扭曲了事实“真象”以及被中共当局伪造或篡改了的统计数据。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外国人是完全没有可能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中国通”的结论。

为了证实这一结论，我们来看一看几位世界著名的外国“中国通”，他们对中共、中共领导人、中共政权和中国大陆的社会现实的认知与真实情况究竟有多大的距离。

费正清（以下简称为“费”）——这位号称全球最权威的第一号“中国通”；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该中心研究的重点是中国）的创始人，美国和西方的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这人大都被称或自称为“中国通”）都出自他的门下。

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为了撰写有关中英关系（费在哈佛大学毕业后到剑桥大学攻读外交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曾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呆了四年，还一度在清华大学任教。他在北京期间结识了中国的许多左翼知识份子，诸如：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梁思成夫妇等，这些人的左倾思想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他对待中共、国民政府以及双方领导人的态度和看法。

二战爆发后费应召参加美国情报机构，于1942年9月费再次来到中国从事情报和外交工作，在重庆工作了一年多，后来又于1945年10月他第三次来华担任美国新闻处驻华办事处主任，不到一年便回哈佛任教去了。

这三次来华工作、生活的经历，使他目睹了国民政府当时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而存在的种种弊端（他把这些因历史和现实原因而产生的弊端，有失公允地完全归咎于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而在他与包括周恩来、叶剑英等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短暂接触的过程中，他被他们的假象和花言巧语所蒙骗，他把中共看作中国未来的希望。

这三次来华使他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致他的门生柯克说他：食亦中国、饮亦中国、寝亦中国。

后来费回哈佛任教，并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此后费又在哈佛成立了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东亚研究中心”，尽管费花了毕生的精力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并在世界上博得了全世界最权威的一号“中国通”的名声。然而由于本文前述的原因。费对中共及其领导人、国民党及其领导人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看法与真实情况却相差十万八千里。

费作为一个公认的世界上最权威的一号“中国通”，他对中国事务的错误判断（当然还包括马歇尔、史迪威以及美军驻延安观察小组等成员对中国事务的误判在内）[2]，误导了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致使在国共内战的关键时刻，杜鲁门政府作出了抛弃国民政府的决定，停止继续援助国民政府，导致中国大陆迅速被以毛为首的中共当局占领。使中华民族从此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至今仍未穷尽的深重灾难。

直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政府才如梦初醒，才看清了以毛为首的中共甘当斯大林的走卒，企图赤化全球的狼子野心，才意识到自己被费这些“中国通”们所误导，悔不该当初抛弃了国民政府，于是才连忙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共当局“解放”台湾。这才有了台湾在蒋介石、蒋经国和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使台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取得了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此后又逐步取得了走向民主宪政这样辉煌的成果。而台湾的这一切巨大成果都是在早在1943年就被费看作“统治气数已尽，民心尽失”的蒋介石父子、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取得的。

费仅凭二战期间两次到中国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的短暂接触，和1946年6月初到张家口中共控制区六天的访问，便轻易地被中共当局制造的假象和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共领导人单方面的花言巧语所忽悠，便轻率地作出与事实真相大相径庭的错误判断：他把靠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金钱和支持建立起来的中共看作是中国国内的形势催生出来的，是不依赖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他把利用共产革命的招牌，一心要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一人一党独裁的共产极权统治的中共立党的目的，看作是“着眼于农民渴望改善经济状况的基本要求，着眼于千百万人处于苦难之中的紧急状况”；他还把这个从建党之初起，就为争权夺利充满血腥内斗的中共，看作是“每名党员都把为群众服务和忠于党当作自己的信条，没有自己的私心杂念，这种大公无私的美德使中共领导人具有指导政府的信心，而共产党政权得到民众的默认”。他因此“建议美国政府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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